8.互联网历史学
深化互联网的研究，还应当关注互联网本身的历史，包括互联网发展史、网站史、网页史，互联网使用的社会史，互联网文化形态的变迁，等等。
“互联网历史学”(internet historiography)和“网络历史学”(webhistoriography) 是国际传播学界方兴未艾的话题。丹麦学者Niels Brügger (2012，2013)一直致力于互联网历史和网页历史的研究。他在一篇2012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在互联网研究领域，对“网络历史学”（webhistoriography）应该加强重视，因为不论是从什么理论角度研究互联网，互联网历史的研究都是重要的先决条件。2017年是在互联网历史研究上格外有意义的一年。先是《若特里奇出版社互联网历史手册》Routledge Handbook of Internet Histories (Goggin and McLelland, 2017) 的出版，继而是英文国际期刊《互联网历史：数字技术、文化与社会》(Internet Histories: Digital Technology, Culture and Society)在2017年创刊。《互联网历史》杂志主编和《互联网历史手册》主编分别在他们的导言里，提出互联网历史的书写要重视互联网历史的多样性(histories)和全球性(global)。
《互联网历史》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什么是互联网？互联网在哪里？重新定义互联网历史》提出，对互联网历史的研究，首先需要重新定义互联网（Abbate, 2017）。所谓重新定义，是因为现有对互联网历史的研究，大多侧重互联网的技术层面，如硬件、软件，而这个层面的互联网历史叙事，则一向是以美国为中心，互联网的发展史，往往被叙述为从美国向世界各地扩散的历史。文章作者Abbate (2017)认为，互联网的历史还可以定义为“内容和社会实践”(contentand social practice) 的历史，也可以定义为“本地经验”（locally situated experience）的历史。如果这样来定义互联网历史，那么互联网的历史将是多样性的、地方性的，因使用者经验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互联网的历史书写，理应体现中国的历史性和社会、文化、政治等特征。这在从事中国互联网历史研究的学者中，应该说有一定的共识。前面提到的胡泳、陈秋心对“舆情”概念的历史分析，就是一个好的例证。王洪喆（2015）对媒介技术的历史，尤其是计算机在大陆发展历史的研究，也是互联网历史书写的重要成果。他的分析说明，中国电子信息工业和计算机发展，在冷战语境下和改革初期，如何表达了乌托邦自动化的美好愿景，而同时又是生产的工具和阶级政治的中介。
2016年，意大利学者Gabriele Balbi与中国学者陈昌凤、吴静为《互动：传播与文化的研究》(Interactio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 Culture)杂志编辑了一期“中国媒体历史”的专辑。三位编者在专辑导言里提出，“召唤（新的）中国媒介历史，”其中新的部分，即包括对计算机、互联网和手机历史的研究(Balbi, Chen, and Wu,2016)。该专辑中主要谈互联网的文章是意大利学者Bahroun（2016）的“重写中国计算机媒介的历史，1990年至今”。Bahroun (2016)认为，迄今为止关于中国互联网的历史，大多只关注技术以及技术如何影响社会，忽视了用户，因此应该强调用户层面的历史，用户才是互联网信息交流与传播的核心（Bahroun, 2016）。他认为人们习惯称之为网络空间的互联网，实际上乃是一种新的写作和阅读，网民在网上的行动并非真正的走动，而是读、写、发帖，因此他在文章中提出从符号学角度书写中国互联网历史的可能性。
在当代历史写作中，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普通人的记忆，是一种下层历史书写的形式，可以弥补官方“正史”的空白。互联网发展的历史，还有其独特的记忆方式：网站上的发帖，一经发出便成为网络历史的一部分，成为天然的网络历史“档案”。大量消失和关闭的网站，也同样留下许多可追寻的痕迹，比如散落在论坛里的网民对网站的个人回忆等等。这些材料成为网络历史研究的“档案”。杨国斌和吴世文（2017）即将发表于《新媒体与社会》（New Media & Society）的英文论文“追忆消逝的网站”，在这方面做了初步探索。中国的互联网空间有大量的网站不断关闭或消失，网友对其中有的网站，常常在网上表达深刻的记忆和怀念。文章发现，通过对这类怀念文章的分析，讲述消逝的互联网的故事，亦是挖掘互联网历史的一种可取的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