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为探索中国高速发展实践背后的理论之谜，践行当代经济学基金会“鼓励理论创新、繁荣经济科学”的宗旨，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于9月11日举行主题为“四十年中国奇迹：经济学理论探索”的闭门研讨会。
本文为文一教授的发言。主题为“中国崛起的秘诀与挑战”，中国崛起无疑是人类历史上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壮观的全球性历史事件。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关于经济发展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却无力解释中国的崛起。我认为只有彻底重新阐释被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所误读的工业革命和西方崛起的历史，才能真正解释中国的增长奇迹，以及为什么中国义无反顾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与此同时，中国从一个贫穷积弱的农业社会向工业超级大国的惊人转型所蕴含的“发展政治经济学”逻辑，不仅从一个侧面深刻揭示了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缺陷，而且也为非洲难以逃离的贫困陷阱，拉丁美洲失去的年华和不断滋生的债务危机，19世纪的大分流和欧洲的异军突起，以及貌似神秘的英国工业革命本身提供了新的更加深刻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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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对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和对中国为什么能够崛起的不同看法。我的题目是“中国崛起的秘诀与挑战”，副标题是“新制度经济学批判”。我要做一个声明，这只是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的立场没有任何关系。
现在整个地球都感受到这么一个巨人突然出现在工业化地平线上所造成的巨大振动。这是一件震撼当代人类历史的大事件，而这个震撼还远远没有过去。它究竟是好事、坏事？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认为是坏事，因此想要阻止它。无论是好是坏，在我看来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它对整个人类21世纪和以后的经济发展，包括文明进程和地缘政治格局，带来的影响不亚于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的人口是千万级的，中国却是以十亿级的人口规模来开启工业化的。英国工业革命至今不过使13%的世界人口（包括欧洲、北美、日本、亚洲四小龙等）进入完全工业化的状态，而中国仅仅自身完成工业化就会使世界工业化人口变成目前的2.5倍，何况它还会拉动其它国家的工业化，给非洲、拉美、亚洲、甚至欧美发达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增长机会。
第二，欧洲从中世纪晚期开始迅速崛起，到现在是500多年。虽然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和潜力还远没有到顶，但是中国已经在过去40年走过了欧洲花了近500年间走过的道路和许多工业化关口。这大大加速了整个人类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进程。
第三，我们没有完全模仿西方的增长模式。所有工业化的欧洲国家还有美国、日本，当年全是靠殖民、奴役、掠夺和战争起家的，是通过有组织的国家暴力和国家主导的“打、砸、抢”开启工业化过程的。欧洲的工业化依赖于对南美洲的黄金白银、北美印第安人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非洲千百万黑奴的掠夺与奴役，和对东方香料、丝绸、茶叶、陶瓷、棉布和各种手工品市场的全球垄断。他们的工业化是以这个暴力的原始积累为基础的。他们工业化的能源和原材料很大程度上是抢来的、廉价或免费获得的，而中国现在工业化的成本巨大，需要按照目前市场波动价格进口原油和原材料。即使在欧美已经完成工业化以后的二十世纪70年代，还被中东的石油涨价搞得很惨，而中国却要以比他们当年高得多的多的价格进口这些能源和原材料。在这种情况下，以养活这么巨大人口的压力推进工业化，一定是非常了不起的。难怪二战以后全球一二百个发展中国家以和平方式搞工业化，多数是失败的，这个事情背后的深刻原因后面我会详细讲到。
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是在特有的政治制度下取得这些成就和超常增长的。这使得全世界都感到非常吃惊和迷惑不解。以至于很多人，包括很多的中国知识精英，都认为这个奇迹不可持续。这不是因为这些知识精英意识到欧洲美国日本当年是通过国家暴力崛起的，恰恰相反，他们误以为欧洲美国日本是通过“民主、自由、法制、私有产权保护”的市场经济崛起的。因此，这些知识精英认为除非中国能够移植西方现在的政治制度，接受他们的普世价值，其经济发展不可持续。这是我所认识的国内很多知识精英的看法，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断言。
因此在目前很多种解释中国奇迹的理论中，以下两种观点很有代表性，其它很多观点都介于两者之间。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目前为止的超常增长不过是一个强政府利用各种行政资源和初步市场化改革红利，以廉价劳动力、低效率的政府和国企投资为手段，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所制造的一个“振兴假象”。因此根本不可持续。
这背后的原因也就是今天上午许成钢老师讲的，中国历史上几千年都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帝制国家，因此目前为止的短期增长与西方自文艺复兴后的全面崛起有本质性的区别。比如：中国没有西方自工业革命前就实现了的政治制度变革，没有民主、法制、人权和言论自由的传统，没有现代法律体制，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没有资本的和土地要素的自由流动，没有西方式的知识产权，没有真正的技术创新，只能不断复制甚至剽窃西方技术（美国到现在还是这样说的）。一句话，没有一系列当年使得西方产生科学和技术革命的政治、文化、经济、宗教和社会条件。那你这些因素都没有，你怎么可能崛起，你这个崛起如果有的话也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就是一个“振兴假象”。
按照这个观点，中国不过是一个对现代西方文明的蹩脚的、拙劣的、虚伪而不踏实的模仿者而已。中国至今仍然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官本位，和裙带资本主义就是很好证明。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开始出现另外一种貌似相反的第二种观点。这个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是向历史的自然回归。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先进文明，至少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1800年领导世界文明近2千年，而且是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体系，只是到了英国工业革命时才开始落伍了。因此，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决定了它再次崛起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中国不过沉睡了200年而已。正如拿破仑所说：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觉醒就会再次震撼世界。
在我看来，以上两种观点（尤其是第一种观点）都经不起推敲，都很欠缺。
首先，一个缺乏正确激励机制，有效社会管理体制和包容性开放经济结构的国家是不可能在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保持四十年高速增长，目前为止避免了贯穿整个欧美工业化历史的不断的金融危机，从一个贫穷积弱、一盘散沙的农业国迅速转变成为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中心的。
这一点，资源富饶的非洲没有做到，政治和金融制度“全盘西化”的拉丁美洲没有做到，工业、科研、教育基础雄厚的东欧和俄罗斯在引进西式民主制度和全面拥抱“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去监管化”的市场经济改革后也没有做到。为什么？
其次，如果灿烂古代文明和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国再次崛起的根本原因，那么清朝的时候也是同样文化传统，怎么当时不行呢？民国的时候也不行。这个观点无法解释中国近代为什么落后，也无法预言中国何时会再次崛起。当年的“五四运动”不是提倡彻底清算传统文化以后中国才能现代化吗？而且还有那么多不是中国文化的国家和古代文明，他们能够崛起吗？中国文化如此优越，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中国建国初期来自于苏联的技术援助被公认为很重要，说明中国的确需要像西方学习。
但是如何学习？学习什么？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更加关键的是，我们长期被洗脑后接受的关于欧洲近代文明史的观念是错误的、扭曲的、极度美化了的，因此才产生上面提到的第一种观点。它给欧洲工业革命披上了一层华丽外衣和神秘面纱。如果我们不揭开这层华丽外衣和神秘面纱，我们就不仅无法正确解释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也无法正确理解正在中国发生的工业化奇迹，因为两者都遵循同样的经济学规律。
我们来看看欧洲的工业革命是否是因为“民主、自由、法制和私有产权保护”的传统而产生的。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Sven Beckert 精辟指出:“当年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销庞大的、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债台高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它也绝对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美国最著名的的经济史学家Mokyr也指出，在工业革命前夕和初期，“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来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抢劫和偷盗，以及由经济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动。…[当时]的英国并没有1830年之后（即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警察队伍那样的专业警力，法庭系统也笨拙而昂贵，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公。因为没有官方正式的法律执行机制，整个英国依赖着民间残酷惩罚的威慑效应维持治安。惩罚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预防大多是民间自己实施的：超过八成的犯罪惩罚是由被害人私下实施执行的。”
这听起来是很恐怖的，现在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治安和法制状况恐怕都没有糟糕到英国工业化初期这个地步。所以说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亚洲的中国和印度，不是因为西方当年的法制特别健全，人权和私有产权保护特别好。
可惜对西方文明的这种误解（即前面提到的第一种观点）长期误导经济学家和国内知识分子很多年，因此第一种观点才十分流行。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我们既无力解释西方，也无力解释东方；既不能解释英国的工业革命，也不能解释中国今天的奇迹。
因此，我们必须严肃回答张五常先生向所有中国经济学家和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和挑战，就是怎么解释中国经济奇迹。他说“我可以在一星期内写成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那么多的不利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情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仅仅指出中国的问题，比如法制、人权和私有产权保护不健全和充满贪腐和裙带资本主义这些当年在欧洲工业化历史上到处泛滥的东西，根本不算什么经济学家。你要指出中国什么地方做对了，以至于产生今天全世界都看到的伟大奇迹，这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才能对以后的继续改革开放提出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才能对别的发展中国家提出有指导意义的政策。你光说发展中国家贪腐有用吗？欧洲历史上处于工业革命阶段的各国皇室贪腐得很，私有产权保护不到位得很，法律和人权不完善得很，而且经常发动战争把国家的债务推高到GDP的150%-250%，为什么还能开启和完成工业化？为什么美国在独立宣言发表将近二百年以后，在开启自己的工业革命一百多年以后，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并进入福利社会好多年以后，还会在1960年代爆发大规模的黑人为维护自己最基本的人权和自由而发起的流血斗争？为什么启蒙运动一百多年后的欧洲还会爆发两次毁灭人性的、摧毁落后国家主权和私有财产权利的世界大战？他们的民主、法制、人权、自由、契约精神、私有产权保护哪里去了？难道是这些口号的缺乏才使得落后农业国家无法实现工业化吗？
这种错误的理论和观念通过教科书和媒体到处传播，以至于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精英阶层也认为“普世价值“是西方崛起的原因，认为这种价值观的的缺乏是自己贫困的根源。
所以我不同意前面两种关于中国经济奇迹的观点。我这里要提出一个我自己的观点。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奇迹背后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已经引爆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工业革命，终于自洋务运动一百多年后找到了工业革命的秘诀。
但是一系列问题接着来了：什么是工业革命的秘诀？如果有秘诀的话，为什么中国以前（比如洋务运动时期）没有找到它？为什么目前还有那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找到它？
在我看来只有从工业革命的角度出发，才能够真正理解和正确评价中国的经济奇迹。而且，如果我们对于中国奇迹的理论解释是正确的话，它也一定能够解释工业革命当年为什么产生在欧洲而不在中国，为什么在英国而不在意大利和荷兰的根本原因。
可惜这些问题到现在历史学家都没有搞清楚，难怪经济学家们无法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也无法去发展中国家指导别人的经济发展。著名经济史学家克拉克2012年公开承认说，“解释工业革命仍然是经济史上的终极大奖，它到目前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穷其一生，但总是无果而终。”
为什么英国工业革命已经二百多年了，经济史学家们还是无法解释？原因就在于这些经济史学家如果不是受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认为欧洲政治制度比中国先进是工业革命的原因，就是受新古典经济学影响，认为更好的资源禀赋和要素自由流动是工业革命爆发在欧洲的原因，或者受文化决定论的影响，认为欧洲有古希腊的文化传统而中国没有。但是这些流行理论都被历史学家们自己的历史研究而相互否定了，比如发现清朝的私有产权保护比同时代的欧洲和英国还好（彭暮兰的《大分流》），或发现中国唐、宋、明朝的科学技术比同时代的欧洲发达（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无论如何，按照历史数据，自从1760年前后英国爆发工业革命之后，目前为止能够成功复制英国工业革命的国家只有少数，包括西欧（1820年-1960年），美国（1820年-1940年），日本（1870年-1970年），亚洲四小龙（1960年-2000年）。亚洲四小龙并没有都完成工业化。但是把这些国家和地区全部加起来也就是13%的世界人口，还是很少的。
为什么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多次尝试过模仿英国的工业革命，却只有少数国家成功呢？
目前最流行的理论就是“新制度经济学”，比如阿西莫格鲁的《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书。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失败的秘诀很简单，就是需要一个好的政治制度。这个理论把政治制度分为两种，包容性制度（比如民主制），和攫取性制度（比如专制）。它们又分别决定了包容性经济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
包容性政治制度意味着限制精英阶层榨取和剥夺他人成果的权力，因此意味着良好的私有产权保护、法制和市场经济，因此意味着财富积累、创造发明和经济增长。
反过来，如果是一个榨取性政治制度（比如独裁统治），则意味着人民没有选择的自由，没有私有产权保护，没有法制，因此意味着没有劳动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不会创新发明，因此意味着贫穷。
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提出的解决贫穷的办法很简单：实行普选民主。
这就是《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书为工业革命提出的解释和为落后国家开出的工业化药方。这个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从逻辑上听起来都没有问题，甚至可以用数学模型来表达。使用数学是经济学家们擅长的技巧。
记得这本书写作的时候埃及正在发生阿拉伯之春。因此阿西莫格鲁在前言和书的中间都预言：实现了民主选举制度的埃及会从此走上工业化的坦途。但是它们失望了，埃及到现在没有走上工业化的坦途。其实你只要想一想，就会发现这个理论很符合西方的意识形态但却与大量的事实相矛盾。
首先，这个逻辑体系和历史经验不吻合。欧洲列强当年崛起根本不是靠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前面引用了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和西北大学历史学家关于英国工业化初期的人权和法制状况的论述。其它欧洲国家的人权和法制也不会比英国好。他们的私有产权保护也不比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好多少。而德国和俄国在19世纪中叶开始崛起的时候是权威性政府，也不是靠民主、自由和人权。希特勒掌权时期德国的工业化飞速发展，那可不是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时代。
其次，这个逻辑体系也与当代实践不符。当代的发达国家拿着这个理论企图去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时候，把民主灌输和强加给它们。灌输与强加的结果怎么样？不管这些国家以前是贫穷的农业国还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结果都不行。你看看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南非、乌克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就知道了。而且俄罗斯按照这套理论进行改革以后是失败的，日本明治维新也不是按照这套思路崛起的，它走的是一条军国主义的道路。
而且这个理论甚至都不能解释阿西莫格鲁他自己生活的城市（美国的波士顿）的贫穷街区现象。美国的每一个角落都是同样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但是有的社区非常贫穷，打砸抢随时发生；另外一些社区却非常富有，也非常遵纪守法。意大利全国是同样的制度，同样的宪法，同样的选举制度，但意大利南部比意大利北部贫穷很多。为什么？
所以这个逻辑上合理的理论一旦和现实一比，就破绽百出。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来系统地认识欧洲的崛起。既然欧洲不是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所讲的那样崛起的。那它是以什么方式崛起的呢？
我们至少可以先通过对历史的描述来看一看当年欧洲崛起的历史轨迹。15-16世纪的欧洲君主国首先通过相互间的延续不断的战争和激烈军备竞赛，获得了征服世界所需要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然后以这个国家能力为基础展开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最贪婪、最狡诈、最具规模的商业竞争和海外市场扩张，通过国家主导的特许公司，建立了全球最大的商品倾销、原材料掠夺和奴隶贩卖市场，并由此厚积薄发300年才于1800年前后引爆了以规模化大生产为竞争特征的工业革命。这个过程将欧洲原来的400多个国家荡涤成为20多个强悍国家，每一个都可以打败缺乏组织能力的大清王朝和义和团。
欧洲国家间的战争频率有多大？14世纪的欧洲发生过至少44场大规模战争，平均每两年发生一次战争，其中包括著名的长达116年的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15世纪一共发生过60场战争，几乎每年都处于战争状态。16世纪发生62场战争，平均每次战争延续时间超过8年，平均每年都有超过两、三场战争同时展开，延续时间超过8年的战争有15次。
从1500到1700年的整整200年期间，欧洲有95%的时间都处于战争状态。而相反中国在秦始皇统一以后属于战争的时间可能只有20%，甚至可能还不到。欧洲1700年之后的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武器的大规模杀伤力愈来愈强，一直到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你看要死多少人，要把多少国家牵扯进来？所以欧洲国家是这样千锤百炼出来的，与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相像。所以能够与欧洲列强匹敌的不是大清王朝，而很可能是秦朝或汉朝，然后就是朝鲜战争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战争和工业化有什么关系？战争促成了中央集权和由中央集权主导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而中央集权和重商主义才是欧洲崛起的秘密。以下我们来详细论述。
为了长期维持专业化的更大规模的军队，必须使用有组织的国家暴力完成民族国家统一和税收制度改革，不断增加新税种和创立永久性的政府借款（国债）管理体系。税收体系于是从临时性的、封建性的和去中心化的税收体系演变成更加标准化的和中央集权化的体系。这是支付不断扩大的军费开支的唯一方法。
为了提高财税收入，欧洲各国皇室纷纷走上了商业立国的道路。而这条道路需要动用军事化的国家特许垄断公司、特许私人武装和特许海盗集团来辅佐，以开辟殖民地，垄断地区与全球贸易并不断发掘新航线。这诱导欧洲走上了一条可持续的“重商主义”的“全民皆商”道路，发现了富国强兵的“战争?贸易”循环加速器。我把它叫做“战争?贸易”循环加速器，因为欧洲国家都学会了用战争手段来推进贸易，赚取更多的商业利润，再用贸易获得的利润来支付战争。他们走的是这样一条道路。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也是受这一国家发展战略指导和推动。欧洲国家也纷纷互相效仿开办大学和研究机构来研究炮弹物体运动力学，航海天文学，火药燃烧和冶炼的化学等学科，法国的路易十四就亲自创立了法国科学院和火药研究局，这些也都是国家出于赢得战争的目的，从而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就像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CIA）通过推动计算机、互联网、太空科技发展而刺激了的这些领域的科学研究一样。
而欧洲各国要维持这个成本巨大的“战争?贸易”加速器的运转，需要美洲的黄金白银（当时的全球货币），非洲的奴隶（廉价劳动力），东方的香料、茶叶、丝绸、棉布、陶瓷和一系列先进手工业技术，并由此打造出一个由坚船利炮筑成的巨大世界市场。这个市场的“规则”由欧洲列强制定，利润由欧洲列强瓜分。
因此，欧洲崛起的秘密绝对不是与封建社会截然不同的严格的私有产权保护。今天的发达国家当年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的产权保护并不比中世纪封建农业社会有实质性的进步。他们那时产权保护的力度还比不上今天的好多发展中国家。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欧洲国家在战争中完成向中央集权的转化之后，其税收能力和决定那些群体的产权需要保护、那些不受到保护的权力，比过去强大了千百倍。
欧洲崛起的秘密也不是“自由贸易”。在每个欧洲国家进入自己的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普遍产能过剩之前，16-19世纪的欧美各国推行的并不是自由贸易，而是都在大力利用关税保护为本国制造业和产业升级服务。他们都要求别的国家向自己的制造业产品开放市场，却尽量向外国制造业关闭自己的国内市场。他们都要求别的国家向自己出售原材料，却用高关税阻止自己的原材料出口和流出。这就是重商主义。而强大的海军和贸易垄断是实行这种不对称的国际贸易秩序的手段。解决国家间冲突的方式是战争。
因此，欧洲崛起的秘密是强大中央集权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国家力量出来主导，一个民族休想开辟全球市场并以这个市场为基础引爆工业革命和实现工业化。因此我才说，“工业化永远是国家意志的产物”（参见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但是国家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它还必须采取和执行正确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才能够成功实现工业化。正是因为国家能力的缺乏和对于重商主义产业政策的重要性缺乏理解，导致了很多二战以后获得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无法实现工业化。这个重商主义发展战略究竟是什么？马克思告诉我们，历史的起点才是逻辑的起点。因此我们必须通过考察历史来分析欧洲的重商主义演化和产业升级的秘密。
从历史来看，这些成功国家的工业化都走过了一些基本阶段。
一、建国。首先是单一民族国家的诞生，打出来这么一个有组织的力量。1450到1650，从上百年战争中打造出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统一的财政，统一的军事，统一的运河、商业、关税体系。有了这个组织力量之后你还得想法赚大钱才能养活国家财政、专业化军队和大量人口。只靠农业和畜牧业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出去“打砸抢”和经商，去美洲抢黄金白银，去非洲抢黑奴，去亚洲抢市场。因此1450-1650年这个阶段是国家主导的地理大发现和商业繁荣阶段。全球三角贸易在那个时候开始流行。
二、原始工业化。黄金白银是不可再生的，抢完、用完也就完了，而且西班牙和葡萄牙老牌帝国已经霸占了全球的黄金和香料市场，荷兰、英国和其它欧洲国家作为后起之秀，除了大力发展海军与葡萄牙和西班牙争夺世界殖民地和香料市场之外，还必须寻找新的生财之道才能崛起。二三百年的战争使他们都认识到“国民财富意味着世界强权”这个政治经济学道理。
因此从大约1600到1760，欧洲普遍进入国家主导的手工制造业繁荣阶段。当时这个阶段的特征就是大量的乡镇企业繁荣，通过大西洋三角贸易和太平洋三角贸易而发财的一大批富裕商人，把黄金白银花光了以后，意识到还是要用制造品和中国、印度、非洲交换，所以要发展制造业。另外，在欧洲国家相互间的激烈竞争中，他们的政府纷纷意识到国民财富才是国家强大和军事力量的基础，而国民财富的积累需要占领价值链高端的制造业，而不仅仅是原材料和黄金白银本身。比如为了鼓励制造业的发展，英国至少从都铎王朝（1485-1603）开始就实行重商主义的发展战略，以鼓励发展本国制造业和对外贸易，鼓励制造品出口，限制原材料出口和制造品进口。在引爆工业革命前的200年期间，英国不仅采用一系列重商主义立法和产业政策保护国内制造业，而且从中国剽窃、山寨大量中国的手工技术，直接在英国生产自己仿制的中国陶瓷、丝绸、水车、生铁、茶叶和印度的棉布等手工品。这些商人企业家们因此需要大量的本地劳动力，于是他们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利用起来，告诉他们：你给我生产（山寨）这个东西，原材料我给你提供，工具我都可以租给你，产品我来负责去全球销售。农民（包括妇女儿童）就只是负责出力干活，拿一点零花钱，大头被商人剥削去了。这个阶段有了大量的手工用品出现，全国各地大量的商店和销售网络，大量的夫妻店就应运而生。这个过程孕育了国内统一大市场，虽然偷盗横行，政府随时可以出动军队清匪反霸，打击违法乱纪集团。
三、第一次工业革命。当统一的国内和国际市场由于工场手工业繁荣而发育和形成以后，大量的市场需求和政府主导的运河网络的完善就使得规模化大生产技术有利可图，而且才能进一步赢得市场份额的激烈国际竞争。于是在1760年前后英国爆发了以劳动密集型规模化生产方式来量化生产小商品（主要是纺织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珍妮纺织机在那个时期出现。
四、工业“三位一体”繁荣。随着第一次工业革的深入和对技术的相互模仿，采用规模化生产方式的企业越来越多。对大量产品的远距离、大规模的及时运输的巨大需求，也就对基础设施和能源提出了新的要求。马车在泥泞路上走，运河的小船靠人力划，既耗时也不够用，所以刺激了铁轨在交通运输上的应用，轮子在上面跑可以大大减小摩擦力。大量修建铁轨需要大量炼铁，对煤炭需求量大大提高。铁轨上跑的货车最早是用马匹来拉的，远远无法满足需求，因此刺激了蒸汽机的改良和在长途大宗物品运输中的应用。蒸汽机最早是发明来从很深的煤矿井底提升重物到地面的，后来由于大宗物品运输的巨大需求才被改进来作为交通动力。煤炭和炼铁这些技术在中国宋代好多都知道，但是没有巨大市场需求，不盈利，所以没有刺激这方面的进一步研发，也就不可能出现蒸汽机这样笨重的新型动力和能源转化器。
总之，由全国性乡镇企业繁荣导致的统一市场和规模化大生产的出现，和由这个规模化大生产导致的巨大物流运输需求，对克服“能源-动力-交通运输”的工业“三位一体”基础设施瓶颈提出了要求。重商主义政府必须出面提供全国统一铁路和道路规划，还有资金和政策的方便，来开启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很多国家政府（比如法国、德国）甚至干脆依靠国企直接投入到这个工业“三位一体”的建设中来，以迅速推进工业化的进程，形成国家竞争力，全国资源还有军队的调动能力。
五、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一轮新的重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对重工业产品的巨大需求于是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1830到1850年英国爆发了铁路建设大繁荣，煤炭开采大繁荣，炼铁工业大繁荣。基础设施属于中间品，必须有最终消费品的需求才能盈利，而且必须量化生产才能满足需求，于是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比如蒸汽机和零部件需要量化生产，不量化生产你无法满足国内外需求。二次工业革命的特点就是对几乎所有重工业产品包括机械工具和零部件进行标准化、规模化大生产，采用新型的能源驱动。这为以后石油的发现和利用，以及电的发明和利用都形成了良性刺激。
重工业革命爆发以后，因为产业链漫长，各种各样的新工艺和发明，包括化工产品的制作工艺和创新，就被刺激出来了。所以进入重工业革命以后，很多国家都可以进入创新阶段，因为有太多的创新机会。这也是中国在90年代末进入重工业革命阶段以后专利发明申请开始飙升的原因，而在这之前主要靠技术引进。
而且只有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些国家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因为农业自古以来都是土地密集型，靠天吃饭，而现代化农业却是资本密集型，机械化耕种。因此必须让各种农业机械都变成白菜价，农民才负担得起，这就需要发达的重工业。
六、福利社会。农业现代化一完成，工业经济就形成了一个自我反馈的回路，不仅能量化生产所有的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最终消费品，而且能够量化生产所有的中间产品、交通运输工具、通讯网络，和对原材料实行机械化开采。这样一来，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都实现了机械化，这样的国家才能利用巨大的劳动生产力去支撑一个为越来越稀缺的劳动力资源服务的福利制度，以及现代服务业的巨大扩张。福利适度包括经济福利，比如失业保险、免费医疗、教育和退休养老金制度等等；政治福利，包括妇女解放，囚犯的权利，废除死刑，一人一票的全民选举，等等。
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是在20世纪完成重工业革命的时候，而且由于反抗残暴冷血的资本主义的工人运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推动和倒逼，才开启各种经济福利和政治福利（包括普选民主）计划的。因此民主是一种政治福利，它根本不是发展经济的手段，我们千万不要搞错了。你在发展中国家用普选民主推动经济是起反作用、推不动的。没有工业化支撑的民主只能成为腐败的新的源泉和温床。
无论是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还是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还是亚洲的日本，都是按照这样一条工业化道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有的国家，比如19世纪的埃及，一开始就企图稿重工业，结果欲速则不达，失败了好多次。更有甚者，20世纪80年代以后好多落后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的蛊惑下，连第一次工业革命都还没有开启和完成就急忙引进西方普选民主制度，结果可想而知。
美国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后发国家，他18-19世纪是被欧洲人看不起的，他之所以能够后来者居上，就是因为走了一条与英国类似的循序渐进的产业升级道路，在重商主义产业政策驱动下从乡镇企业和纺织轻工业起步，慢慢才在高关税下推动自己的重工业。而且美国历史上的法制和产权保护也很糟糕，19世纪的假冒伪劣产品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美国19世纪初开始利用高关税保护自己的制造业，先是纺织业，然后是钢铁和铁路产业，利用产业政策逐步搞制造业升级，而且还通过大量偷取欧洲技术，才在19世纪末利用自己超大的国内市场超越大英帝国成为制造业中心的。即便这样，它的农业在1920年代还十分落后，人口的一半生活在农村。但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只用20年时间就在1940年左右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开始进入福利社会。然而福利社会不是说资本家想给就给的，都是要靠倒逼的。美国60年代黑人运动风起云涌，要争取最基本的人权、就业、教育、医疗和居住条件。现在美国每年枪杀死那么多人，是怎么死的？都是在贫民区相互打死的。美国现在还没有废除死刑，而废除死刑是欧洲福利社会的基本标志。
日本的工业化比英国晚了100年，但是也是经过这样一个循序渐进路劲实现工业化的，而不是一开始就搞重工业和民主。日本明治维新加强了中央集权，打造出一个以天皇为意识形态和权力象征的国家权力结构，实行和普及全民皆兵式的国民教育，政府推动乡镇企业的发展来以出口换外汇，以购买先进机械设备提高小商品生产的竞争力和技术含量。同时学习欧洲列强用国家力量来开拓世界市场，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实行逐步的进口替代和产业升级。进入20世纪初叶才利用自己培育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纺织业所获得的巨额利润推进电气化铁路建设和重工业起飞。因此日本很成功，成为亚洲20世纪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是因为它在强政府主导下采用重商主义市场经济，走了一条循序渐进的产业升级道路。日本明治维新时的条件一来不允许他上马重工业，重工业需要巨大的市场，没有轻工业的支撑不行，还需要资金，日本当年没有任何的发达国家借大笔钱给它稿重工业建设。这迫使日本走上了一条正确的工业化道路。否则，如果日本像委内瑞拉和沙特一样有很多自然资源，靠出卖资源就可以致富，那日本最后不可能成功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这就是资源诅咒。资源贫乏迫使日本在明治维新初期发动全部的农民搞乡镇企业生产，把小商品卖出去，换成外汇，再用外汇进口生产轻工业品的机器，等到轻工业革命爆发以后，大约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府再用国内高储蓄依靠重型基础设施建设搞重工业突破，比如在全国修建统一的电气化铁路网、电信网、隧道和汽车公路网等。西方有什么新技术，日本政府开始都是组建国有企业把它先学过来，然后再私有化，他选定私人资本家，你一旦买了我政府的企业，国家有难你要首先出来帮忙。所以在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历史上，政府都是鼓励和提携爱国资本家的，如果作为大资本家你只为自己的私人利益服务、一有风吹草动就外逃，那可不行，一定会给你小鞋穿或被整治。
因此这样一来，通过历史分析，你就比较好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能够在特有政治制度下奇迹般地崛起。然而这个奇迹般的崛起却使全世界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吃惊和迷惑不解。为什么？因为这些学者忘记了欧洲工业化历史，误以为人家是依靠“普世价值”崛起的，而且也不懂得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已经获得了一个有强大执行能力的国家和行政组织网络，而且通过农村扫盲、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化运动，为后来在市场经济原则下的乡镇企业崛起铺平了道路（具体经济分析参见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第二、三章）。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的计划经济中也走了很多弯路，但是这正是麻痹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地方。加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幸好没有采纳主流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主张的休克疗法，结果中国走出了一条和欧洲工业革命背后蕴藏的政治经济学逻辑高度吻合的道路，而按照主流经济学理论搞改革开放的东欧国家和俄罗斯却失败了。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头10年，通过摸着石头过河无意中重新发现（重走）了英国历史上、美国历史上、日本历史上都经历过的乡镇企业道路。但是中国却没有通过殖民、奴役、掠夺和对弱小国家发动帝国主义战争来完成自己的原始工业化积累，因为中国早期的乡镇企业都是集体企业，而且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这种制度安排大大降低了乡镇企业的组织成本和集资成本，使得乡镇企业就像引爆了核反应一样繁殖和分裂，其数量在1978-1988年期间就增长了12倍，产值增长了13.5倍，8亿农民是最大的受益者。
乡镇企业这把火在90年代继续猛烈燃烧，使得中国的统一国内小商品市场的发育和人均收入的提高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以致于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各种大型的劳动密集型的规模化生产小商品的工厂体制变得有利可图，大量的私人资本开始进入。
因此中国在1990年前后引爆了一场以劳动密集型规模化大生产为特征，远距离销售为目的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这个时期最关键的事情发生了，在1995中国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消费国，这个桂冠历史上只有那些成功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穿戴过，英国最早，后来是法国、德国、美国、日本。
经过20年的乡镇企业繁荣和10年的以规模化生产方式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巨大的产能和物流运输需求使得中国在90年代末遇到了能源、动力和交通运输方面的巨大瓶颈，于是有远见的政府就开始大力通过各种产业政策鼓励甚至亲自操刀搞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各种大型火力、水力发电站等等的建设进入高潮。这又需要大量的钢铁、水泥、化工材料，这个过程就引爆了中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即重工业革命。这场重工业革命使得中国的钢铁产量一下达到美国的800%，全世界钢铁产能的50%。与建国初期全国大炼钢铁的重工业建设高潮不一样，这一次是由巨大轻工业市场需求拉动，由国内巨大储蓄融资，因此成为一场可持续的工业革命。可见工业化的道路如果顺序走对了，就不会出现勒紧裤腰带靠人力大炼钢铁的情况了。
有一种理论认为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而不是古代私有产权和科技更为发达的中国，是因为英国拥有大量丰富的煤炭储藏，而工业革命是靠煤炭这个新能源推动的，因此中国由于缺煤而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这个理论也是明显不对的。中国的煤炭储藏量在1990年代并没有比宋朝和明朝变得更多，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中国引爆了重工业革命？这是因为宋朝明朝甚至清朝的时候都没有对煤炭形成巨大的工业需求，因此不会刺激国家和民间资本的积极进入去开采煤炭。中国90年代对能源的巨大需求首先是80年代的乡镇企业大繁荣刺激出来的，然后尤其是90年代初引爆的第一次轻工业革命刺激出来的。有了巨大需求以后大家都在挖煤，就连小煤窑都赚钱。这个需求是要靠轻工业化和全国商业化带动的。
中国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各种重化工业产品种类繁多，都有市场需求，很多重型机械生产都能量化生产，零部件就也需要量化生产，这里面就有很多创新的需要，中国的专利申请一下就上去了。
技术是在实践中发现的，创新的最大学校和课堂是制造业。一个国家如果不把制造业拿过来，你永远学不会创新的，无论有多少诺奖获得者。而如果一个国家掌握了制造业，你在里面摸爬滚打都能成为发明家。制造业可以产生大量的创新发明。当年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瓦特，美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爱迪生，都没有受过正规教育，都是实践中孕育出来的发明家。所以在90年代末我们的专利申请开始飙升一点也不奇怪。当然刚开始只是数量，随后才是质量。
这样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快速工业化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胜利吗？很多人会想当然地回答“Of Course！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退出，引进市场机制，实行私有产权，才有了今天的中国奇迹”。这个答案只是对了一半。市场因素的确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市场迫使参与者互相竞争，刺激生产商提高管理和技术水平，让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创造性破坏力去自然淘汰掉那些效率低下的国企和私企。
然而市场这个因素一点也不充分。那些引进市场比中国早、比中国时间长、比中国彻底的国家多了去了，为什么他们就没能发展起来？人类几千年都在市场经济下，为什么要等到殖民主义和奴隶贩卖盛行的18世纪才在欧洲爆发工业革命？
因此，否定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道理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却又是对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能否成功至关重要的。市场首先是个公共品，是要被国家力量创造出来的，它不是天然存在的。市场有三个基石，政治稳定、社会信任、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直接决定了市场的时空结构，决定了物流的方向、大小和速度。土匪出没的地方没有市场，欺诈横行的地方没有市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方没有市场。然而创造市场，创造政治稳定，创造社会信任，创造基础设施的成本极其高昂。而且市场要有效运作，还得要有严厉复杂的监管制度，要不然贪婪和金融诈骗会破坏市场本身。这些东西都需要国家暴力，需要集权的力量。因此，一个强大有为的重商主义政府是市场赖以出现和有效运作的政治前提和保障。因为巨大的外部性和巨大的长期固定投入成本，产业升级也还不断需要国家正确的产业政策扶持和引导。
正是上述几种高昂成本的存在和克服这些巨大市场成本的“国家能力”的缺失，葬送了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使得非洲和拉丁美洲陷入贫困或中等收入陷阱，纵然徒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更好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这也就解释了，虽然私人产权保护制度都已就位，但历史上的明朝、清朝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并没能在18、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引爆中国的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的特点是规模化大生产，但是规模化大生产需要规模化市场才能够盈利和自负盈亏。那规模化市场从哪里来？早期欧洲列强是用国家暴力（包括殖民和战争）创造的。
比如17世纪初著名的荷兰商人和军官Jan P. Coen，它也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任总督，在为荷兰争取对亚洲贸易的垄断权时就向皇室进言到：“陛下应该可以根据经验知道，亚洲贸易必须由您自己的强大武力来维持和保护，而这武力本身又必须用贸易获得的利润来支付；以至于我们无法不用战争来进行贸易，也无法不用贸易来支付战争。” 这就是我讲的“战争?贸易”循环加速器，欧洲列强早就发现了这个创造全球市场的秘密。没有属于自己的全球市场，就没有属于自己的工业革命，哪怕复制别人的工业革命也不可能。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开放型的，都是面向全球市场得，都是以出口为导向的。闭关锁国不可能引爆工业革命。
这一“旷世真理”被所有西方列强，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帝国，不断重新发现并付诸实践。比如美国19世纪末最伟大的全球战略家马汉（Alfred Mahan），在谈到欧洲17世纪以后迅速崛起的原因时指出，一个国家的强大取决于其海外贸易，海外贸易取决于海上力量，而海上力量则取决于海外殖民地征服；因此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
英国首相张伯伦也在1896年的伯明翰工商会上阐述了国家、战争、贸易之间的关系：“外交部和殖民部主要致力于寻找新市场，守住旧市场。战争部和海军部的要务是随时准备捍卫这些市场，并保卫我们的商业，商业关乎所有政治利益中最重要的利益。”
所以，是数代英国皇室和由她们引领的半国营的大型企业（如著名的东印度公司）为自己的国家在16至18世纪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市场、棉花供应链和贸易网络——这才是引爆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秘诀，而不是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所讴歌的君主立宪和“光荣革命”。
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Sven Beckert指出：“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使其有能力在经济、法律、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和军事方面所向披靡、穿透它所想波及的领地，英国的工业化简直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其它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凡采纳英国式的、由强政府引领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来培育了自己的商人阶层并为本国制造业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市场的，都如法炮制了自己的工业革命，比如美国、法国、德国、北欧其它国家和亚洲的日本。
但是，时至二战以后的今日，发展中国家不再拥有这样的“特权”来靠国家主导的打砸抢、武装贸易和炮舰外交来培育商人和创造世界市场。因此，落后国家该如何办才能按照工业革命的历史逻辑引爆自己的工业革命？
答案是“独立国家”+“有为政府”+“正确的循序渐进的符合工业革命规律的产业政策”。首先，国家必须为市场经济提供政治稳定、社会信任，基础设施。其次，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必须扮演“公共商人”的角色，在循序渐进的市场开拓和帮助百姓组织企业方面起到“酵母”和“催化剂”的作用。这恰巧是中国的一个秘密。换句话说，今天的落后国家如果想靠战争来创造市场和推进贸易，是行不通的了。美国一国独大，发动战争者必将遭到灭亡。所以现代国家要走出一条新的和平与独立自主得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国模式的伟大意义。
东欧国家实行“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改革后的再工业化失败，就是因为违背了工业革命的历史规律。好比你想要改造一座旧房子，但是他们的第一斧、第一锤子就挥向了它的承重墙，把通过几十年建立的国家行政体系给解体了。国家没有了，其它也就谈不上了。他们不知道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工业化也只能是国家意志的产物。建立市场经济也同建设计划经济一样，都需要国家力量，需要顶层设计和强大的国家能力。所以东欧国家把承重墙和调动国家资源的神经中枢破坏了，这是它们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即自废武功。他们盲目相信了西方经济学那一套好看不中用的“假大空”理论，里面假设统一大市场是天然存在的，假设普选民主能够剔除官员腐败，假设如果每一个人都自私自利谋私利，工业革命就自动发生了。结果是东欧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官员贪污和选举腐败，盗窃国家财产据为己有，社会治安严重恶化，欺诈和黑社会横行，工人大面积失业，工厂大规模倒闭，产业链遭到巨大破化无法修复，物价飙升，政府机构瘫痪，科学家们为了生存去摆地摊，医院和学校缺乏经费维持，人均寿命断崖式下降，整个社会就连基本的生活日常用品都无法生产和供应，只能够靠出口自然资源维持基本生活。
俄罗斯这个国家是有很多历史底蕴和文化积累的国家，从彼得大帝开始就紧追欧洲发展的步伐，十月革命的时候其原始工业化阶段已经基本完成，也有了很多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规模化纺织企业，斯大林时期又完成了重工业化，但是在“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去监管化”的改革开放以后却一败涂地，就是因为他们的精英集团误以为引进市场经济，保护私有产权，实行民主选举，政府主动退出一切经济领域，就可以自动重新工业化，成为工业化强国。这是不对的！可惜历史是不可逆的，机会失去以后不会再来。哪像课堂里教的西方经济学模型，里面的机会都是可以通过抽签方式永远重复的，早晚会抽到。这样的模型不祸国殃民才是怪事。
现在我用剩下时间简单谈一下中国未来面临的重要挑战。第一个是国企改革问题，第二个是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第三个是农业现代化问题。这些问题相互关联而且与我上面的讨论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关系到国家和国民经济存亡的问题。我们看一看欧洲国家早期创造和开辟全球市场期间以及后来在引领技术创新和企业制度创新方面的历史就会明白这一点。威尼斯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以后最早崛起的欧洲国家。为了获得和控制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地区的商业通道，威尼斯建立了当时欧洲和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海军。它当时的最大规模企业是威尼斯兵工厂，一个国家拥有的国企。这个国企雇佣威尼斯全国的技术工人为威尼斯建造和维修军舰，以欧洲所有企业中最高的工作效率为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提供源源不断的舰队，并能够保证在每一次海战中使得沉没和破坏的舰船得到及时的维修、替换和更新。这个兵工厂还是最先发明和使用亚当斯密观察到的“劳动分工”原理来通过流水线作业制造军舰的。
继威尼斯之后，葡萄牙是最早在欧洲成立国有化的海外特许公司的国家，承担巨额风险为葡萄牙环球探险和开创全球市场服务。葡萄牙为了实现环球航行和打通海上通往亚洲的贸易通道，先后派出的十几次探险舰队都是国家注资的。即便到了后来的荷兰和英国海上霸权时代，为了吸引民间资金入股为国家开辟全球市场，政府也拥有特权任命和罢免特许公司的CEO，决定和取消特许公司的垄断权力。这些拥有巨大资本和私人武装的特许公司的生杀大权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
进入工业革命以后，欧洲国家关乎国计民生和战略资源的大型企业好多都是国企，或受政府严格掌控的民营企业。美国的电讯大佬AT&T虽然开始成立时是私企，但是美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毅然决然地将其国有化了，以便在战争期间更好捍卫国家安全和美国的国家利益。日本最早的重工业几乎都是以国企形式起家的，后来才逐步将一部分民营化的。
国企与民企最大的不同就是战略目标。民企只为个别私人的最大利益服务，而这些利益并不总是与国家利益紧密相扣或一致的。比如民企老板可以生活腐化，十分铺张浪费，不把资金用于资本再积累，而且一有风吹草动和金融危机，民企资本首先出逃，起到破坏国民经济的不良作用。而国企必须为国民经济背书，上缴利润也最大。目前中国的海外投资情况是，民运企业在国外一般是收购别人的房地产和电影院，而国企则收购别人的高端技术和股权，为国家长远利益服务。
从理论上，没有任何现存经济学理论能够证明民企一定比国企更有效率。因此，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并不决定企业的效率和市场竞争力，管理才是决定企业效率和市场竞争力的最关键的东西。计划经济时期的国企没有效率是因为企业的战略目标不是为了盈利。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战略目标变了，把盈利动机加进来了，但是也没有让其成为唯一目标。国有企业需要提供很多私企无法和不愿意提供的公共产品，比如交通、能源、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国防和很多廉价公共服务，因此如果国企只以盈利为动机的话，就失去了国企的意义。而黑板经济学家老以国企和民企的利润回报率来简单粗暴地衡量国企的效率，是无知的表现。欧洲的很多大学是国立的，学费很便宜，美国的密西根大学是公立大学，学费比哈佛低，但是教学质量并不一定比私立大学差。英国的铁路公司私有化以后效率便差了很多，而且更贵了。日本和台湾的自来水公司也出现类似情况。关键是，欧美好多国家都是二战以前就已经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了，曾经都有过很多国企，到了二十世纪80年代才在里根新自由主义蛊惑下实行国企私有化。而发展中国家本来国家力量就很薄弱，不分青红皂白地私有化所有国企，或没有勇气在需要时做大做强关乎国家战略利益的国企，会带来工业化停止和失败的严重后果。正确的做法是在竞争性日常生活产品领域更多地引进私企，在外部性很强的领域，比如教育、医疗、国防、能源、交通运输、基础科研，甚至好多高科技领域，坚持国企为主，或者实行军民融合，政府采购。这也符合欧洲美国日本的历史经验。
其次谈一谈中等收入陷井问题。中国目前虽然取得了伟大成绩，但人均收入仍然是一个低中等收入国家。那中国有没有可能陷进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无法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按照欧洲工业化历史经验，这取决于中国是否敢于坚持正确的产业政策。按照中国目前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已经处于完成工业革命的下半段和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门口。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目前也有学者定义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而把电气化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将所有或主要的产品生产与服务过程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因此中国在目前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和面临的国际局势下，应该采取的正确的发展战略就是大胆出台一系列产业扶持政策，吸引民间资金，一方面启动农业现代化，另一方面推进芯片设计和人工智能的全面应用，抢占国内国际市场，捷足先登。
农业现代化是所有欧美国家在接近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推行的发展战略。为什么要等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呢？因为农业现代化本质上是农业机械化，而机械化的成本很高，除非国家有能力量化生产各种农业机械。而量化生产机械产品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因此只有等到这个阶段，推行农业现代化的时机才成熟。否则越速则不达。美国1885年左右就已经超越大英帝国成为头号工业国了，但是1920年，即第二次工业革命高峰已经过去的时候，农业还非常原始，1920年大约50%的美国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用的是原始的耕作。但是正是因为重工业推动下，美国能够把所有的农业机械产品搞成白菜价，农民能买得起，所以1920年前后政府一推，农业机械化就迅速展开，1940年基本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我国在70年代，几乎每个生产大队或公社都有手扶拖拉机站，每个县都有拖拉机制造厂，其成本很高，因为不能量化生产，也没有市场机制来对他们实行优胜劣汰。那个时候拖拉机的好多零部件几乎是手工打磨出来的，没有办法标准化和量化生产，因此无法形成规模化大生产，无法克服固定投资成本。因为农业是土地密集型的，农业机械化一定要等到重工业革命后把农业机械通过量化生产变成白菜价，才会发展起来。中国目前的这个条件已经成熟了。但是与任何欧美国家一样，有了机械化条件也仍然需要政府和国家政策推动。不要什么都等市场自发完成。要学会创造和利用市场，跟进市场，而不是等待观望市场。不过中国因为人多地少，千万不要学习美国和拉丁美洲搞大面积机械化耕种，而要学习日本、韩国、台湾地区这些与中国农业条件相似的地区，还有以色列和北欧，他们的土地资源贫乏，但是照样可以实现农业现代化。因此中国目前需要高校大办农学系培养大批农作物栽培、育种、改良的人才。农业现代化也意味着亿万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到那时你可不能像拉美国家一样让农民都去大城市找工作，那里不可能吸收他们，结果演变为大量的城市贫民窟。因此必须通过大小乡镇本身的城市化来就地吸收农业人口，而这又需要乡镇一级政府招商引资来一起建设新城市，把更多房地产公司、企业和服务业吸引过来，也可以把高校吸引过来。而这又需要大力推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公路、水管、下水道、网络、商场等等都要具备，否则企业为什么要过来？
由于时间关系，关于芯片和人工智能的重要性我就不多说了。这是中国占领新兴产业和引领喜下一次工业革命的关键一环。需要组织国企和民企通力合作，争取用十多年时间夺下这一第三次工业革的制高点。
我总结一下今天的发言：中国崛起无疑是人类历史上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壮观的全球性历史事件。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关于经济发展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却无力解释中国的崛起。我认为只有彻底重新阐释被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所误读的工业革命和西方崛起的历史，才能真正解释中国的增长奇迹，以及为什么中国义无反顾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与此同时，中国从一个贫穷积弱的农业社会向工业超级大国的惊人转型所蕴含的“发展政治经济学”逻辑，不仅从一个侧面深刻揭示了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缺陷，而且也为非洲难以逃离的贫困陷阱，拉丁美洲失去的年华和不断滋生的债务危机，19世纪的大分流和欧洲的异军突起，以及貌似神秘的英国工业革命本身提供了新的更加深刻的注释。
背景简介：本文作者为文一，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高级经济学家兼助理副行长，清华大学讲席教授。文章于2018年9月29日发表于微信公众号当代经济学基金会（https://mp.weixin.qq.com/s/gUQlmvhB9Ya0OuYn27B7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