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春，即简·埃利奥特对歧视进行课堂示范的4年前，两位心理学家在旧金山的一所学校开展了一场惊人的实验。实验出自罗伯特·罗森塔尔（Robert Rosenthal）和莱诺尔·雅各布森（Lenore Jacobson）的设想，他们试图揭示，除天生的智力和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外，有其他因素在学生的学业成绩上发挥作用。
实验故事
参加实验的孩子们来自旧金山南部的一所学校，两位研究人员将该学校化名为“橡树学校”，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孩子们免受公众审视（尽管研究已经过去50多年，仍有人对此极为好奇）。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将实验细节对所有的老师、学生和家长保密，他们只告诉老师，测试只是想检验哪些学生来年成绩会进步，他们把这些学生称为“突飞猛进者”。事实上，测试只是针对各年级进行的智商问卷，跟学业有成毫无关系。当然，和所有智商测试一样，部分学生分数很高，部分学生分数糟糕，大多数人的表现符合所属年龄组。
实验的下一阶段饱受争议，但绝对是神来之笔。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记下了学生的测试分数，但随机挑选了一些学生，说他们会有“突飞猛进”的表现。这些“突飞猛进”的学生跟其他学生在成绩上没有区别，两组学生有着相同的平均智商得分，但研究人员对前者的老师说，“突飞猛进”的学生来年的智力会出现迅猛发展。春去夏来，学生和老师们过了3个月的暑假。
1964年秋，新学年到来了，每一位老师都迎来了新一批学生。老师对学生知之甚少，只知道3个月前研究人员说某些孩子会“突飞猛进”。可实际上，因为所谓的“突飞猛进”学生是随机选择的，按理说，在1964～1965学年，他们的表现应该和其余学生没什么不同。学生们完成又一年的学习后，在学年结束之前，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又进行了一次智商测试，看学生们的分数是否较前一年有所改变。结果极不寻常。
在上一年级被标记为“突飞猛进”的学生，智商得分比同学们要高10～15分。4/5的“突飞猛进”学生至少进步了10分，但在非“突飞猛进”学生里，只有半数提高了10分以上。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的干预竟然让一群随机选出的幸运学生超越了相对不走运的同龄人，而最令人叫绝的是，他们的干预无非是把一群随机挑选的学生贴上了“突飞猛进”的标签，同时对绝大多数学生的学业前景不予置评。
看到这样的结果，观察员们目瞪口呆，他们想知道，一个简单的标签是怎么在一年后提升孩子的智商得分的。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认为富裕版的汉娜更聪明，橡树学校的老师也在无意中强调了学生的优点、忽视了他们的弱点。橡树学校的老师们和“突飞猛进”学生进行互动时，总是期待看到这名学生的进步。每当“突飞猛进”的学生答对了问题，老师们似乎就会将其视为进步的迹象；要是学生未能答对，老师们则会忽视这一失误，认为这无非是整体进步中的小小异常。于是，那一年里，老师们总是表扬这些学生的进步，忽视他们的失误，同时还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确保孩子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不辜负“突飞猛进”标签所寄予的希望。
事实证明，标签还塑造了成年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就像俄罗斯学生更容易区分深蓝和浅蓝是因为他们对这两种颜色有着不同的标签一样，说不同语言的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有着很大的区别。以世界各地的人们使用的俗语为例，在英语里，我们嘲笑人时会说对方是个“失败者”（loser）、“没指望的人”（nohoper），但德国人则会使用一个更形象的说法“Gurkentruppe”，按照字面意思来说就是“一堆黄瓜”（troop of cucumbers）。德语中的“乌龟”是“Schildkrote”，意为“带壳的癞蛤蟆”（shielded toad）。这些生动的标签更有力量，是因为它们能唤起具体的画面，而与英语对应的单词则表达的是相对模糊、比较抽象的画面。
有时，一种语言里有某些字词，但在其他语言里没有类似的说法。雅冈语（Yagan）是火地群岛的土著语言，在雅冈语里，“mamihlapinatapei”的意思是“两个人都有意要做某件事，但又都不愿着手行动，于是彼此交换了无言但意味深长的眼神”，这是一个在英语里不存在的概念。说英语的人只对初吻存在浪漫想象，但对初吻前一刻却没太大感觉。同样，英语里的无生命物体不分阴阳性，但其他许多语言却会对物体的阴阳性加以区分。“桥”在西班牙语里是阳性的，在德语里是阴性的，有人做过实验，说西班牙语的人会用高大、危险、强壮、坚固等词来形容桥梁，而说德语的人则会用美丽、优雅、漂亮、脆弱等词来形容桥梁。标签远不止起到了定位的作用，更塑造了我们想象中的画面。
由于不同的语言描绘着不同的现实，每当人类学家钻进人口日益稀少、使用独特语言或方言的部落，往往会有了不起的语言学发现。20世纪70年代初，人类学家约翰·哈维兰（John Haviland）发现了澳大利亚北部昆士兰州的谷古-伊米瑟（Guugu Yimithirr）人所用语言的一个奇怪特点。这一语言里没有“左”“右”“前”“后”这些相对方位词，而只有“gungga”（北）、“jiba”（南）、“naga”（东）和“guwa”（西）这些基本方位词。起初，这似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差异，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更习惯用相对方位词来说明位置和方位，而相对方位词是以当事人为中心的，也就是说，只有知道一个人站在哪里、面朝着哪一边时，这些词才能发挥作用。如果这个人转了个身，起初在他正前方的物体就变成了位于他身后，而使用基本方向词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基本方向只与太阳的位置有关系，和具体的人的位置无关。因此，和说英语的人不同，谷古-伊米瑟人对基本方向更为熟悉，他们判断物体在人南边还是北边的速度，就和我们这些说英语的人判断物体在人前面还是后面一样快。
20世纪80年代，语言学家斯蒂芬·莱文森（Stephen Levinson）拜访了谷古-伊米瑟人，通过对一系列互动的描述表明了谷古-伊米瑟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物理空间思考方式。比如，一位当地诗人要他小心脚“北边”的大蚂蚁。又如，莱文森请村里的一位老人描述在照片里看到了什么东西。老人说，他看到了两个女孩，一个的鼻子朝向东方，另一个的鼻子朝向南方。当然，要是老人拿着照片转180度，面对相反的方向，他就会说女孩的鼻子一个朝着西，一个朝着北。
在相距不远处，昆士兰以北的约克角的另一侧，波姆普劳（Pormpuraaw）人则用类似的语言方法来描述时间。在他们的想象里，时间不是从左向右或者从右向左流动的，而是像太阳那样运动：从东向西。如果波姆普劳人面对北方，时间就是从右流向左，如果他转身面对南方，时间就从左流向右。
实验故事
曾有一项实验要求一组波姆普劳人按照人年龄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若干张卡片。一如所料，参与者们从东向西按升序排列卡片。面朝北时，他们从右排到左（如图8-4左侧所示）。实验进行了一半，正在执行拍摄任务的摄影师说，自己要换一个不同的角度，于是，参与者们转了90度，面朝着一个不同的基本方向（如图8-4右侧所示）。不管面朝哪一方，说英语的人总是会从左向右排列卡片，但波姆普劳人却不一样，他们仍然按从东向西的顺序排列卡片，只不过这一回，卡片是从下排到上的。谷古-伊米瑟人和波姆普劳人的语言标签决定了他们感知物理空间和时间的方式。
图8-4 波姆普劳人面朝北和面朝西时完成卡片排序任务的鸟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