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标签并非天生就是危险的。给一个人贴上“右撇子”“黑人”或“工人阶级”这类标签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一旦与带有含义的性格特征相联系，这些标签就很有害了。举例来说，“右撇子”这种标签基本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对惯用右手的人并没有太过强烈的刻板印象，说某人是“右撇子”并不等于说他们不友好或者不聪明。
相比之下，“黑人”和“工人阶层”就蕴含着很多联想，其中一些较正面，但更多的则是负面的。如果一个人被贴上了“黑人”的标签，我们会受其触发，感知到那些常与“黑”有关的特点，这就是为什么听说面孔属于“黑人”时，学生们会给本无法判定种族的面孔画出典型的黑人特征。普林斯顿大学实验的参与者们也一样，他们把汉娜的“工人阶级”背景跟智力不高相联系，在观看她完成学业检测的录像时倾向于强调她的弱点，忽视她的优点。
有时候，无意义的标签也会莫名其妙地获得意义。按照惯例，世界地图都将北半球置于南半球的上方，但将四个基本方位按这种方式垂直放置并没有什么内在的原因。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认为北应该被放在南的上面，可能只是因为已知世界都集中在北半球，世界上未被发现的地区自然应该位于优越的、已被勘测出的文明世界的版图之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将“上下”和“南北”的两套方向系统合并起来，认为北就位于一个中心参考点之上，南则在之下。这种关联本来没有意义，可它在商业上产生了一些后果。
举例来说，在一项实验中，人们相信，如果一家货运公司在甲乙两地之间运输货物，从南运到北比从北运到南多收235美元是合理的，原因是，往北似乎是在“向上”运动，当然更费工夫，会耗费更多的燃料。另一组受试者则更乐意从市中心向南驱车5公里去一家商店，却不怎么乐意向北开5公里去一家基本相同的商店。原因仍然是一样的：向北边的商店开似乎要比向南开更费工夫。与此同时，第三组受试者则更乐意住在城市北边，大概是因为北边更高，显得比城市南边更优越。
从理论上讲，这些关联是可改变的。如果托勒密决定将他的祖国希腊以及北半球的其他地区放在地图的下半部分，人们说不定就更乐意向北方出行了，同时认为向南走更辛苦。1979年，一位名叫斯图尔特·麦克阿瑟（Stuart McArthur）的澳大利亚年轻人针对目前占地图绘制主流地位的麦卡托投影法（Mercator world map projection）提出了一种替代方案：麦克阿瑟式通用纠误投影法（McArthur's Universal Corrective projection）。在麦克阿瑟的地图上，澳大利亚位于世界其他大陆的上面，也即上南下北。
麦克阿瑟的地图未能取代上北下南的权威投影法，但不难想象，接受麦克阿瑟式地图系统教育的孩子，说不定会觉得向北出行比向南出行更轻松。
大约150年前，也就是托勒密决定让北半球处于南半球之上很久以后，雷明顿公司（Remington）买下了一种新型打字机的专利权。这种打字机并未将字母按照正常的字母顺序（以A始，以Z终，排成3行）排列，而是采用了“QWERTY”布局（见图8-3）。一如各位读者所知，这种布局的键盘成了当今世界上的主流键盘。“QWERTY”布局的设计目的是将经常使用的字母分开放置，以免在快速输入时卡住按键连杆。(27)
图8-3 “QWERTY”键盘
推出标准键盘所带来的意外后果之一是，数百万计算机用户会用左手输入某些单词，用右手输入另一些。例如，“abracadabra”（胡言乱语）、“referrer”（推荐人）是左手单词，“lollipop”（棒棒糖）、“loony”（疯子）和“monk”（和尚）是右手单词。（在图8-3中，灰色为左手按键，白色为右手按键。）有些单词需要双手配合输入，但你可以这样计算每个单词侧重右手还是左手：键入该单词使用右手按键的字母数量减去使用左手按键的字母数量。
事实证明，由于人们都喜欢用常用手打字，而大多数人是右撇子，他们逐渐喜欢上了贴着“右手占优”（right-dominant）标签的概念。换句话说，如果你问一位说英语的人对单词的喜爱程度，哪怕是像“plink”或“sarf”这种并无实际意义的词，他们往往更喜欢需要更多右手按键的词。“QWERTY”键盘问世后创造出的词汇，包括“n00b”(28)“yucky”（讨厌）和“woohoo”（欢呼）尤其如此。人们经常输入这些字母串，并伴有使用右手输入的愉快感受或是使用左手输入的别扭感觉，因此，毫不出奇，单词表现出了很强的“QWERTY”效应。一如托勒密的决定让人们把北方和向上运动相联系，雷明顿采用的“QWERTY”键盘也让“wart”(29)这类单词蒙了尘，落入了不受欢迎的“左手输入单词”的范畴，而让“punk”(30)沾了光，进入了讨人喜欢的“右手输入单词”的行列。
人们会偏好右手字母多于左手字母的词语。
这些研究并非好奇心过剩，事实上，它们告诉了我们种族主义和偏见是怎样影响成年人思维的，我们又该如何防止这些偏见在儿童心中扎根。在看过千百幅上北下南的地图后，成年人很难改变“北在南上”的概念。同样的道理，成年人生活在一个不停将种族与个性特征相提并论的世界里，种族标签也就跟个性特征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儿童而言，这些破坏性的种族联想尚未变成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他们幼小的心灵还来得接受其他可能性。
在民权斗争最激烈的时期，一位富有创意的老师向我们展示了孩子们有多乐意采用新的标签。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Matin Luther King Jr.）遇刺，第二天，成千上万的美国儿童带着困惑和不解来到学校。在艾奥瓦州的莱斯威尔（Riceville），斯蒂芬·阿姆斯特朗是第一个走进三年级老师简·埃利奥特（Jane Elliott）的教室的孩子。
等教室里坐满学生，阿姆斯特朗问老师：“他们为什么要杀死那个国王？”(31)埃利奥特解释说，“King”指的是一个叫“金”的人，他为反对歧视黑人而斗争。这个班上的学生全是白人孩子，大家都很困惑，因此埃利奥特决定向他们展示受到歧视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学生们兴奋地同意了。于是埃利奥特设计了一场实验，这场实验最终使得后来的仰慕者将她称为美国反歧视教育的第一人。
一开始，埃利奥特说，蓝眼睛的孩子比棕眼睛的孩子更优秀。孩子们起初很抵制这个说法，绝大多数棕眼睛的小朋友要被迫面对“自己比别人差”的可能性，占少数的蓝眼睛小朋友则会面临这样的危机：自己一些最亲密的朋友如今成了“禁忌”。埃利奥特解释说，棕眼睛的孩子体内有太多的黑色素，黑色素这种物质会让眼睛的颜色变深，还会让人变得不够聪明。埃利奥特给棕眼睛的孩子贴上“棕眼人”（brownies）的标签，说，是黑色素让“棕眼人”变得愚笨而懒惰。
为了让“棕眼人”容易辨认，埃利奥特让他们佩戴纸臂章，这是在影射纳粹德国在大屠杀期间强迫犹太人佩戴黄色大卫星的行为。埃利奥特还告诉棕眼睛的孩子，不能直接从水池里喝水，因为那可能会传染蓝眼睛的孩子，从而再次强化了两者间的对立。“棕眼人”只能用纸杯喝水。埃利奥特总是表扬蓝眼睛的孩子，为他们提供特权，比如延长午休时间，同时，她总批评棕眼睛的孩子，强迫他们早早吃完午餐。这一天结束时，蓝眼睛的孩子对棕眼睛的同学变得粗鲁、不客气起来，而就连最合群的棕眼睛孩子也明显变得胆怯、低声下气。原本聪明的棕眼睛孩子在学业上变得迟钝，而本来反应较慢的蓝眼睛孩子则有了批评棕眼睛孩子拖班级后腿的胆量。埃利奥特成功地让孩子们相信，眼睛的颜色既可能是前途的标签，也可能是耻辱的记号。
星期五下午放学后，孩子们回到了家，跟家人和朋友待在一起。接下来的星期一，他们来到学校，埃利奥特则把标签颠倒过来。她告诉孩子们，棕眼睛的学生其实比蓝眼睛的学生优秀，现在，轮到“蓝眼人”（blueys）戴耻辱臂章了。学生们接受了这些新角色，但在态度上没有对先前的角色那么热情踊跃了。就算此前受压迫的棕眼睛学生，在占据优越的位置后也表现得相对收敛，这或许是因为他们亲身体验到了负面标签带来的刺痛。中午过后，埃利奥特中断了这次实验。蓝眼睛的学生取掉臂章，因为眼睛颜色而分成两个阵营的孩子们拥抱着和解了。
埃利奥特示范歧视作用的消息很快便流传开来，几个星期后，约翰尼·卡森（Johnny Carson）在《今夜秀》（Tonight Show）里采访了她。采访只进行了短短几分钟，但它带来的影响延续至今。全国各地愤怒的白人观众纷纷批评埃利奥特，就算到了今天，就算作为埃利奥特的出生地和家乡的艾奥瓦州莱斯威尔仍有许多居民不欢迎她。一名怒气冲冲的白人观众怒斥埃利奥特让白人孩子遭受了歧视（可这样的歧视，黑人孩子天天都要面对）。该观众认为，黑人孩子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经历，可白人孩子很脆弱，说不定在示范结束后很久都难以从中恢复。埃利奥特作出了尖锐的回应。她责问，为什么白人孩子只经历了这种待遇一天，我们就这么关心；而黑人孩子可能一辈子都要受到同样的待遇，我们对他们的痛苦却视若无睹呢？多年以后，全国数以百计的学校采用了埃利奥特的示范技巧，职场歧视培训课也应用了同样的方法，以期让成年人有所领悟。不管埃利奥特的方法存在怎样的优缺点，它都向我们说明：标签深刻地塑造了我们对待其他人的方式，就算是随意编造的标签也有着极强的破坏力，会妨碍最聪明的人发挥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