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口普查局每隔10年就要对全国人口进行统计和分类，统计发现，人们认同多元文化的可能性远高于20年前。在1990年的人口普查中，受访者只能选择单一的种族群体，而在2000年和2010年的普查中，受访者可以将自己与一个以上的族群相联系。事实上，2010年，有超过6%的人口，也即200多万人，认同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种族或民族群体。
二元文化者（即长时间生活在两种文化中的人）体验到的世界和只生活在单一文化中的人非常不同。越南裔美国作家安德鲁·林（Andrew Lam）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过自己认同两种截然不同文化的体验。林的父亲是南越的一位将军，越战一升级，他就让全家人逃到了美国。而他自己在南越军队投降后才来和家人会合。林生动地记得自己的第一顿美式饮食是一个火腿三明治加一杯牛奶，也记得在南加州的冬天里瑟瑟发抖的过往。按照美国的标准，南加州的冬天很暖和，但比林小时候经历的全年热带气候可冷得多。
这些表面差异与更深层次的文化差异是相匹配的。美国人重视亲情的口头表达，在美国人的家庭和爱情关系中，“我爱你”有着很特殊的地位，而越南人则往往会通过手势来表达他们的爱。林去拜访母亲时，母亲会煮他最喜欢的食物，而他则把所有东西都吃完以示感激。林的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只有当安德鲁拿下了著名的新闻奖项时，父亲才告诉儿子自己有多么骄傲。林还描述了从集体主义文化转到个人主义文化时受到的冲击。在前一种文化中，社群的利益最重要，在后一种文化中，他要学习如何聚焦自身，比如“追随你的梦”和“努力争取第一”。
美国和越南的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两者互相冲突的文化信念又很难调和。如果你把社群的福祉放在自己之上，那么就不能优先考虑个人的梦想，除非为社群服务就是你的梦想。出于这个原因，像安德鲁·林这样的二元文化者要被迫进行心理学家所说的“架构转移”（frame switching）。根据架构转移理论，你要么通过这一种文化的架构去感受世界，要么就通过另一种。内克尔立方体（Necker Cube）视错觉很好地再现了这种情形，如图6-7中左图所示。
图6-7 内克尔立方体
内克尔立方体本身缺乏关于深度的线索，因此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面朝下的立方体（右上角小图），也可以把它看作一个面朝上的立方体（右下角小图），但你不能在同一时间看到两种立方体。二元文化同样如此。尽管许多二元文化者逐渐对新的文化家园感到了舒适和满意，但他们的思维永远是分叉的，在原有文化和新文化的常规之间分裂了。只需要被简单提示过去事情是怎么做的，他们就能切换回“故国”模式。
心理学家通过一系列实验对东西方文化中的一点重大差异进行了利用，即两种文化都对社会事件有着独特的解读。举个例子，你看到一个人开着车鲁莽地闯了红灯。西方人更有可能批评开车的司机，认为他不关心他人安危；相反，东亚人（包括中国人）则更倾向于相信司机是被迫开快车的，因为他碰到了紧急情况，也许他要送某人去医院，也许正有人要他到学校去接生了病的孩子。换句话说，人做出糟糕的行为只是在应对环境中的限制，而并非他本身就不负责任。
实验故事
在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向二元文化者展示了一系列图像，这些图像与构成其二元文化认同中的一种文化有关系。研究人员向在香港的西方学生（对中西文化都很熟悉）展示美国国旗、亚拉伯罕·林肯和超人等西方文化典型的图像，或孙悟空、中国长城、京剧演员等中国文化典型的图像。之后，学生们要完成若干问卷调查，调查旨在检测他们的思维模式更倾向于对哪种文化做出强烈反应。如果香港的二元文化学生读到这样一个故事：超重的男孩跟朋友出去吃晚餐，他吃了富含糖分、高热量的蛋糕。那么，根据该学生是受美国还是中国图像引导，他会对男孩的行为做出不同的解释。受美国图像引导时，学生往往会责怪男孩，认为他自控能力较差；但受中国图像引导时，学生相信男孩所处的局面很棘手，他大概是受到来自朋友的压力才吃蛋糕的。在引导图像的引导下，学生们会通过最容易出现在脑海里的文化透镜来解读世界。
许多二元文化者虽然充分适应了新的文化环境，但他们的思维却永远处于分叉状态，分别认同原本文化与新文化的常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