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世界，家庭富裕的10岁孩子在学校里学习加减法，而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穷苦的10岁孩子却只能把相同的概念视为谋生的工具而进行自学。位于巴西东北部的累西腓是一片很大的城市区，穷孩子们很小就要上街兜售糖和水果。他们不曾接受过任何学校教育就蹚进了买卖的深水区，如果有谁不够小心谨慎，就会被骗子用两雷亚尔的钞票换走一张5雷亚尔的钞票（雷亚尔是巴西货币单位），于是，孩子们飞快地学习加减法，掌握讨价还价和太快让步的区别。20世纪80年代，一些研究人员来到累西腓，发现这些街头的穷孩子们对数学概念的认识已经相当成熟，西方同龄的孩子要在学校受好些年的教育才能达到近似的水平。研究人员要这些小商人完成若干数学任务，也把类似的题目布置给了附近郊区一所公立学校的同龄学生。
实验故事
有一项任务是这样的：将总数为17 300克鲁赛罗（当时的货币单位，现已改为雷亚尔）的17张钞票加起来。另一项任务是：判断是每袋棒棒糖卖200克鲁赛罗还是7袋棒棒糖卖1 000克鲁赛罗挣得多。
不卖糖和水果的累西腓小学生和农村孩子们在计算钞票时很痛苦，回答正确率仅为30%～50%，但小商人们的正确率高达82%，就连误差率也比较小，一般离正确答案不超过200克鲁赛罗，而小学生们的准头就差得多了。小商人们在收入计算任务方面也表现得好很多。78%的小商人正确地指出，每袋棒棒糖卖200克鲁赛罗的收入比7袋棒棒糖卖1 000克鲁赛罗要多；小学生的回答正确率仅为50%，不上街卖东西的农村孩子的回答正确率更是只有24%。
实验人员问街头小商人他们为什么表现得如此出色时，孩子们解释说，他们把较大的数字分成了较小的数字组成。举例来说，他们不是一张一张地将17张钞票加起来的，而是将其分为便于计算的群组：一张500克鲁赛罗的钞票，两张200的，一张100的，加起来等于1 000克鲁赛罗；之后，把这几张钞票放到一边，计算剩余的13张钞票。对另一项任务，他们给出的解释也很相似：如果一袋棒棒糖价值200克鲁赛罗，那么卖两袋就可以得到400克罗赛罗，3袋600，4袋800，5袋1 000，这比7袋棒棒糖才卖1 000克鲁赛罗要划算多了。虽然没受过正式的数学教育，这些孩子们却生活在一个不得不掌握这些技能的文化环境中。虽然他们很快就学会了加法，可以计算不同买卖的利润，但从另一方面说，他们在阅读书面数字、比较不同数字大小时却并未有更佳的表现，因为这些任务并非街头叫卖的必要条件。
数学与艺术似乎占据着文化光谱的两个极端，前者普遍而持久，后者呈现在地性，又总在不断变化，但两者间也有着相当多的共同点。艺术家达·芬奇同时也是数学家达·芬奇，他的画作《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很能抓人的眼球，部分原因就在于它们都遵循某些能达成视觉和谐的数学定律。和许多古代东亚的雕塑和建筑物一样，这两幅画作的比例都符合所谓的黄金分割，长边约为短边的1.618倍。黄金分割最初是由毕达哥拉斯在公元前5世纪提出的，据说符合普遍的审美，在数十种文化中，人们在设计建筑和创造艺术时都会采用黄金分割。
尽管黄金分割具有普遍性，不同的文化并不总能在“是什么构成了艺术品的吸引力”这一点上达成统一。研究人员调查了近500幅著名的西方和东亚肖像画，他们发现，在西方作品中，主人公的面部平均占据了画布上15%的面积，而在东亚作品中仅为4%（见图6-6）。还有人对Facebook个人资料上的照片做了类似的分析，在来自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用户的样本中，12%的人上传的是除了自己的面孔外没有其他背景的照片，而在来自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台北的样本中，仅有1%的用户选择了类似的无背景特写。
图6-6 东西方肖像画对比
这些审美意识并不仅仅表现在文化遗产上。同一批研究人员要求美国和东亚的学生画一座房子、一棵树、一条河和一个人的场景，美国学生的画里更强调房子和人，而东亚学生则更关注背景，为画面增加的背景细节比美国学生多74%。研究人员又要求这些学生为4名模特拍照，美国学生将模特的面孔塞满了整个构图；相比之下，东亚学生则更强调模特的身体和房间的背景，模特的脸在画布上最多只占1/3。研究人员还对每一种文化里的人群做了尽量广泛的采样，从涉世不深的学生到艺术泰斗，所有人似乎都有着与所属文化相一致的审美偏好。
艺术品的启发性还在于它们反映了文化的理想和关注点。东亚的艺术家一贯喜欢表现为荣誉而死的高贵战士，但西方艺术品里并没有这种概念。比如，日本的杰作倾向于表现未能坚守自己对荣誉的承诺而切腹自杀的武士，美国文化中完全没有这种荣辱观，但美国也有部分地区更为重视荣誉。在这些地方，如果杀人是为了捍卫行凶者个人或其爱人的荣誉，那么其行为更容易得到他人的原谅，哪怕从普遍意义上来说，杀人是应受谴责的。
举个例子，假如你有一家公司，想聘用一名新员工。应聘信如洪水般涌来，你发现了数十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但有一封信特别出众。申请人是位工作努力的27岁男性，似乎很适合这个职位，但他在信里提及的一件往事让你有些担心。
我必须对一件事作些解释，因为我觉得我应该说实话，我不希望造成任何误解。我曾犯下过失杀人的重罪。您在向我发来聘书之前大概希望我对此进行解释，以下便是。我因为未婚妻有外遇而与人打了一场架。在我住的小镇上，一天晚上，这个人在酒吧里当着我朋友的面朝我走来并告诉大家，他和我未婚妻上床了，并当众嘲笑我，问我有没有胆量出门来做个了断。我那时年轻气盛，不愿在大家面前退缩。我们走进小巷，他开始揍我。他把我撞倒，又抄起酒瓶。我可以跑开，法官说我应该这么做，但我的尊严容不得我这么做。相反，我从地上拾起一根管子打了他。我不是故意要杀死他的，但几个小时后，他死在了医院里。我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错的。
对此，你将作何反应呢？你认为申请人描述的环境削弱了他行为的严重程度，还是与他的罪责无关呢？他能获得这份工作吗？你会拒绝他吗？
实验故事
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和多佛·科恩（Dov Cohen）向散布全美各地的连锁店寄送了上百封虚构的应聘信，内容恰如上文。两人将连锁店大致划分为3个不同的区域：南部各州（如田纳西州、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西部各州（如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和怀俄明州）与北部各州（如纽约州、马萨诸塞州和密歇根州）。如果你对美国文化有基本的了解（且看过一段时间的美国电视节目），就会意识到这些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习俗。
此后的几个月里，连锁店的回信陆续寄达，而且遵循着一套有趣的模式。与北部的连锁店相比，南部和西部的连锁店更愿意向悔恨的申请人提供职位，回信中的语气也较为温和与灵活，许多回信对申请人的行为表示了理解和同情；而北部的连锁店则要么无视，要么不以为然。南部一家连锁店业主发来的信特别形象地说明了受当地荣誉文化激发的想法：
至于你提到的过去的问题，任何人都可能陷入你遭遇的处境，那只是一件不幸的事，错不在你。你的诚实，表明你是真诚的……我祝你未来好运。你有着积极的态度和工作的意愿，这正是企业对员工素质的要求。等你安定下来，又在附近的话，不妨顺路来看看我们。
在美国，南部和西部都与错综复杂的家族争斗、意大利式西部片联系在一起，一般而言较为强调传统的性别角色。在研究人员拟定的求职信中所述的情形中，南部和西部的男性更倾向暴力回应，得到原谅的可能性也更大。北部各州则没有这种所谓的荣誉文化，北部的男性并不抱有相同的文化期待。避免使用暴力并不会有损他们的尊严。
这时候，你可能会想，这是不是说南部人和西部人更易接受暴力呢？说不定，他们的反应跟荣誉文化与犯罪性质并无关系。研究人员也很重视这一点，于是他们又发出了另一系列信件，申请人在信中承认自己年轻时曾偷盗汽车养活家人。他同样表示了悔恨，渴望迈出新生的一步。偷车这种犯罪行为无关荣誉和面子，3个地区的连锁店都给予了程度相同的宽容。
实验故事
尼斯贝特和科恩又进行了第二项研究，付钱给大学报社实习生，让其写一篇有关暴力事件的报道。这次研究里也出现了类似的模式。按照背景事实表，一个名叫维克多·詹森（Victor Jensen）的年轻白人男性刺伤了另一名年轻白人男性，因为后者在一次聚会上嘲笑前者，并辱骂了前者的姐姐和母亲。南部和西部大学里的报社实习生在描写这件事时更容易为詹森的行为辩护，他们说，詹森是因为受到挑衅才无奈地采取了暴力回应。北部大学的报社实习生却没这么宽容，他们认为詹森的行为是不计后果的冲动，而不是面对他人对其荣誉进行攻击时自然的反应。
随着南部和西部的年轻男性走向成熟，他们逐渐学会透过放大镜看待人身威胁。原本可一笑置之的事情被认真看待，人们不得不做出相应的甚至升级的反应。这些反应反映了根深蒂固的荣誉文化，其起源可追溯至17世纪北美洲移民最初的定居点。
按照研究人员的说法，有几个因素可以解释荣誉文化只出现在美国部分地区的原因。在北部各州定居的基本上是农民，从移民岁月之初就享受到了有力的法律制度的保障；而南部和西部的主要居民是牧场主和牧民，其生计随时随地受到盗贼和偷猎者的威胁。在广阔的南部和西部，犯罪难以获得惩罚，尤其是在殖民之初，牧民们因此被迫自行解决这些纷争；再加上温暖的天气和普遍的贫困又对暴力和私人维护治安起到了鼓励作用，由此诞生了暴力对抗以及造就当今荣誉文化的长期的家族复仇。尽管一些专家对这样的因果链持怀疑态度，但毫无疑问，西部和南部殖民地的定居者比北部人更信奉决斗、绅士精神和军法概念。这些做法代代相传，荣誉文化就扎下了根，造成了南部和西部人更为暴力的反应，而北部人的反应则要温和许多。
虽然荣誉观似乎是来自传统时代的遗迹，但在荣誉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男性，仍然与在美国其他地区成长的男性有着不同的反应。
实验故事
同一批心理学家在系列实验中观察了南北部男性如何面对暗中威胁到自己男子气概的侮辱。在每一次实验中，他们都要求大学男生穿过狭长的走廊从一间教室去往另一间教室。受试者穿过走廊时，有一部分人被迫与从另一个方向走来的实验人员安插的助手擦肩而过。这时，助手会撞上受试者，并低声嘀咕一句：“混蛋。”实验中的另一些受试者则会顺利穿过走廊，对面走来的学生走过他们身边，什么话也没说。
受到侮辱的男性显然为助手的敌意感到吃惊，但南部人和北部人的反应大不相同。附近的两名观察员检视了这些男性的反应，他们发现，在南部长大的学生中，85%的人感到气愤多过有趣；在北部长大的学生中，65%的人则是感到有趣多过气愤。等学生穿过走廊来到另一间教室，研究人员要他们将一个男人受辱的故事（跟受试者刚才碰到的事情没多大不同）补充完整。3/4的南部人在补完的故事中都提议说，受辱的男人应该以暴力回应，或是给予对方同等侮辱，但只有41%的北方人给出了类似的提议。在其他研究中，实验人员测量了受辱的南部人的激素反应，发现他们与压力相关的皮质醇和与攻击相关的睾丸激素都出现了急剧上升。
在第三轮实验中，研究人员又要学生们从同一条走廊回到最初的教室。这一次，学生们要被迫与另一名作为助手的高大男生（身高1.90米，体重90多公斤）迎面而过。观察员仔细观看了学生们回应这个模拟胆量游戏的方式。他们发现，所有的北部人，以及先前没受侮辱的南部人，都与这名高大男性保持了一米以上的距离。相比之下，受过侮辱的南部人则拒绝让步，他们会等那名迎面而来的壮汉只与自己相隔一尺来远时才让开。之后，受过侮辱的南部学生在跟另一名小个子（身高1.70米，体重50多公斤）的助手接触时也表现得很好斗，并在问卷中承认，他们觉得自己的男子气概受到了挑战。北部人几乎不会认为自己受了侮辱，南部人却试图通过一连串的好斗行为来重申自己的阳刚之气。
后来的研究表明，荣誉文化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南部人年轻时死于与冒险、男子气概等相关偶然事故的比例更大。每种文化都有各自特殊的不安全感，因此，在一种文化中被视为破坏男人荣誉的侮辱，放在另一种文化中只是人际间的小摩擦。南部各州对荣誉的重视，说明了古老的恐惧和不安如何在模糊的相关背景（哪怕此刻与那些不安全感最初出现的年代已经隔了千百年）下进行自我表达。这些恐惧还逐渐塑造了该文化中人们对身心疾病的体验。许多症状只会对生活在特定较小文化范围内的人们造成影响，而对住在该文化所引发的焦虑范围之外地区的人则鞭长莫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