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对我们如何感知人与社会间的互动也有类似的影响。一如中国人比美国人更爱把焦点放在背景而非物体上，中国人还相信，人们是互相重叠的实体，与生活中的其他人息息相关。西方人（如来自美国、加拿大、西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人）则更愿意相信自己与他人不同，就算与朋友或爱人异常亲近时，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个体。这种哲学信仰叫作“个人主义”，与东亚人（如日本人、中国人和韩国人）的集体主义信仰非常不同，后者认为，人人都是相关的，我们的身份是交叠的，我们的行为应当有利于整个群体而非个人。诚然，来自两种不同文化群体的人都意识到自己既是个体，也是群体的成员，但对西方人来说，个体元素更重要，而东方人则相对更重视集体的元素。
实验故事
在一系列实验中，研究人员要求美国和日本的学生阐释站在画面正中央的卡通人物的情绪，画面背景中还有其他4个卡通男女。有时，画面中的5个人有着相同的表情，有时，前面的人物跟他身后的人物表情不同，如图6-4所示。
图6-4 表情不同的情况
研究人员要学生们判断中心人物的情绪（是快乐、悲伤还是愤怒），72%的日本学生说，自己没法忽视背景中人物的情绪，而只有28%的美国学生有相同的反应。如果背景中的4个人物表达了与中心人物不同的情绪，日本学生会很自然地判定画面中心的人物没那么快乐、没那么悲伤或是没那么愤怒。和前文提到的老虎与战斗机实验一样，日本学生花了大量时间观察背景中4个人物的面孔，而美国学生几乎完全只看画面中央人物的脸。
美国人认为自由（liberty）和个人自由（individual freedom）都是理所当然的美德，但东方人更关注集体福祉。文化研究人员对后者产生了疑问：较之特立独行，他们会不会更看重和谐与一致的价值？曾有人分析过美国和韩国的300多家报纸和杂志上的广告中“独特”与“一致”两个概念出现的频率。一些出版物以商业及社会评论为主要内容，如美国的《钱经》《纽约时报》和韩国的《商业周刊》《深泉》，另一些出版物则以女性和青少年为目标受众。几乎所有的韩国广告都在倡导传统、一致和跟随趋势的价值；而几乎所有的美国广告都在强调选择、自由和独特。一个韩国广告宣称，“10个人里有7个都在使用这款产品”，这样的广告词恐怕会把美国消费者吓跑。相反，美国的一个广告则说：“互联网并不适合所有人。但话说回来，你并不是所有人。”这种观点恐怕会冒犯韩国消费者的集体主义情操。
这些广告也反映了集体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实际行为方式的不同。社会心理学史上最有名的一个研究项目，是20世纪50年代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在美国进行的关于人类顺从性的调查。
20世纪初，阿希在波兰长大，20年代才随父母搬到了纽约布鲁克林区。小时候的逾越节上，他坐在父母身边，问父亲为什么向玻璃杯里倒满葡萄酒，放在一个没人坐的空座位前。父亲回答说，那杯酒是为先知以利亚保留的，那一刻，小所罗门真的相信杯里的葡萄酒仿佛少了一些。小时候对暗示性和影响力的沉迷，让阿希一生都沉迷于顺从性和洗脑宣传的研究，尤其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拉开恐怖序幕期间纳粹德国所进行的洗脑宣传感兴趣。于是，他设计了一项研究，检验人类顺从性的极限。
实验故事
在标准版实验中，7个人坐在房间里完成一个简单的任务：判断图6-5的右图中哪条直线与左图中直线的长度相同。
图6-5 顺从性试验
这个任务很平常，因为答案很明显是C，但实验设计了一个巧妙的转折。最后一个要大声回答的人是不知内情的参与者，他不知道实验要检验的到底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另外6名参与者都是实验者的助手，他们被事先告知，要全体一致地回答说，正确答案是B。随着实验的进行，前面6个人一个接一个看似随意地说“是直线B”，而研究人员则记录下第7个人的反应。不知内情的参与者越来越激动，起初他好奇自己是否误解了实验的指示，之后又怀疑房间里的其他人在搞恶作剧，但其他人面无表情，毫不动摇，然后便轮到第7个人回答了。阿希做了数百次尝试，发现在所有的美国参与者中，大约有30%的人附和了房间里其他人给出的错误答案，即“直线B”。这个结果很有力量，因为它表明，尽管美国人整体上的确看重特立独行和自立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但仍然会屈服于社会影响带来的压力。
美国人虽然通常重视独特和自立等个人主义价值观，但还是不免屈服于社会影响的压力。
和缪勒-莱尔错觉一样，研究人员花了一些时间调查阿希实验在其他文化里的反响，并最终在全球范围内作了检验。在其他推崇个人主义的国家，从英国到荷兰，实验的结果相差无几，但在集体主义盛行的国家，差异就很大了。日本的参与者中有50%向社会压力低了头，加纳人中有47%，斐济人中有58%。顺从（通往社会和谐的途径）偶尔会出现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美国，但它在重视集体主义观念的文化环境中更常见。
不同的古代哲学风格反映了个人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之间的这些显著差别，但为什么古希腊人追求个人主义的哲学，儒家却奉行集体主义的哲学呢？对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终极起源，研究人员中仍然存在争论，但近年来有人提出了一个有趣也颇具争议性的理论，他们认为，这些趋势或许反映了致病微生物的浓度。集体主义社会有可能是在病原体密度很大的地区发展起来的，因为集体主义者比个人主义者更担心外来人口，更不可能承担引来疾病的风险。这种对外来人口的排斥态度或许为集体主义社会带来了好处，因为它为不带抗体的人们屏蔽了外来的疾病。相比之下，个人主义者更容易离开群体和外来人口互动，等他们冒完险回到自己的社群，新型疾病就传播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集体主义文化在充斥着病原体的地区蓬勃发展起来，而个人主义文化却因为疾病的肆虐而走向衰落；与此同时，个人主义文化在危险病原体较少的地区得以繁荣。强调个人主义的文化往往更勤奋、更爱冒险、更具创造力，所以，只要不受到传染性疾病的威胁，它们的发展就能超过集体主义盛行的社会。
实验故事
2008年，一些美国和加拿大心理学家进行了一项研究，比较了历史上侧重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地区的微生物水平。研究人员将世界分为近100个区域，并请两名专家级文化研究员评估了每一区域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程度。文化专家按1分（非常集体主义）到10分（非常个人主义）为每个区域打分。个人主义区域包括美国（得分为9.55）、英国（8.95）和瑞士（7.90），而中国（2.00）、尼日利亚（3.00）和葡萄牙（3.80）则相对属于集体主义。介于两者之间的区域包括罗马尼亚（5.00）、西班牙（5.55）和南非（5.75）。两个关键指标之间的关系非常强，也就是说，历史上病原体水平较高的区域，往往比病原体水平较低的区域更强调集体主义。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环境的压力很可能造就了世界上每一片地区特定的长期文化模式。
虽然研究人员仍在争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起源，文化却持续不断地塑造着人的思想，除了对物理世界和社交世界的看法之外，文化体验还塑造着我们对抽象概念的诠释方式，比如数字之间的关系、绘画的最佳方式以及面对故意侮辱时是战斗还是逃跑。我们满足于对这些抽象概念的文化理解，以为自己的观点是特殊的、必然会形成的，但即便是数学领域的硬性概念也可以得到文化角度下的重新诠释。20世纪80年代末，一位研究人员在巴西偶遇了一群在街上卖糖果的穷孩子，他发现，要教孩子们学会加减法，并非只能用西方的方式。
文化体验不仅会影响我们看待外在世界及社会的想法，也会塑造我们建构抽象概念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