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天真无邪，爱憎分明，而我们中大多数人则思想邪恶，欺软怕硬。
——G. K.切斯特顿
除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少数几位可敬的同事，马斯洛最初很难确认什么样的人属于完成了自我实现的人。他认为，要体验到自我实现所定义的那种自我接受和道德明确（moral clarity），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所以，他或许会对60年后一篇论文所公布的结果感到惊讶。马斯洛的着眼点主要是中年和成熟，而发表该篇论文的研究人员则意识到，童年的天真无邪才是我们道德明确最纯粹的标志。
实验故事
在一些实验中，一组参与者尽量详细地写下了自己愉快的童年回忆。有些参与者的回忆专注于自己与朋友玩耍或是一起学骑自行车，这时候，回忆唤起了童年的温暖形象，其余的参与者唤起的是来自高中的愉快回忆。研究人员推断，高中的回忆并不比美好的童年回忆逊色，只不过，它们未能唤起随着我们进入青春期后日益减弱的纯真感。在接下来的实验中，研究人员问参与者是否愿意将自己完成实验所得报酬中的一大部分捐献给一家日本震后慈善机构。很多参与者都很慷慨，但总体来说，如果参与者回忆的是童年，他们捐献给慈善机构的比例高达报酬的40%，而回忆高中的人捐款所占报酬比例仅为24%。
在其他研究中，回忆童年的人在实验正式结束后更乐意帮助实验人员完成任务，对他人不道德的行为也变得更挑剔，这是他们回忆童年纯真后道德标准提升的标志。
研究人员还希望证明这些差异受纯真与美德的想法所驱动，所以，他们请全体学生完成一系列完形填空题。比如，学生们需要根据以下残缺的字母，P _ R _，M _ R_ _和V_ RT_ _，写出自己脑海里想到的第一个词。受童年回忆引导的学生，因其对纯真的关注，应当更容易想到PURE（纯真）、MORAL（道德）和VIRTUE（美德），而未受童年引导的学生则应该更容易想到PORE（毛孔）、MURKY（阴暗）和VORTEX（漩涡）。研究人员的这种推测在实验里得到了证实。专注于童年回忆的人，65%的完形填空填的都是与纯真有关的单词，而回忆高中生活的人中只有42%填入了与纯真相关的词。在其他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就算人们认为童年是自己人生中的一段艰难时期，这些影响仍然存在，因此，童年的纯真（而非愉快）令人感受到了马斯洛所描述的自我实现状态下的道德明确感。
对童年的回忆激发道德明确感，因为它会让我们回想起道德变得复杂之前的时光。随着人们走向成熟，我们的道德决定背上了妥协和冲突原则的包袱。孩子知道偷窃是不对的，所以他们不会为替生病的妻子偷窃药物的穷光蛋开脱，但这个决定对成年人来说就复杂多了。流行文化可能会建议你审视内心，以此判断什么是真正正确的，而且，研究人员也已发现，如果人们被迫盯着自己的内心镜像，确实会更诚实。要是你表现不好，你的镜中形象会批判你道德沦丧。在奥斯卡·王尔德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Dorian Gray）中，道林是个英俊的男人，尽管做着越来越不道德的行为，仍保持着青春美貌。与此同时，一幅放在他家阁楼上的肖像画却奇迹般地变得越来越狰狞，反映了他日益丑陋的灵魂。和道林·格雷的画像一样，从镜子里观察我们自己，让我们自省、自我审视，当我们做出不道德的行为时，我们的镜像似乎会批判我们。
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心理学家请一所大学的学生用5分钟时间完成一个简短的测试，旨在衡量其思想的复杂性。学生们必须解开一系列字谜，但他们没法在规定的5分钟内完成整张问卷。研究人员告诉学生们，5分钟后会有铃声响起，这时候就应该停笔，不得再继续答题，不然就算作弊。一些学生坐在一面大镜子前完成测试，录音机里播放着自己的说话声，而另一些学生解字谜的时候看不到自己，录音机里播放的也是别人的声音。与此同时，实验人员透过单向玻璃观察学生，数着有多少学生在5分钟铃响以后继续答题。结果非常惊人：坐在镜子前看着自己答题的学生，只有7%作了弊；而无须看着自己镜像的学生，作弊比例高达71%。
人们在想做出不道德行为的时候，他们的镜像就变成了监管自己行为的道德警察。
我们很难确定那些表现得更为诚实的学生是因为坐在镜子前看到了自己，还是因为听到了自己的声音，但另一些研究人员发现，只是看着镜子，人们就会做出更合乎道德的行为。20世纪90年代末，一群社会心理学家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旨在说明人在言语上会比其实际行为表现得更有道德。研究方法非常简洁直白，研究人员告诉学生们，要安排他们与另一位此前没有见过面的学生合作完成两项不同的任务。任务之一比较有吸引力，因为它有可能获得奖励；另一项任务不怎么吸引人，因为没有奖励。在学生们得知这两项任务后，研究人员问他们，是应该分派自己还是合作伙伴去完成那件有吸引力的任务。显然，学生们都愿意分派自己完成有吸引力的任务，让合作伙伴去完成没吸引力的任务，但他们同时赞成通过投掷硬币来决定谁完成哪一项任务更公平。按照概率法则，如果学生们是公正地使用硬币，那么他们自己会有一半的概率分到好任务，而被分到没有甜头的任务的概率为另一半。
尽管所有学生都掷了硬币，但研究人员发现，85%的学生都把好任务分配给了自己，这说明硬币只是一个道具，让他们能为这个结果的公平性开脱。因为没有人监督，你完全可以想象学生们会怎样面对不好的结果：如果投掷硬币的第一轮输了，他们或许马上会改口，说要三局两胜才算数。
研究人员又做了一次尝试，只是这一回在学生们前面摆了一张镜子。学生投硬币的时候必须看着自己的身影，于是他们投硬币的行为变得非常公平，把好任务分配给伙伴的比例恰好是50%。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学生们声称，自己在两种情况下得出的决定都是公平的，但事实上，只有坐在镜子前的学生们才真正遵照了投硬币所得的结果。
当与我们不同的人出现在我们身边，或仅仅是在我们脑海中闪现时，我们的想法、行为和感受都会变得不同。
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各种不同的人，其中许多人都能让我们满足马斯洛在需求层次理论中所确定的动机。这些人中有些是陌生人，有些是熟人，有些与我们的身份认同深深地交织在一起，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如何还能是原本的那个自己。有些人是“圈内”人，与我们有着相同的种族、民族、宗教信仰和语言背景，而另一些人则属于与我们不同的群体。每当这些人出现，不管是真正出现还是仅仅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的想法、行为和感受都会变得不同。我们早已在人与个性特征之间形成了深刻的联想，因此相同的遭遇会激起千差万别的反应。在这些反应里，有一些是有益的，但另一些却成了我们达成目标和实现愿望之路上的尴尬障碍。这些反应很神奇，它们源于激素且并非我们有意而为之。
我们在这两章中讨论的每一种社会互动也都存在于更大、更宏观的文化背景之下。文化指的是分享着共同认识、价值观、目标和实践的群体。不管是较大的宗教、运动团体还是针织爱好者的小圈子，都属于一种“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质。一些文化背景温柔地包裹着我们，为我们提供社会支持和友爱的感觉，而另一些文化背景则帮助我们通过被其“染色”的透镜去理解世界。这种文化透镜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进而塑造了我们对万事万物（从物体到人，再到诸如数学、荣誉和艺术等抽象概念）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