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发生在2011年4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太阳刚刚升起，在纽约皇后区，看起来显然互相认识的一男一女扭打在一起，局面越演越烈。一个名叫雨果·阿尔弗雷多·泰尔-亚克斯（Hugo Alfredo Tale-Yax）的危地马拉籍流浪汉试图插手，帮助挣扎的女人，她的男同伴转过身朝泰尔-亚克斯身上捅了几刀。整整90分钟，亚克斯躺在血泊里，血越流越多，可几十名路人却视若无睹，也有的拍了照片，或是看了几眼，就继续走自己的路。等消防队员赶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上半空，泰尔-亚克斯也不幸身亡了。
可想而知，泰尔-亚克斯之死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响，以对人性的哀叹开场，最终演变成拷问人在什么时候、又是如何失去了同情心。我们在50年前，或是10年前是否更加热心？纽约特别吸引冷漠的居民？还是说在纽约住了太久，好人也会变得卑鄙？
在上述问题中，有些的答案很清楚。路人袖手旁观，不仅仅是后千禧世代道德堕落的产物，早在20世纪60年代，媒体就曾报道过类似的事件。1964年，同样发生在皇后区的凯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被刺事件曾吸引了广泛的媒体以及一些才华横溢的社会心理学家的关注。攻击事件的细节仍存争议，但基本事实确实令人痛心。凌晨3点15分，吉诺维斯下班回家，行凶男子当着至少十多个公寓居民的面刺伤了她。在攻击过程中，没有一名居民打电话报警，而整个攻击过程长达1个半小时，吉诺维斯最终死在了奔赴急诊室的救护车上。对泰尔-亚克斯视若无睹的路人，和半个世纪之前的那些居民一样。
冷漠效应并不新鲜，但这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的道德罗盘碰上这种时候就会停转。关于这一点，至少存在两种解释：要么，我们的道德“接头”出了错，要么我们的道德“接头”没毛病，只不过这类情况中有些特殊之处导致了我们不予回应。对专家们而言，这两种解释都很有吸引力。在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新闻采访中，心理学家迈克尔·布拉德利（Michael Bradley）说，我们的道德“接头”确实出了错：“我们每天24小时都在接受暴力场面的洗礼。我们如今已经知道，暴力场面的洗礼实际上会改变大脑，让人分不清真实的暴力和虚拟的暴力。我们改变了大脑的‘布线’方式，不再像从前那样对暴力和痛苦作出反应。”简单地说，我们要费很大的工夫才能回应暴力，因为相关的反应不再登记在我们的暴力探测雷达里。暴力视频游戏、电影和电视节目磨损了我们对现实暴力的敏感性，所以当众刺杀的行为不再像从前那样会引发人的强烈反应。
这种解释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早在暴力媒体兴起之前，旁观者就表现出了类似的冷漠，以及为什么面对不同的场景时，旁观者并不会表现出同样的冷漠态度（这一点已为研究人员所揭示）。如果旁观者只是在有些时候才表现得冷漠，那么我们的道德“接头”出错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而特定情形会降低我们助人意愿的可能性则比较大。
最早支持情境解释这一观点的是社会心理学家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比伯·拉塔内（Bibb Latané）。达利和拉塔内观察了吉诺维斯谋杀案后的舆论风暴，认为评论家和媒体把故事看得过于简单化了。两人并未责怪纽约市或者纽约人天生无情，而是着手研究环境中是否存在某些特殊之处，阻拦了围观者见义勇为。他们的主要见解是：这类环境最惊人的特点就是围观者太多，却没有一个人干预，而这又恰恰解释了围观者如此冷漠的原因。
为了理解他们的观点，请想象以下情况：你和一个陌生人被困在一座荒岛上。除了你们两人，方圆数里再无他人。突然，陌生人倒在了沙滩上，一动不动地躺着，你是否强烈地感到有必要施以援手？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那么你上前帮助倒下的陌生人的冲动一定会非常强烈。如果同伴躺在一边不省人事，很难想象你还能若无其事地过日子。现在，想象一个略有不同的情况：你们有10个人困在同一座岛屿上，你们彼此之间互不相识，没有任何一个人接受过医学训练。这时，有一个人倒在了沙滩上，你上前帮忙的冲动有多强？毫无疑问，就算你不帮忙，总会有其他人帮忙吧？如果是几百个人困在岛上呢？你帮忙的冲动是不是更弱了？正如达利和拉塔内所说：
如果你是唯一能够伸出援手的人，帮忙的责任感会让你觉得义不容辞，而一旦责任承担者不止一个，个人责任感就会被分摊，变得薄弱。
实验故事
20世纪60年代后期，达利和拉塔内进行了一系列实验，证明了这一责任扩散原则。在一项实验中，纽约大学的学生来到心理学实验室，与其他同学讨论大学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实验人员解释说，讨论要通过对讲系统（不是当面）进行，这个决定显然是为了保护学生们的隐私，鼓励他们诚实地分享自己的观点而免遭尴尬。学生们只能一个一个地讲述，因为在别人说话的时候，他们自己的麦克风系统会关闭。达利和拉塔内将讨论小组分成不同的规模，部分学生进行双人讨论，而另一部分学生进行三人讨论，还有一些学生是五人小组。只有纽约大学的学生对实验内情毫不知晓，其他在对讲系统内的学生都事先听过了对实验目的和过程的详细介绍。学生们最初分享观点时，讨论很平静，可进入第二轮讨论时，一个学生开始大声说话，而且语无伦次，就好像犯了癫痫似的。事实上，达利和拉塔内暗地付了钱给他，要他照着以下脚本，进行两分钟的发言：
我……我……啊……我想……我……有……没有……谁能……呃，呃，呃，呃……帮，帮……帮……我……我……我……现……在……真的……碰……碰……上……麻烦了……谁……谁……谁……能……把我……弄弄，弄……出去……我，我，我……真的……有点……严，严，严重……谁来……帮，帮，帮忙啊……咳，咳，咳（哽咽声）……我……我……要……死……了……犯，犯，犯病……了……（哽咽声，接着安静下来）。
不知内情的学生目瞪口呆地听完了全程，被迫决定是否找人帮忙。正如达利和拉塔内所预测的，学生们的反应差别很大，这种差别全取决于他们是否认为会有其他人出手相助。参与一对一讨论的学生，碰上对方求救时，还不等对方说完话，就有85%的人提供了帮助。从对方最初出现紧急迹象算起，这些学生平均只等了52秒。相反，如果学生们以为还有另外的学生听到了病情发作的过程，在发病结束前就只有62%的人会提供帮助，平均等待时间长达93秒。更糟的是，正如凯蒂·吉诺维斯和泰尔-亚克斯惨剧中旁观者们的视若无睹，在五人讨论小组中，只有31%的学生在发病结束前提供了帮助，平均等待时间为166秒，接近3分钟，这一回，发病的学生挣扎着喊出“我要死了”，之后变得悄无声息。学生肯定是认真对待发病的，许多人一开始就喊道：“天哪，他发病了！”但当有其他可以提供帮助的人在场时，责任感被分散了，他们提供帮助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
和实验中模拟的急病发作不同，一些突发事件是模棱两可的。泰尔-亚克斯究竟只是个睡姿难看的流浪汉，还是真的碰上了麻烦？新来的路人看到其他人都不曾停下脚步查看，自然也不会出手帮忙了。在第二个实验中，达利和拉塔内想证明，人们会把他人的无所作为看作不曾发生紧急事件的迹象。在这个实验中，学生坐在候客室里完成一份问卷，之后到大楼的另一区域参加另一个实验。有时候，学生们是独自坐在候客室里的，有时候是几个人一起。过了几分钟，实验人员打开隔壁房间里的烟雾制造机，透过通风口向候客室排放烟雾。候客室里逐渐变得浓雾滚滚，这样学生们会被迫注意到，隔壁房间出现了不明烟雾源。
如果学生是一个人坐在房间里，他们会飞快地提醒实验人员烟雾越来越浓，但如果是和其他学生坐在一起，他们会紧张地面面相觑，很多时候都没有什么反应。你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4名学生安静地坐着，房间里浓烟滚滚，他们几乎看不清膝盖上放的问卷。达利和拉塔内解释说，学生们完全无法判断这种情况是否属于紧急事件。这是一种典型的胶着状态：如果之后发现这只是一场虚惊，没有人愿意当那个大喊“出事啦”的人。所以，大家会继续冷静地坐在浓烟滚滚的房间里。
虽然上述实验有助于理解人们怎样应对普通观众，即达利和拉塔内的实验中的旁观者，但这只是故事的前一半。后一半取决于人们对观众的了解：他们的外貌如何，是男是女，他们是互相关爱还是互不相识。男性面对美女时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呢？为什么在看到亲人的照片时，人能够承受更多的痛苦呢？为什么与白人比起来，当无辜的黑人手里拿着手机时，善意的警察更有可能认为那是手枪呢？如果不对旁人作更多了解，就很难说他们对我们的思想、感觉和行为起到了怎样的影响。
20世纪中期，年轻的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把自己生活中遇到的人以及他们对其行为造成的影响联系了起来。他注意到，不同的人会激活不同的需求，马斯洛著名的需求层次论就是这么诞生的。不过马斯洛的见解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成形了，那时他还很年轻，住在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区，又是犹太人，经历了许多贫困与艰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