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吗？是的，我相信它是的。经济学肯定是一整套得到了合理论述的知识。然而不同的是，直到最近这几年，经济学仍然保持了它的确定性，或者说它的“清白”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所以我们必须问：莫非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本质上就是不确定性的和非决定论的？抑或经济学也正在失去其“清白之躯”，也将加入其他“复杂性”科学的行列？
我认为，后者是对的。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经济学中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门科学正在失去其僵硬的决定论立场，长期占支配地位的实证主义思想对它的影响也正在削弱。机械性更少、有机性更多的方法正在步入经济学的舞台。在这个演讲中，我将从我自己的角度来阐明这种确定性的丧失。我将论证，经济中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我将证明，经济学中以往明确的主体／客体区分，其实是模糊不清的。我将力图阐述清楚，经济不是一台巨大的机器，而是它的行为主体的一个建构物。所有这些，都不是“可怕”的“异常”现象，而是经济的自然属性。如果我们承认它们，我们就可以将经济学建成一门更加强大的、而不是更加羸弱的科学。
接下来让我从源头说起。经济学的基本思想主要源于18世纪一些伟大思想家的思考，其中特别是来自英国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思想。1733年，作为启蒙浪潮的其中一个高峰，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的《人论》总结了启蒙思想的精华：
整个自然都是艺术，只是你未曾领悟；
一切偶然都有方向，只是你没能看清；
一切不谐，都是你不理解的和谐；
一切局部的恶，都是整体的善。
高傲可鄙，只因它不近情理。
凡存在皆合理，这就是清楚的道理。
在上面这种语境下，“艺术”意味着技巧，即意味着技术或机制。所以，蒲柏说，我们在自然界中看到的一切复杂的奇迹，实际上是一台巨大的机器，一台像他那个时代的机械钟表的机器。所有看上去复杂的、偶然的东西，背后都有自身的运动方向。所有看上去复杂的、无序的东西，都有隐藏的简单性，就像开普勒和牛顿等人看到的行星运动一样。所有对每一个“神的造物”有不利影响的，都以某种无法言说的方式有利于整体的利益。最后，蒲柏引用苏格拉底的名言说：“凡存在皆合理。”
这些不仅仅是蒲柏一个人的观点。在亚当·斯密长大成人的那段岁月里，类似的话语充斥着思想空间。在他的《国富论》中，斯密继承和发扬了这种思想。在这部巨著中，斯密阐明，商人和制造业者、屠夫和面包师等人复杂多样的经营活动背后隐藏着简单的逻辑：经济其实是一门“艺术”，只是它的原理隐而不彰。个人的私利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促进了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因此，“凡存在皆合理。”两个世纪之后，科学哲学家雅各布·布罗诺夫斯基（Jacob Bronowski）指出，经济学从来没能从18世纪强加于它的致命的“理性结构”中恢复过来。然而，传统经济学继承的不仅仅是斯密的理性结构。在经济学的传统思想的历史深处，还继承了经济就是一种艺术的观念，即经济是一台巨大的机器，只要我们理解了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我们就可以预测它的整体行为。当然，在25年前，当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读经济学时，许多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也曾那样想过，建立经济学的大统一理论是有可能的。从理性人类行为的公理出发，就可以构建出消费者理论；从消费者理论和相应的厂商理论出发，就可以构建出内在一致的微观经济学；而从微观经济学出发，就可以构建出关于经济总体的理论，即宏观经济学。所有这一切将构成一个关于经济的大统一理论。
然而，这种还原主义的宏图伟业，从最底部的组件开始构建整个理论大厦，却有两个难解的问题始终挥之不去：第一，经济依赖于人类，而非依赖于有序的机器组件，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情感和偏好；第二，经济中的技术是不断进化的。技术会破坏“整洁性”，因为它使经济持续变化。在经济学中，人类行为是利用“经济人”这个工具加以“巧妙处理”的。“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能够以完全演绎的方式推断出有明确定义的问题的解。至于技术进化，则更难“巧妙处理”，因此不是被忽视，就是被视为外生的。因此，为了得到一个有序的、可预测的理论，经济人，即行为主体，必须只对有明确定义的问题对象进行操作。无论是行为主体，还是要解决的问题，都不得有任何模糊之处。明确定义的问题才有明确的解，而且得到的解将成为下一个聚合层次的理论的构件。
当然，这种方法可以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当问题涉及了不止一个决策者并涉及了任何程度的复杂性时，这种方法就会遇到困难。然后就必须“英勇”地做出大胆的假设，否则良好的定义就不复存在，行为主体和问题就会变得模糊，而不确定的“口袋”就开始膨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