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某些政策体系来说，它们可能遭受的剥削，显然属于上面给出的4大类型之一。但是，许多其他政策体系遭受剥削的模式却不是这么显而易见的。给定一个政策体系，人们就会形成一个心理模型或分析框架，用来预期它将如何运行。我们现在希望可以预计政策体系在现实生活中的哪些方面可能会被利用。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着手去做呢？在一个特定的经济环境下，我们将如何进行失败模式分析？对于这些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但是我们应该可以借鉴工程学进行失败模式分析的方法和步骤。
显而易见，第一步是掌握关于以往类似系统的失败的知识。有了我在上面描述过的那4种剥削类型，我们可以说至少已经开了一个头。飞机设计师可以从过去的经验中了解到，故障（他们称之为“异常状况”）发生的一般原因包括：疲劳性失效、爆炸性减压、火灾、爆炸、发动机损毁，等等。依此类推，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我们必须对过去政策体系如何被利用的失败模式进行分析。
第二步，我们可以观察到，结构的分崩离析始于比其“总体设计”更微观的水平上的失败。在工程设计中，崩溃往往不是因为总体结构整个散架了，而是因为在应力作用下，部分组件中出现了细的裂纹，或者因为某些组件失效了，这些故障被传播到了更高的层次上，从而最终导致整个系统走向失败。这就意味着，对于我们正在研究的任何系统来说，剥削行为通常不会发生在整个系统的层面上。毕竟，剥削行为是个体，或者是由若干个体组成的小团伙创造的或“发明的”。如果我们想要搞清楚对系统的操纵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就必须细致地探究行为主体所拥有的各种可选项和行为可能性。
第三步，通过类推可知，我们可以在制度中找出应力特别高的那些地方，集中注意力观察它们。在社会系统中，这些地方往往会给予行为主体强烈激励，使他们做出与被规定的行为不同的行为。在分析模型中，这类行为的关节点通常被表示为一种“费率”，如个人购买健康保险的比率；或者被表示为一个简单规则，如收入超过了X美元，并且年龄超过了Y岁，就得购买健康保险。建模者必须追问简单的费率或规则，是不是真的能够保证给定行为主体面对的激励。当然，很多时候它们是不能保证的。
上面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如果我们对社会系统有一个构想，并且有一个用来分析社会系统的解析模型，那么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压力测试”，以便识别那些可能会强烈地诱使行为主体做出不同于设计者预想的行为的激励。这些应力很大的地方，可能就是行为主体有权利去影响其他相关方福利的地方，如他们可以向富裕的房地产开发商颁发建筑许可证，但是我们通常假设他们会做出公正的决定。有些时候，行为主体可以通过牺牲一定程度的性能或安全性来谋取利益，如他们决定降低飞机维护的频率，但是我们通常会假定一切都符合给定的标准。另外，行为主体有时会利用内幕信息谋利，如他们知道公司的未来计划，但是我们通常会假定他们不会进行内幕交易。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所了解的关于行为主体的具体激励和他们掌握的信息知识，来建构行为主体的“行动可能性”了。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为行为主体构造一个详细的策略选择侦查。这里的关键词是“详细的”：所包含的选项或可能性，是由观察该系统的分析者的想象和经验决定的，它们源于现实世界。我们需要把它们认真地、详细地描述出来。我们之所以必须尽可能地去了解一切与行为主体据以决定自己行为的微妙信息和可能机会，原因也就在这里。
一旦我们搞清楚了剥削可能发生在什么地方、又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就可以打破关于这个政策体系的整体经济模型，并插入一个模块用来“注入”我们想到的那种类型的行为。这样一来，我们的脑海中就有了一种特定类型的剥削者的形象，以及关于这种剥削的工作模型。于是，我们就可以用它来研究不同的策略性行为主体对整个系统的行为所造成影响的差异了。有的时候，它们只会造成细微的差别，因为策略性行为也许不会在其自身的领域之外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另外一些时候，它们却可能造成重大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会导致所嵌入的结构塌陷。在这里，我们正在寻找的是政策体系中的薄弱点，以及特定行为可能对系统造成的后果。我们还一定要记住，这种测试不能操之过急。在工程学中，当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新设计时，通常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来精心检验、调试和重新设计，尤其是当它事关公共安全大局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人们在制定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时，反而不用强调它们的后果是否安全。
我在上面概述的这种方法，适用于只有一个设计者或一个设计小组的情形，他或他们独自去发现给定的政策或经济系统的缺陷。如果有多个设计者或小组齐头并进地工作，都致力于探测某个模型的弱点，那么整个过程无疑可以加快很多。对于拟议中的政策体系，不妨想象一套新的医疗保健政策，或一组新的金融管制条例，一旦有了一个“工作模型”，我们就可以通过它诱导出一个剥削该体系的“策略”模型。更具体地说，我们将先给出一个整体模拟模型或总体政策环境，然后任由外部参与者提出自己的策略来剥削它。类似的做法由来已久。早在几十年前，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就举办过一系列后来变得非常著名的囚徒困境博弈锦标赛：让不同的策略在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中相互竞争。在一个更具一般性的系统中，参与者需要对该系统进行彻底的研究，将它的数之不尽的激励一一识别出来，占据那些存在剥削机会的地方，然后形成相应的模型。
类似的情况也经常发生在加密系统的beta测试中。例如，假设美国海军开发了一种新的加密方案，它会邀请一群人来参加测试，即看看他们能否破解该加密方案。如果他们不能，那么这个计划就可以继续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保证测试人员来自外部，这是非常重要的。又如，就像施奈尔（Schneier）所指出的：“就拿互联网IP安全协议来说吧。它是由一个委员会公开设计的，从一开始就受到相当多的公众监督……海军研究实验室的密码学者最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的缺陷。这项工作继续公开进行着，任何一个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参与测试。另一方面，微软公司也开发了自己的点对点隧道协议（PPTP），其功能基本相同：他们发明了自己的身份验证协议、他们自己的哈希函数，以及他们自己的密钥生成算法。这些发明每一个都有严重缺陷……但是，因为他们是在内部完成所有这些工作的，没有人知道他们的PPTP是薄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