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指出，当我们考虑“自我”这个词时首先想到的两个概念，即同一性（identify）和个性（personhood），都需要自传体记忆及其在自传体自我中的实现。保持在自传体记忆中的记录包括构成身份的记忆，以及帮助定义我们人格的记忆。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格（personality）来自多方面的作用。一个重要作用来自特质（trait），它的集合通常叫作气质（temperament），在人出生时就可以被发觉。有些特质是通过基因遗传下来的，而有些则由早期发展因素塑造。另一个重要的作用来自生长中的活生生的有机体与特定环境在自然、人际、文化层面的独特互动。后一个作用持续受到前一个作用的影响，并被记录在自传体记忆中，它便是自传体自我和人格的立足点。在从简单到复杂、从良性到危险、从琐碎的个人偏好到伦理原则的许许多多情形下，自传体记忆的存在能够唤起有机体普遍一致的情绪和智力反应。
当我们谈论教育和文化对人的塑造作用时，我们指的是以下三者的综合作用：（1）基因遗传下来的“特质”和“倾向”；（2）发育早期在基因和环境的双重影响下获得的“倾向”；（3）受到前两者的影响的独特的个人事件，这些事件在自传体记忆中得以沉淀和持续地再分类。我们可以想象，该复杂过程的神经对应物是由一些倾向性记录的创造所构成的。在这些记录的基础上，只要有恰当的刺激，脑便能够唤起一系列近乎同时发生的情绪与智力反应。通过运用辐合区的框架，我们可以想见，这些反应受到特定脑区的记录的控制。这些脑区在各种各样的结构中指导着反应的执行，例如早期感觉皮质指导着不同性质的感觉表象的刻画，动作皮质、边缘皮质和皮质下神经核指导着包括构成情绪在内的大范围行动的执行。
脑中不仅有许多这样的辐合区／倾向区存在，而且它们的分布是非相邻的。极有可能的情况是，有些位于皮质中，而另一些位于皮质下神经核中。皮质中的那些部位散布于颞叶和额叶区域。我猜测，就其常规反应而言，在对我们来说显得友好和成熟的那些性格的所有者中，多个控制区是互相联结的，因此可以组织不同复杂程度的反应。有些反应只涉及几个脑区的参与，而另一些反应需要相互协调的大规模操作，这些操作通常同时涉及皮质和皮质下部位。
同一性这个简单概念恰恰是从这种安排中产生的。在颞叶和额叶区域的许多部位中，辐合区支持着以下一类倾向：它们能够持续而反复地激活早期感觉皮质内那些定义了我们的个人和社会同一性的基础数据，其中包含从我们的亲属结构、朋友网络，到我们生命中标志性的地点，乃至我们的名字的一切事物。可以说，我们的同一性就呈现在感觉皮质当中。在我们醒着并且有意识的任何时刻，一套稳定的同一性记录得到外显的呈现。这种呈现形成了我们心智的背景，只要有需要，它便会迅速地移往前台。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能够扩大激活的记录范围，以便囊括更为广泛的个人历史和预期的未来。但不论我们是否扩大这些记忆的规模，每时每刻它们都是活跃的、可用的。我们知道，它们如果失活，是不会被人忽略的，它们失活的结果类似短暂性全面性遗忘。
当我首次思考如何解释我们身份感背后的过程时，我对一件事感到困惑，那就是为了呈现完全相同的信息，同样的感觉模式需要恒定的重复和内部的再次展现。这对神经元来说难道不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负担吗？但是当我想到生物组织中看似负担过重的其他例子后，我便打消了自己的疑虑。不妨想想你的心肌细胞，它们终其一生都在担负不断收缩的使命。
我们每个人构筑的自我概念、我们逐渐建立起的在生理和心理上“我是谁”的表象，以及我们在社会中所处位置的表象，都是由基于多年经历的自传体记忆构建的，并不断接受重建。我相信，这种构建过程的大部分是在无意识中发生的，重建过程也是如此（参见前面有关无意识的章节）。这些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过程多多少少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先天的和习得的人格特质、智力、知识、社会与文化环境。此刻，我们在心智中呈现的自传体自我不仅是我们先天偏向和实际生活经历的最终产物，也是受到这些因素影响的记忆的再造产物。
个人的一生中自传体自我所发生的变化不仅取决于我们经历过的过去对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重塑，也取决于我们所预期的未来的铺设与重塑作用。我相信，自我进化中的一个关键点涉及以下两种影响的平衡：经历过的过去和所预期的未来。个体的成熟也就意味着，有关我们所预期的未来的记忆在每一刻的自传体自我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我们视为欲望、愿望、目标和义务的那些情节的记忆，对每一时刻的自我产生推动作用。毋庸置疑，它们同样参与了过去经历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重建，也参与形成了我们每时每刻眼中的自己。
我们的态度和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机体在每个稍纵即逝的瞬间根据“个性的场合”进行调制的结果。那么，我们能够改变和动摇，屈服于虚荣和背叛，变得圆滑和能言善辩，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每个人都有创造我们自己的哈姆雷特、伊阿古和福斯塔夫的潜力。
我们希望这些角色的某些特征能够在恰当的场合短暂地出现。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大部分人只拥有一种角色的事实是很让人惊讶的，即使这种单一性有确凿的理由。在我们的发展历程中，这种统一控制的倾向是非常普遍的，这或许是因为，单一有机体如果需要成功维持生命，就需要一个单独的自我，因为单个有机体拥有多个自我对生存来说并不是件好事。如果将我的观点放入丹尼尔·丹尼特提出的理论框架中，可以说我们心智中丰富的想象的确为我们有机体的生命手稿提供了“多份草图”。12然而，具有深刻的生物性的核心自我和在其影响下发展的自传体自我，这两者投下的阴影持续地调节着对符合单一自我原则的“草图”的选择过程。除此之外，我们想象力的微妙的选择机制总是将选择的可能性押在相同的、具有历史连贯性的自我身上。我们可以做一周的哈姆雷特，也可以做一晚上的福斯塔夫，但最终总会变回到原来的自己。如果我们拥有莎士比亚的鬼才，我们就能利用自我的内部冲突创造西方戏剧中全部的角色，或者，如果我们能像费尔南多·佩索阿一样，我们就能用同一支笔写出4首风格迥异的诗篇。但不管怎么说，悄然归隐至斯特拉特福的是同一个莎士比亚，因酗酒而在里斯本的一家医院湮没于世的也是同一个佩索阿。简言之，统一的、持续的、单一的自我存在不足之处，怀特海在《过程与实在》13一书中对自我感的评论里指出了这一点。人性的弱点和多重人格的奇怪症状证实了这类不足之处的存在。然而，我们不可否认单一自我的倾向，也不可否认它对健康的心智的益处14。
“我们每个人都有创造我们自己的哈姆雷特、伊阿古和福斯塔夫的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