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情绪和感受所涉及的问题的重要性，人们本以为哲学、心智科学和脑科学都已经包含对它们的研究。但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情况只发生在现在。尽管有大卫·休谟和他所创立的研究传统，但哲学却不相信情绪，并在很大程度上把它降级到可轻视的动物和肉体的领域。有一段时间，在探索情绪方面，科学发展得更好，但随后它也错失了从中取得重大发现的机会。
到19世纪末，查尔斯·达尔文、威廉·詹姆斯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就情绪的不同方面写了大量的文章，并在科学论述中赋予了情绪特殊的地位。然而，整个20世纪，直到最近，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都对情绪非常冷淡。达尔文对不同文化和不同种族的情绪表达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尽管他认为人类的情绪是进化中较早阶段的遗迹，但他尊重这一现象的重要性。威廉·詹姆斯以他特有的清晰思路看透了这个问题，写出了一篇虽不完整但却起着奠基作用的文章。至于弗洛伊德，他发现了情绪紊乱的病理潜力，并明确地指出了它们的重要性。
达尔文、詹姆斯和弗洛伊德在脑方面的观点确实有些模糊，而与他们同时代的休林斯·杰克逊（Hughlings Jackson）的观点则比较清晰。他向可能诞生的情绪神经解剖学迈出了第一步，并提出人类的右脑很可能支配情绪，就像左脑支配语言一样。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期待，随着20世纪的开始，不断发展的脑科学将把情绪作为其研究日程的一部分，并解决与之相关的问题。但这种发展从未实现。更糟糕的是，达尔文关于情绪的研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詹姆斯的建议遭到了不公正的攻击和草率的驳回，而弗洛伊德的影响则被转移到了别处。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情绪在实验室里没有得到过信任。有人说，情绪太主观了；情绪太难以捉摸、太模糊了；情绪与理性是对立的，而理性是人类最优秀的能力，被认为是完全独立于情绪的。这是对浪漫主义人性观的一种扭曲。浪漫主义将情绪置于身体中，而将理性置于脑中。20世纪的科学将身体排除在外，将情绪重新移回脑中，但将其降到了与无人膜拜的祖先关联的低级神经层次。最后，不仅情绪是不理性的，甚至研究它也可能是不理性的。
在20世纪，与科学对情绪的忽视有着奇怪的相似之处的事件在同时发生。其中一个相似的事件是在脑与心智的研究中缺乏进化的视角。如果说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的发展就好像达尔文从未存在过一样，这也许有些夸张，但在10年之前，确实是这样的。当时，脑与心智的某些方面被讨论的方式就好像它们是根据需要，为产生某种效果而在最近才设计好的一样，有点像在一辆合适的新车上安装防抱死装置，完全不考虑心理与脑装置的可能的前身。近来这种情形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
另一个相似的事件是对内稳态概念的漠视。内稳态指的是维持生物体内稳定状态所必需的协调的、在很大程度上自动化的生理反应。内稳态描述的是对体内温度、氧气浓度或pH值的自动调节。许多科学家专注于了解内稳态的神经生理学机制，理解自主神经系统（神经系统中与内稳态最直接相关的部分）的神经解剖学和神经化学机制，并阐明内分泌、免疫和神经之间的相互关系（正是它们的联合工作才产生了内稳态）。但在这些领域取得的科学进步对有关心智或脑是如何工作的主流观点几乎没什么影响。奇怪的是，情绪就是我们称为内稳态的这种调节（模式）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理解活的有机体的这方面（内容）却去讨论它们，是没有意义的，反之亦然。在本书中，我提出内稳态是解开意识的生物学机制之谜的关键（见第5章）。
还有一个相似的事件是在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中明显缺乏有机体的概念。心智同脑之间依然保持着模棱两可的联系，而脑始终与躯体分离，而不是被视为一个复杂的生命体的一部分。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的概念（由躯体本身和神经系统组成的整体的概念），在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库尔特·戈德斯坦（Kurt Goldstein）和保罗·魏斯（Paul Weiss）等思想家的著作中都有出现，但对形成心智和脑的标准概念影响不大。1
当然，在这泛泛的论述中也有例外。例如，杰拉尔德·埃德尔曼（Gerald Edelman）关于脑神经基础的理论建议是基于进化思维和对内稳态调节的承认；我的躯体标记假说是建立在进化、内稳态调节和有机体的概念上的。2但是，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所依据的理论假设并没有充分利用组织学和进化论的观点。
近年来，神经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最终都认可了情绪。新一代的科学家正在把情绪作为首选的课题3。此外，假定的情绪和理性之间的对立不再被毫无异议地接受。例如，我实验室的研究表明，情绪无论好坏，都是推理和决策过程的组成部分4。这乍听起来可能有点违背直觉，但却有证据支持。这些发现来自一些个体研究；这些个体一直完全理性地生活着，直到他们脑的某个特定区域受到了神经损伤，导致他们失去了某些类型的情绪，并且在一个极为重要的平行发展过程中，失去了做出理性决定的能力。这些个体仍能运用理性的手段，并且仍能回想起他们有关周围世界的知识。他们处理问题的逻辑能力仍然完好无损。但是，他们做出的许多有关个人和社会的决定是非理性的，并且往往对自己和他人不利。我已经指出，这种微妙的推理机制不再受来自与情绪有关的神经系统所发出的无意识，有时甚至是有意识的信号的影响。
这种假设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躯体标记假设（somatic-marker hypothesis）。让我提出这个假设的患者的前额叶区域的一些特殊部位，尤其是脑的腹内侧区以及右侧顶叶区受到了损伤。不论是因为脑卒中或头部受伤，还是因为需要进行外科手术切除的肿瘤，这些区域的损伤总与我上述所提到的临床模式有关，即在面对风险和冲突的情况下做出有利决定的能力受到干扰，而在完全相同情况下的情绪共鸣能力有选择性地降低，但同时其余的情绪能力又得以保留。在他们的脑受损之前，这些受到影响的个体并没有表现出这种障碍。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可以感觉到（他们受伤）之前与之后的差别，并（据此）追溯（他们）神经受损的时间。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有选择性地减少情绪和情绪过多一样，至少对理性能力有所损害。以下一点明显并不为真：理性很有可能从不借助情绪的运作状态中获益。相反，情绪很可能会有助于推理，特别是在面对涉及风险和冲突的个人事件和社会事件时。我曾经提出，特定程度的情绪加工可能会指引我们进入使理性最有效地运转的决策区域。然而，我并没有指出，情绪可以替代理性，或者情绪可以为我们做出决定。很显然，情绪的剧变会导致非理性的决定。神经病学的证据仅仅表明了情绪的有选择性缺失会是个问题。目标明确并施展得当的情绪似乎是一个支持系统。没有它，理性这栋大厦就不能正常地运转。这些结果及其解释对把情绪当作奢侈品、麻烦事或仅仅是进化的痕迹的想法提出了质疑，也使得情绪可以被视为一种生存逻辑的体现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