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识及其局限
在那些思考意识问题的人之中，越来越多的人赞同意识是有价值的，而正因为有了这种价值，意识才在进化中占据优势。然而，当涉及意识所做出的确切贡献时，人们的看法就不那么一致了。
在本书的开篇，我提醒读者关注情绪的无意识性，并展示了情绪和感受是多么有效，即使有机体并未知晓到它们的存在。那么，我们有理由提出疑问，对这些正在发生的情绪和感受的知晓，能使有机体从中获得哪些可能的好处呢？
为什么意识是有益的？如果我们没有知晓到我们是拥有感受的，我们会不会也同样成功呢？
在前面的章节，我已经开始设法解决这些问题，但想要得到一个更详细的答案就需要考虑无意识过程的优势和局限。毋庸置疑，当前在我们心智中出现的想法和我们表现出来的行为都是大量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加工过程的结果。人们早就认识到未知因素对人类心智的影响。在古代，未知的因素被称为“神”和“命运”。在20世纪的早期，未知因素接近我们的存在，并隐藏在心智的潜意识之中。在通常采用的弗洛伊德理论的版本中，个体早期的某些特定经历将塑造无意识的运作。在采用荣格理论的版本中，潜意识的塑造在进化的早期就已经开始了。我们不需要通过认可弗洛伊德或荣格提出的机制，来承认人类行为中无意识过程的存在和力量。
在整个20世纪里，通过与弗洛伊德和荣格最初的提议无关的研究，对无意识加工过程的证据一直在积累。
社会心理学领域已经产生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人类心理和行为中的无意识影响。有说服力的实证数不胜数，但约翰·凯尔斯托姆（John Kihlstrom）和阿瑟·雷伯（Arthur Reber）的全面评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来了解这些令人着迷的事实。1
认知心理学和语言学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2。
例如，在3岁的时候，儿童就能很好地运用语言的结构规则，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知识”，他们的父母也没有意识到。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自3岁儿童完美地组织下列复数形式的行为：
dog（狗）+复数形式=dogz（狗的复数）
cat（猫）+复数形式=cats（猫的复数）
bee（蜜蜂）+复数形式=beez（蜜蜂的复数）
儿童在正确的单词后面加上浊音的z或清音的s，但是这个选择并不取决于对这些知识的有意识搜索。在20世纪中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为我们指出了语法结构的知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知识完全正确和有效的用法并没有有意识地出现3。
来自神经心理学领域的例子同样数不胜数，且同样具有说服力。例如，通过条件作用获得的知识处于有意识的搜索之外，只能间接地表达出来；不能有意识地识别面孔的患者可以无意识地觉察到熟悉的面孔；因特定脑损伤而失明的盲视患者能够相对准确地指出光源，然而他们无法有意识地看到光源。4在没有意识到运动中表达的知识的情况下对感觉运动技能的检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感觉运动技能是指当你学会游泳、骑自行车、跳舞或演奏乐器时所获得的那种技能。这种技能的学习需要多次练习，在这个过程中，任务的执行逐步完善。你不会一节课就学会拉小提琴，即使你碰巧是新一代的海菲兹（20世纪杰出的美籍立陶宛小提琴家）。你需要多次尝试才能掌握感觉运动技能。相反，你却能一次就记得我的面孔和名字。
在实验室中我们可以安排一些任务来可靠地测量技能学习，比如镜画追踪或旋转追踪任务。在旋转追踪任务中，你需要用触针针尖触碰标记在圆盘边缘的小圆点，而圆盘则保持快速旋转。你需要时间和若干次试验才能掌握这个操作，其中包括保持与圆盘的圆周运动相一致的精确速度。任务要求手臂的运动速度与圆盘的旋转速度之间有很好的协调性。计算机通过感应触针与小圆点实际接触的时间来自动测量你的操作表现。
健康的个体经过几组练习就能掌握这项任务。当我们将练习中操作表现的测量值绘制成图时，我们意识到有一条学习曲线。下一个练习中的错误总是比上一个练习中的少，完成任务所需的时间也会缩短。因此，正常的被试会同时学习许多东西。他们会学习实验的地点和正在实施实验的主试，学习关于做实验用的仪器的信息，学习关于任务的指导语的信息，学习关于如何越来越好地完成任务的信息。常言道熟能生巧，练习能够使你达到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的水平。
现在，让我们重复这个实验，但是改变实验的被试，选择患有严重失忆症的患者，比如戴维（他不能记住任何新的面孔、地点、单词或情境）。你可能认为这些患者无法学会这项任务，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学得很好，在实际的操作中和正常的被试没有任何区别。然而，戴维与正常被试之间有一个主要的区别。这个区别与操作的内容有关，而不是与操作本身有关。失忆症患者不会学习关于实验地点、主试、仪器和指导语的任何信息。他们学到的仅仅是执行任务。每次面对实验仪器时，他们都需要被一步一步告知任务的所有信息。他们执行任务，并且每次都操作得越来越好，错误越来越少，速度越来越快，这清晰地表明技能的运用并不取决于对描述任务的事实的有意识搜索。戴维不记得他在第一次练习中遇到困难时是怎么想的，也不记得他是如何改正操作和磨炼技能的，他只是在熟练地操作。作为一个有意识的人，对他来说，这种情境好像是第一次遇到。指导语和技能的知识处于有意识的搜索之外，然而他的脑已经准备好操作这种技能。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也能够在这些患者身上验证以下一点：这种技能知识在获得后能够保持很长一段时间。例如，戴维在技能习得两年后仍然可以表现得和正常对照组一样好。这表明知识得到了巩固。
你可能会说，尽管诸如此类的无意识技能的执行很有趣，但它对患者毫无价值，对正常人也无关紧要。毕竟，我们往往知道我们会在什么情况下学习技能以及与此相关的事件。但感觉运动技能可以在很少或是没有意识搜索的情况下操作，这对我们日常生活中许多次要和不那么次要的任务的执行有很大的好处。不依赖于有意识搜索，使我们的大部分行为自动化，注意和时间（我们生活中稀缺的两种东西）得以解放，从而去计划和执行其他任务，为新问题创造解决方案。
自动化在专业操作方面也颇具价值。优秀的音乐家或运动员的部分技术可以保持在意识水平之下，使其能够把精力集中在更高水平的技术指导和控制上，从而根据为特定任务规划的特定目的去进行操作。
对于面孔失认症患者（如埃米莉，我在第5章中谈到的患者），在随机呈现的刺激中，那些她从未见过的面孔和亲朋好友的面孔是一样的。我们用测谎仪同时记录下她的皮肤电反应后，一个戏剧性的区别产生了。对她的有意识心智而言，这些面孔都同样无法辨认。朋友、亲人和陌生人导致了同样的心智空白，心智中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人想起他们的身份。然而，几乎每个亲人或朋友的面孔的表象都会引起明显的皮肤电反应，而陌生人的面孔则不会。患者没有觉察到这些反应。此外，当近亲面孔出现时，皮肤电反应的幅度更大。
对此的解释是明确的。尽管患者的脑不能以表象的形式想起知识，从而通过有意识的搜索进行识别，但它仍然能够产生一种发生在意识搜索之外、泄露了过去对该特定刺激的知识的特定反应。
这个发现表明了无意识过程的力量，也说明了在意识之下可能存在特异性。关于高水平无意识加工的最具决定性的例证，也许来自我实验室里与安东尼·比查拉和汉娜·达马西奥合作进行的研究。这项研究包含一个决策任务，并揭示了在相关知识和逻辑发挥其全部作用之前，一些最终可以通过使用这些知识和逻辑达成的决策是由无意识的影响促成的。它还揭示了情绪对驱动无意识信号的重要作用。这个任务包含一个纸牌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有几副纸牌是好的，有几副纸牌是坏的，但玩家不知道。关于“哪几副牌是好的，哪几副牌是坏的”的知识是通过玩家从不同的牌堆中抽取纸牌而逐渐获得的。知识来源于以下事实：从特定的牌堆中选择特定的纸牌会获得经济上的奖励或惩罚。我们最初用这个任务来研究额叶受损的患者的决策过程，最近也用它来研究脑损伤患者和没有神经疾病的健康个体的情绪和意识。
当正常玩家开始持续地选择好的纸牌、避开坏的纸牌时，他们对所面临的情境并没有有意识的描述，也没有有意识地制定应对该情境的策略。然而，在从坏的牌堆中抽取纸牌之前，这些玩家的脑已经产生了系统的皮肤电反应。在从好的牌堆中抽取纸牌之前，没有类似的反应。这些反应表明了一种无意识的偏差，显然与牌堆的相对好坏有关。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脑是如何无意识地“知晓”哪几副牌是好的，哪几副牌是坏的，这个问题十分重要。
就狭义的知晓活动而言，脑的确知晓到下列隐含的联系：奖赏性的事物产生愉快的状态，惩罚性的事物产生不愉快的状态，因此，作为惩罚来源的特定客体会被避免。在这种安排下，个体不需要意识到过去经验的事实。这些事实的确需要通过适当的神经模式与当前情境联系起来，从而使其预设的影响可以作为一种隐性偏差发挥作用5。然而，有意识的个体可以超越上述过程的状态。从广义上讲，人类不仅会意识到这些偏差，即知晓这些偏差，而且可以通过有意识的推理得出适当的结论，并利用这些结论来避免做出不愉快的决定。
我们从腹内侧前额叶皮质或杏仁核受损的缺失隐性偏差系统的患者身上了解到，他们的决策系统已经严重受损。这表明无意识系统与有意识推理系统是紧密相连的，前者的受损会导致后者的受损。但在没有神经疾病、无意识和有意识系统都存在且正常的人身上很明显，有意识系统拓展了无意识系统的范围和作用。意识允许玩家发现该策略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则可以修正。此外，意识让玩家能够表征游戏情境，并决定自己是否应该停止游戏，或者思考当前情境对玩家或裁判的可能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