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需要物色一名演员去扮演一位热衷于冒险的英雄人物，比如滑雪去北极，那么没有人比亨里克·邦奇（Henrik Bunge）更合适了。他是以网球巨星比约恩·博格（Bj?rn Borg）的名字命名的运动服装公司的CEO。3高高瘦瘦的邦奇有着雕刻般棱角分明的面庞、褐色头发、锐利逼人的蓝色眼睛，透过上衣肌肉线条隐约可见。他确实创造过滑雪抵达北极的纪录。如果你想成为他的同事，你最好做好准备，参与到强制性的“体育一小时”中去。这个要求所有人都必须遵守，董事会成员也必须遵守，就连我这个访客也不例外。我在2018年12月一个灰蒙蒙的寒冷日子里造访了该公司位于斯德哥尔摩市区的总部。
比约恩·博格公司的“体育一小时”于每周五上午11点准时开始。在这个每周一次的强制性仪式来临之前，公司里安静得吓人。上午9点到10点，员工们安静地坐着沉思一小时，他们会思考自己的目标，思考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好。随着“安静一小时”结束，大家纷纷去接咖啡，低声交流，然后回到自己的工位继续工作，平静的气氛会持续45分钟。突然之间，整个公司的人都变得生气勃勃。楼里的每个人，从CEO到门卫纷纷拎起自己的运动包向几条街外的体育馆走去。就在我被人群裹挟着前行时，好几个人拍了我的后背并告诉我一定会喜欢上“体育一小时”。
幸好邦奇给我准备了比约恩·博格品牌的一些运动服，包括他们的高性能内衣，使我和我的体形在这个宽敞而欢乐的体育馆里不至于显得太格格不入，因为那里的每一个人都穿着带有他们公司醒目标志的高科技上衣、短裤和内衣。有几位员工看上去非常健壮、运动能力很强，就像邦奇那样，但是大多数都是30多岁到50多岁的普通瑞典人。有几个体重超标的人，还有一个孕妇。大家一边热身一边聊天，11点整，我们的教练约翰出现了，他打开了节奏感十足的音乐，并将音量调至巨大，然后让我们两两结对，准备开启综合训练模式（见图11-1）。
图11-1 比约恩·博格公司的“体育一小时”，前排左一为CEO亨里克·邦奇
这真是一次令人难忘的训练。我与该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利纳·诺丁（Lena Nordin）分在了一组，他对这个强制性锻炼计划的热情与邦奇不相上下。在这一小时内，我们竭尽全力完成了耐力与力量混合的运动，中间没有停下来休息。我必须承认，整个过程相当有趣。运动项目中并没有我讨厌的平板支撑，而是用类似于拔河的二人合作项目取而代之。约翰接下来又让我们俩完成了包括杠铃和平衡球在内的其他双人合作项目，然后是会用到半蹲、弓步、卷腹等动作的游戏。最后，全公司的人分成了两组进行波比跳大挑战。整个过程中，我们伴随着作为训练背景音的电子音乐的节奏，不停地与同伴击掌。虽然包括那个孕妇在内的一少部分人会降低一些强度，但是每个人都参与其中。音乐在正午时分戛然而止，大家前往更衣室洗澡，然后返回各自的岗位。
如果你的老板也这样要求你进行锻炼，你会怎么想呢？邦奇说他希望自己的员工进行锻炼，是因为他希望他们成为最好的人，他也希望公司成为最好的公司，而要想实现这些目标，需要锻炼。这也就是为什么像“安静一小时”和比约恩·博格公司其他的一些企业文化一样，“体育一小时”需要强制执行。为了确保锻炼计划成功执行，公司每年对每名员工的体能状况进行两次评估，这些信息会以团队的形式向管理层提供，而不是具体到个人信息。在比约恩·博格公司，锻炼行为已经成为公认的身体素质文化的一部分了。到了圣诞节，他们并没有举办饮酒派对，而是全公司集体划着雪橇出游，然后品尝热巧克力。每到夏天，他们都会在斯德哥尔摩的街道上举办一场10千米的欢乐跑。
坦率地说，我对邦奇的做法是存在顾虑的。从哲学意义上讲，我将自己归为“自由意志家长主义”（libertarian paternalism）的支持者，这一理念认为，公司、政府和机构应该帮助个体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尊重个体的自由选择。4“自由意志家长主义”推崇助推(50)，而非强迫。它不会逼迫员工锻炼，而是会为锻炼行为设立奖励机制。“自由意志家长主义”不会寄希望于我们主动选择加入捐献器官计划或者向侍者支付小费，他们会为我们提供退出“捐献器官计划”的选项(51)，或者在我们餐后结账时通过信用卡机构提醒我们支付小费。(52)在推动禁烟时，“自由意志家长主义”会选择在香烟外包装上印刷吸烟的严重后果的警告语，以及课以重税。既然对待吸烟都可以如此“宽容”，那为什么邦奇的公司对待锻炼要如此“苛刻”呢？就像虽然吸烟有害健康，但我们仍然有吸烟的权利一样，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拥有不锻炼的权利呢？
产生了这些想法之后，接下去的几天我在比约恩·博格公司对那些愿意表达自己想法的员工进行了访谈。如果邦奇在公司禁烟或者让你只吃素食，你会怎么想？如果他让你每周锻炼两次或者三次呢？“体育一小时”会让你对自己的身体或者自己的运动能力感到羞愧吗？你觉得自己受到胁迫了吗？身体有残障的员工怎么办？你是否知道某些人因为不愿意被逼迫锻炼而离开公司？或者是因为要在体育馆的更衣室与全裸的强壮老板一起淋浴而离开公司？
我听到的答案在我的意料之中，却又让我备感意外。2014年，当邦奇成为比约恩·博格公司的“主教练”时，很多员工都非常失望。一位老员工告诉我，自己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该死，让这个家伙从我面前消失！”大约有20%的人因此辞职。但是，几乎每一个留下来的人现在都认为，这一任命的好处远远超过它的负面影响。一些员工甚至因此而加入该公司，因为他们喜欢锻炼，而很多人承认，“体育一小时”是他们每周唯一一次锻炼。一位女性员工告诉我，她曾经在某次活动中受了伤。在我访谈的所有人中，无论他们对于锻炼的热爱程度如何，都无一例外地表示，强制性的“体育一小时”帮助他们变得更加健康，而且与领导层共同锻炼提升了公司的氛围，拉近了同事之间的距离，增进了大家对于共同目标的理解。一位名叫比约恩·鲍格（Bj?rn Borger）的员工总结道：“我们瑞典人比较腼腆，如果手里不拿着一杯酒，就很难敞开心扉，但是锻炼的破冰效果更好，非常特别。”
几天之后，我乘坐飞机回家的时候，身体仍然酸痛难忍，我对于邦奇的锻炼政策产生了两个想法。一方面，他通过管理手段让员工参与锻炼，遵循的是被我称为“旧石器时代原则”的理念——必须且有趣。而且从客观上讲，他的这一规定令员工和公司双双受益。另一方面，邦奇的强制性“体育一小时”违反了一个大家普遍接受的原则，那就是不应该强迫成年人做事。强制性锻炼也许对参与者有益，但这是一种有悖自由原则的选择。我的观点是，进化人类学的视角能够提供另外一种更有效但是非强制性的方法来帮助我们锻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