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出石器时代谋杀存在的证据，并不是一件难事。比如，在伊拉克发现过一个6万年前被长矛刺中而死的尼安德特人，长矛的尖仍留在他的脊柱上。“冰人”奥茨（?tzi）的遗体在阿尔卑斯的冰川中被冻了5 000年，他的后背被一支箭射中了。12人们在肯尼亚纳塔鲁克遗址的发现尤其震撼。今天的纳塔鲁克是一处炎热、多尘的灌木丛林地带，但是1万年前这里是一片湖泊，也是包括27名男性、女性和儿童在内的整个狩猎采集者部落被杀害的现场。马塔·拉哈（Marta Lahr）和她的团队通过研究出土的骨头，再现了当时的恐怖场景。13很多骨骼都有手部骨折的情形，说明他们曾经被捆绑，所有的骨骼上都有外伤致死的痕迹：颧骨粉碎、头盖骨凹陷、膝盖和肋骨断裂、由锐器造成的穿刺型伤口。死者还包括婴儿和怀孕的女性，种种事实表明，这些狩猎采集者遭到了主动攻击型的屠杀，曝尸荒野。14
对类似于纳塔鲁克这样的考古现场的解读引发了争议，因为很多人类学家都相信，这种规模的部落之间的暴力行为应该发生在农业出现之后。当我刚开始了解狩猎采集者这一群体时，我的感觉是，这是一群非常平和安静的人，部落之间和平共处，由于没有财产所以也不会为此争斗，而且他们经常迁徙。当部落之间出现摩擦时，他们就各自迁徙一走了之。人与人之间逐渐升级的暴力行为和更大规模的互相伤害，要归因于狩猎采集者与农耕者、狩猎采集者与西方人接触之后逐渐恶化的关系。15但是，如果你愿意探究，就会发现，在农业社会出现之前，暴力一直存在。16如同理查德·兰哈姆所说，与其探寻人类是从何时开始变得不那么暴力的，我们更应该探寻的是，人类是从何时开始收敛了应激性攻击行为，而加强了主动性攻击行为的。
从很久以前开始，人类从根本上就已经不再像类人猿那样野蛮和暴力了，这个长期以来一直得到普遍认同的观点，可以追溯至达尔文。与卢梭不同的是，达尔文虽然不带任何浪漫意味，但是他对于人类心怀仁慈友善。在1871年的巨著《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中，他唠唠叨叨兜了一个大圈子进行推理，然后指出，人类所失去的那些攻击性，反而是进化早期的主要驱动力。
在论及身体的尺寸和力量的时候，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人类与远古的祖先相比是变得更强大了，或者是变得更弱小了。我们理应记住的是，那些拥有巨大身躯、力量和速度的动物，比如大猩猩，虽然可以在所有敌人面前保护自己，但是它们极有可能因此在社交方面一败涂地。这一事实最有效地对人类因此而得到的东西进行了检验，那就是更高级的精神方面的情感，比如同情心以及同类之爱。
人类个体微弱的身体力量、不足道的速度、天生对利爪的渴望等，都在更高程度上得到了补偿，最先得到补偿的是他的智慧之力，他也凭借此力创造了武器、工具等，但其性能尚处于初级状态；其次是他的社会能力，这引领他为自己的同类提供帮助，并获得回报。17
自从人类从类人猿中分支出来之后，人类之间的合作、智慧、减少的力量以及下降的攻击性作为一个整体得到了进化，达尔文的上述观点自发表之后，已经变得日益流行。但是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恐惧还是激发了更多霍布斯式对人类进化的阐释。在持“早期人类都是杀手”观点的阵营中，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是雷蒙德·达特（Raymond Dart）。达特是澳大利亚人，1922年非常不情愿地前往南非约翰内斯堡讲授解剖学。事实证明，此行是一次幸运之行。两年之后，一个几乎完整的幼年南方古猿的头骨，简直就像是送到了他的面前，这个头骨的主人被命名为唐恩宝贝（Taung Baby）。一年之内，达特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这块头骨说明人类是由大脑较小的非洲类人猿进化而来，而不是来自大脑较大的欧洲祖先。但是达特也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他认为，同唐恩宝贝等化石一起在石灰石矿坑里发现的断裂的骨头，是早期古人类的猎杀对象留下的。达特最初是认同达尔文关于直立行走的理论的，这一理论认为，直立行走解放了早期古人类的双手，他们因此得以制作和使用打猎工具，自然选择此时当然倾向于更大的大脑，古人类的打猎能力也因此得到提高。
之后，在1953年的一篇著名的论文中，达特显然受到了自身战争经历的影响，他提出，第一个人类不仅仅是猎人，更是一个蓄意杀戮的肉食者。18达特的文字非常震撼，值得一读：
人，对同类做出的恶劣暴行，为自己塑造出无法摆脱的品质和有别于他类的特征，这只能用人类的食肉动物起源来解释了。从最早的埃及人和苏美尔人的残暴行为记录，到最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暴行为，人类历史上鲜血四溅、杀戮无度的真实往事，仿佛是一脉相承的，与那些杀掉人和动物进行祭祀的行为是一脉相承的，与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对人类对同类的残暴行为是一脉相承的。上述事实表明，这种一贯的嗜血怪癖，这种食肉的习惯，这种该隐（Cain）(34)的标记，将人类在饮食习惯上与他的类人猿远亲区分开来，被归入最残忍的食肉动物行列。
达特的观点被称为“杀手猿人”假说，后来经记者罗伯特·阿德里（Robert Ardrey）的畅销书《非洲创世纪》（Africa Genesis）的传播而广为人知。这本书准确地发现了潜在的读者，他们是被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动荡弄得理想破灭的整整一代人。19“杀手猿人”假说还在流行文化方面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其中包括电影《决战猩球》（Planet of the Apes）、《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
但是，卢梭主义者还是大有人在。学者们重新分析了唐恩宝贝化石所在的石灰石坑内的其他骨骼，发现他们是被豹子吃掉的，并非死于早期古人类之手。20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早期古人类绝大多数是素食者。在古人类好战的观点大行其道数十年之后，到了20世纪70年代，很多科学家开始接受“人类是善良的”这方面的证据，尤其是在聚居、分享食物和女性的角色方面。讨论最多同时也最为大胆的假说是欧文·拉夫乔伊（Owen Lovejoy）提出的，他认为，第一个古人类之所以选择直立行走，就是为了增加合作，减少攻击性。21按照拉夫乔伊的说法，早期古人类中的雌性会更青睐那些直立行走能力更强的雄性，因为这样他们可以给她们拿来更多的食物。为了诱惑这些走路仍然踉踉跄跄的雄性带来食物，雌性更希望保持长期的一夫一妻关系，她们通过隐瞒自己的月经周期并且长期保持胸部丰满来做到这一点，而雌性黑猩猩在排卵期会“广而告之”，它们的胸部会明显胀起，当它们不哺育后代的时候胸部会变小。粗俗一点说，古人类雌性倾向于选择更愿意合作的雄性，它们的方式是用性换取食物。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自然选择就倾向于不支持应激性攻击行为和频繁的打斗，而且这种倾向性从一开始就影响着古人类。22
人类学家大多来自卢梭阵营，过去40年里，他们一直都在质疑“用性换取食物”假说。这个假说的最大漏洞在于，在早期的古人类中，雄性的体形要比雌性至少大出50%。23320万年前的雌性阿尔法南方古猿露西，体重只比30千克多一点点，但是它那个种群的雄性体重约为50千克。这种体形方面的巨大差异被称为两性异形（sexual dimorphism），有力地说明在种群内部的雄性之间存在竞争。如果我需要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与其他雄性进行打斗以赢得女友或者妻子，那么我就应该变得体形更大，因为这样才更具有优势，如果我是弱小的那一类，那么我几乎没有可能将自己的基因遗传下去。不出所料，当种群中出现雄性之间的激烈对抗时，自然选择只会促使雄性的体形变大。在大猩猩和红毛猩猩的种群中，雄性靠打斗获得对大量雌性的控制权，此时雄性的体形可以达到雌性的两倍；而在配偶固定的长臂猿种群中，打斗并不常见，雄性只比雌性大10%左右。24黑猩猩的情形介于两者之间，雄性比雌性大30%左右。25
发生在我们的南方古猿祖先尤其是雄性祖先之间的打斗，其频繁程度即使不超过黑猩猩之间的打斗，至少也是不相上下。所以在过去200万年中，也就是在人属成员出现那段时期，人类的攻击性一定从某个时间节点开始出现了下降趋势。但问题是，那是何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