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米勒将“意识”一词束之高阁时，教皇科学院将意识问题推上前台，并在1964年举办了一个以意识为主题的学习周。教皇科学院的前身是猞猁学院，由18岁的罗马王子、博物学家费德里科·塞西（Federico Cesi）于1603年创办，塞西的叔叔是一位人脉很广的红衣主教。他创立学院的初衷是通过观察、实验和逻辑推理来理解自然科学。作为其目标的象征，他选择视觉敏锐的猞猁为学院的标志。1610年，伽利略被任命为院长。
对这样一项伟业来说，那并不是一个好时代。塞西于45岁时英年早逝，猞猁学院也就此关闭。直到1847年，教皇庇护九世重新启动了学院，并将之命名为“新猞猁教皇学院”。1870年，随着意大利统一并脱离梵蒂冈，新猞猁学院一分为二：归属意大利的皇家国立林西科学院，以及坐落在梵蒂冈城、后来由教皇庇护十一世于1936年重建的教皇科学院。科学院尽管由教皇创立且定址梵蒂冈城，对研究活动却无任何限制。它由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学科的科学家组成，宗旨为“推动数学、物理学、自然科学及相关认识论问题研究的发展”。1964年9月，教皇科学院就“脑与意识体验”主题举办学习周，领头人是著名医生兼生理学家约翰·卡鲁·埃克尔斯爵士（Sir John Carew Eccles）。
埃克尔斯是澳大利亚人。在医学院求学期间，他不仅是一名求知若渴的学生，也是一名撑竿跳运动员。他在动物学课上阅读了《物种起源》，在其启发下，他开始阅读古典和当代关于心脑问题的哲学著作9。但是，医学院的课程未能为他解答心智和身体如何互动的问题，因此，他立志成为一名神经科学家10。他同时还立志赢得牛津大学的罗德奖学金，并与著名的神经生理学家查尔斯·谢灵顿（Charles Sherrington）共事。他成功了。1925年，他动身前往远在半个地球之外的英格兰。
埃克尔斯开始研究突触位置的神经传导方式。起初，他认为突触传导依靠电信号。在这一时期，他认识了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后者鼓励他对自己的假设开展严格的论证。波普尔主张，一个假设是否坚实，取决于其在经过深入研究之后是否依旧无法被证伪，而不是由那些看似正面的证据决定的。在一番坚持不懈的验证之后，埃克尔斯转变了观点，认为突触传导依赖化学信号。他的老友亨利·戴尔爵士（Sir Henry Dale）如此评论埃克尔斯的观点转变：“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转变！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扫罗，他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突然之间光明普照，眼中的鳞片随之脱落。”11在其后的10年间，埃克尔斯阐明了脊髓运动神经元突触的兴奋与抑制机制，转而开始研究丘脑、海马和小脑。在教皇科学院组织的学习会议召开的前一年，埃克尔斯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更早几年，他因同一项研究受封为爵士。他是那个时代的传奇人物，在认识他的人眼中，他是一位绝顶聪明、精力充沛的伟大的科学家。他因家庭原因信仰天主教，并且是一位公开的二元论者。实用主义学者威廉·詹姆斯或许能够预料，他所信仰的理论正是行为的法则，终其一生，他都在探寻心智控制身体的机制。
1951年，在发表于《自然》杂志的论文《关于大脑—心智问题的一些假设》（Hypotheses Relating to the Brain-Mind Problem）中，埃克尔斯称“许多科学研究者发现，对心智和脑的科学研究来说，二元论和交互作用是最容易被接受的前提假设。此类研究引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科学理论能够用来解释迄今难解的大脑—心智联系？12”他进而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他认为所有知觉体验都是特定模式的神经元激活的产物，产生记忆的原因是突触效率的增加，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他还认为体验和记忆“无法被纳入物质—能量体系”。相反，他提出激活的皮层具有“一种区别于任何物体介质的感觉”，且“心智与脑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对后者施加时空影响，并通过激活大脑皮层的这一独特功能发挥效果”。哇！这简直是被漂亮话包装过的巫术。他用激活的大脑皮层中的某种神秘感觉取代了笛卡儿的松果体。没错，在笛卡儿时代的200年后，埃克尔斯继承了他的二元论传统，即便他每周花费60个小时研究并记录神经元活动，他依旧走上了决定论的老路。这实在让人想不通。
在组织学习周期间，埃克尔斯的职责之一为选择参会人并将讨论结集成册，其成果便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脑与意识体验》（Brain and Conscious Experience）。埃克尔斯唯一可被指摘的地方是他出于偏心邀请了太多生理学家，不过好在这些生理学家全都身兼数职。他成功地召集了各个领域的顶尖科学家，从神经生理学、神经解剖学、心理学、药理学、病理学、生物心理学、神经外科学、化学、通信领域、控制学、生物物理学到动物行为学。出于其研究物理学、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目标，皇家科学院只给出了唯一一条限制：不许哲学家参会。埃克尔斯对此颇为不满，但一位书评人依旧将部分与会人员形容为“毫无秩序可言的业余哲学家”。这位书评人进一步总结称：“作为一本探讨皮层研究进展的单册，《脑与意识体验》很大可能有失公允。”13
会议前，教皇科学院在面向参会者发布的简介中将意识形容为“有关知觉能力、知觉觉察的心理生理学概念，以及做出相应行为反应的能力”。我的导师、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罗杰·斯佩里在返回加州理工学院时这样对我说：“教皇说了，‘脑属于你们，心智属于我们’。”报告被大致分为三类，主题分别为意识的三个组成部分：知觉、行为和意志。
参会的动物学家威廉·索普（William Thorpe）对此进行了扩展讨论：
意识一词尽管暗藏无数含义，但我认为，它包含了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其一，对感觉的内在觉察——或可称为“拥有内在知觉”。其二，对自我及自身存在的觉察。其三，意识概念包含统一概念；也就是说，它含糊其词地表明组成一个人的意识的所有印象、想法和感觉融合为一个整体14。
在讨论与意识体验相关的皮层活动时，埃克尔斯提出了一个问题：“大脑皮层神经元活动的特定时空模式如何引发特定的感觉体验？”15这个问题在当时未能得到解答，至今仍是如此。
当我在书中读到罗杰·斯佩里关于我们当时刚起步的裂脑研究时，不禁因其冲击性而笑出声来。在他所写的总结部分，斯佩里称：“我们目前观察到的一切证据均表明，手术使得这些人获得了两个彼此分离的心智，也就是说，两个独立的意识领域。”16其后引发的热烈讨论表明我们的发现是多么吸引人，也证明斯佩里的报告十分精彩。他向教廷和同行们宣告，只需手术刀一划，就能将心智一分为二。
当时，斯佩里也正在经历观念的转变，部分原因是裂脑研究，他也在调整自己对脑功能问题的基本立场。他告别了当时所谓的唯物主义和还原论，并称自己为“唯心主义者”。当年早些时候，他在准备一场关于大脑进化的非技术性演讲时，为自己得出的结论而感到震惊：“基于逻辑，涌现的心智功能定能向下控制脑活动中的电生理事件。”17在那个年代，心智状态影响大脑状态的观点在神经科学领域无异于歪理邪说，而且直至今日，在相当程度上依旧如此。后来我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于2009年在爱丁堡举办的吉福德讲座上重提了这一观点，即心智过程可能存在向下的影响，同时我也再次发现，各个领域的决定论者都对此表示不太接受。行为主义和唯物主义共同的核心假设即为大脑中的客观物理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因果关系完整的刺激-反应网络：它不接受、也不需要任何来自意识或心智力量的输入。你手中的这本书就是一次新鲜的尝试，试图用各种方法解决这一问题。
在梵蒂冈学习周会议上，斯佩里温和地表达了自己日益坚定的唯心主义立场，仅在报告结尾处提到“意识可能具有实际的操作性意义，即它不仅是一个隐喻，一个副产品或副现象，抑或是客观过程的形而上学对应物”18。在另一个时间他将此解释为“一个认为意识可能存在部分操作性和因果性用处的观点”19。
出于唯物主义观点，埃克尔斯承认“我有充分理由可以说，身为神经生理学者，我们对神经系统运作原理的研究无法解答意识问题”20。他也承认“当然我不相信这种说法，但同时我也不知道如何合理地回应它”21。他依旧坚持自己的二元论立场。
在学习周的最后一天，会议的主持工作交给了神经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麻省理工学院的心理学家汉斯-卢卡斯·托伊伯（Hans-Lukas Teuber）。他是出了名的擅长为学术会议带来“完美落幕”的人，常用一套复杂的抖眉毛动作将气氛推向高潮22。他列举了与会者一致同意的观点和依旧存在的争论，并指出了现有知识体系中的欠缺，对领域的当前状态进行了精炼的总结——这也只有他能做到。其他人都表示，他们已经对感觉和视觉的皮层加工机制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如果对运动、记忆和觉察的了解也能达到同等水平（当时还未能达到），这对他们理解意识体验来说将是一个长足进步。托伊伯用一段话表达了自己的失望之情：“每当我们试图解释意识依赖的系统或机制时，肉眼可见的意见分歧就诞生了。我们甚至没有把握如何才能确定意识的存在意义。”23
托伊伯是一个性格鲜明的人，在早年也对我进行过指导。我还记得，他在20世纪60年代末曾来圣巴巴拉访问。我和妻子在米申坎宁的家中为他举办了接风宴，他对我眨眼示意想和我单独谈一谈。我们走进卧室后，托伊伯立刻从手提箱中取出了一份文稿，正是我近期向《神经心理学》（Neuropsychologia）杂志投的一篇论文。他手拿红笔，开始对文章进行批改。我惊得目瞪口呆，但也为他的关心而深怀感激。修改完毕，他一跃起身，并说道：“我们回去参加派对吧！”我当时一定是说了什么让他中意的话，因为他后来邀请我加入新近成立的国际神经心理学论坛，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组织，每年都会在全球不同的城市举办会议，我享受了几十年的盛会。
当然，梵蒂冈会议并没有解决心身难题。即便如此，大家在会上分享的观点在生物学和哲学领域也引发了一系列争吵和辩论，直到今日仍未停歇。摆在人们面前的还是那几套老说辞，在这当中，埃克尔斯对笛卡儿的二元论观点深信不疑，认为心智和身体是两个独立的实体，尽管他未能找到支持这一观点的实验证据。更多人则倾向唯物主义学说，认为心智或者说意识产自物质，但依旧无法理解其中的原理。
对斯佩里来说，梵蒂冈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心智状态可能影响大脑状态的假说及其推论成为其学术热情所在。与会人员当中的神经病学家、海德堡大学的汉斯·谢弗（Hans Schaefer）也认同这一理论，因为他相信心理分析是可行的。进化理论使得有关意识的唯物主义理论分为两派：涌现论和泛心论。前者认为意识是无意识物质达到一定复杂程度或组织程度后涌现的性质。斯佩里主要偏向这一流派。后者，也就是泛心论，则假设一切物质皆有主观意识——尽管可能类型不同，从而彻底舍弃了物质如何产生意识的问题。它的核心观点在于，不需要用涌现和复杂度的概念来解释意识。意识是一切事物的固有属性，从岩石到蚂蚁再到我们人类均是如此。
会议结束回国后，斯佩里进一步打磨了自己的假说。第二年，他回到母校芝加哥大学作报告，并在那里公开表明了唯心主义立场。“我将把自己摆在对立面，与约占0.1%的唯心主义少数派站在一起，支持这样一个大脑模型假设，大体承认意识与心智力量在控制链中的重要作用。”24他如此分析道：“首先，我们主张意识或心智现象是动态的、涌现的，是运作中的活体大脑的模式（或说结构）性质——这一观点被广为接受，包括部分思想最强硬的脑研究者。其次，我们将这一观点推至关键的一步，主张脑中以及宇宙中其他地方的这些涌现的模式性质具有因果控制的能力。这就是对意识这一千古难题的解答。”斯佩里将意识体验解读为大脑活动的一种非还原论的（无法被分解）、动态的（随神经活动变化）和涌现的（大于意识产生过程的总和）性质，并提出它无法脱离脑而存在。他否定了任何形式的二元论，并强调：“该术语（心智力量）适于描述主观体验现象，但不暗指任何独立于脑机制的无实体、超自然的力量。这里所说的心智力量与脑结构及其功能组织密不可分。”25大脑中不存在神仙鬼怪。
到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斯佩里的观点获得了少数人支持，并为声势日益浩大的反行为主义情绪推波助澜。心理意向、想法和内在感受被重新摆到桌面，甚至能被用来解释现象的成因。一场延续至今的“认知革命”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