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喜欢一个故事，它讲的是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歌剧演员第一次在米兰的斯卡拉大剧院表演。在他的初次亮相结束后，观众大喊：“安可！安可！”他暗自一笑，把曲子重唱了一遍。观众又一次喊：“安可！”如此反复了四五遍后，他转向观众席说道：“等等，我已经唱了五遍了，你们还想听什么？”某个坐在包厢里的人大声回答说：“唱到你唱对为止。”
当我完成我的前一本书《双脑记》时，我觉得我再也不想写书了。那是一本关于裂脑人研究的科学回忆录，写作的过程很享受，因为视角来自我的个人体验，里面的故事都是我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证明，那本书里暗藏着另一本书的开端，也就是现在这本。一位读者曾经对我说：“现在你的个人故事已经讲完了，专门写一写意识本身吧。”这是一项完全不同的写作任务，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完成很多新的工作，也需要其他人的帮助。
在这个项目中，有一个人的贡献最大，那就是我的妹妹丽贝卡（Rebecca），她既是一位兼职医生，也是一位兼职园艺师、兼职科学作者和研究者，更是一位全职的“享乐专家”。所有她接触过的人和事都会变得比以前更好。我在2006年接受过一次大手术，在那以后，她协助我完成了好几本书的写作，主要负责编辑。她很快对神经科学着了迷，并成了一名研究助理。她的智慧、旺盛的求知欲以及快乐的性格是我所有工作的支柱，我对她充满了感激。
布丽吉特·奎南（Bridegt Queenan）来到我所在的大学，并为我们的脑科学新项目注入了活力，我知道我们那单调枯燥的学术生活会因此焕然一新。她那坚定不移的智慧、驱动力和头脑，加上她感性的编辑技术，更是为这一切锦上添花。还有其他人也为我提供了帮助。当然，我总是希望把我的研究生研讨会变成对写作项目的探索。在项目的第一年，学生们提供了很多新的素材点子，其中，埃文·莱亚（Evan Layer）所做的贡献最大。在第二年，新来的学生对写作中的章节完成了包括挑刺和编辑在内的大量工作。
这些年来，我也收获了一小群专业的朋友，他们愿意阅读不同版本的草稿并提供详细的建议，就像任何真朋友会做的那样，他们从来不会保留情面。我感谢沃尔特·辛诺特-阿姆斯特朗，是他让我的那些哲学思考一直走在正轨上；还有迈克尔·波斯纳（Michael Posner）、史蒂文·希利亚德（Steven Hillyard）、利奥·查璐帕（Leo Chalupa）、约翰·多伊尔、马库斯·雷克利（Marcus Raichle）等等，是他们使本书关于脑的内容能够清晰无误。最后，我感谢我的妻子夏洛特（Charlotte），是她让我保持初心不走弯路。她的影响无处不在。
内部检查完成后，这本书被发往纽约的出版商。这是我和FSG出版社合作的第一本书，我也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本。编辑埃里克·钦斯基（Eric Chinski）和莱尔德·加拉格尔（Laird Gallagher）为我提供了很多鼓励和中肯的建议。在第一轮审稿之后，我觉得他们的编辑工作实在令人钦佩，于是要求再来一遍。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们都曾学过哲学。他们在阅读我的文字时不仅凭借泛泛的兴趣，而是在用专业的眼光阅读，并无数次帮我订正错误。我还要感谢文字编辑安妮·戈特利布（Annie Gottlieb）。为了提高文字的准确性和可读性，她不留情面地对本书进行了一字一句的检查。我对每一个人都充满感激，当然还包括所有选择成为我的读者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