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条生活法则：永远不要与哲学家辩论。这条法则源自我与杜克大学的生物哲学家鲍勃·布兰登（Bob Brandon）就“选择发生的层面”所进行的辩论。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对选择理论的了解与常人无异，因此每一次辩论都以失败而告终。接二连三的打击让我深刻地明白了：千万不要与专业人士辩论。然而，对于金·斯特林的批评，大部分我都不认同。接下来我就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认为他错了。
有一点是斯特林和我都认同的，那就是群体智慧总需要依赖个体智力。毫无疑问，即便是“穿过拥挤的城市街道”之类的简单任务所要求的计算能力也超出了大部分复杂的机器学习算法能企及的范围。当然，在这一点上，蝴蝶、狒狒和人类没什么不同。
“独特的人类智慧”究竟为何物？斯特林的说法有点含糊。是否存在一些方法可以有效地测量出，将人类与其他物种区分开的一般认知能力？答案颇具争议。但我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人类在有关工具制造能力方面的因果推理和心理理论等特定任务上的表现，比其他哺乳类动物好。[4]因此很有可能，正是这些方面的智慧造就了人类在进化上的成功。
斯特林可能认为，我的观点是“只靠文化就能解释人类在进化上的成功”。黑猩猩如果能进行精准的社会学习，那么很快就能制作出梭镖投射器和勒瓦娄哇尖状石器（Levallois point），但我的观点其实并非如此。人类拥有许多关键的显性性状（phenotype），比如认知能力、双足行走、双手灵活、童年期较长以及青春期发育迅速等。对于人类来说，所有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不够的。文化适应也是生物表现型的基本要素之一。显然，斯特林对此并无异议，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做赘述了。
斯特林声称，文化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简单的依照惯例的启发式策略”。我所理解的其所说的“依照惯例”是指，学习者掌握某种特性的概率与其所观察到的这一特性的使用人数之间存在着一种递增关系[5]，而其他一些因素，比如个体经验和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等，则对掌握特性的概率[6]影响不大。如果这是他想要表达的，那么他肯定错了，我对此并不认同。
第一，正如斯特林所看到的那样，我认为社会学习者会更关注模仿对象的特质，也就是所谓的“模仿成功者”。这一点在文化学习中是至关重要的，意味着不能把文化学习视为“简单的依照惯例的启发式策略”。“模仿成功者”的倾向会推动学习者以不均衡的方式学习“成功者的特质”，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这些适应性特质将得以被传播，即便学习者并不清楚它们是如何造就成功的。对方言、创新的扩散等方面所做的研究，以及各项实验均表明，文化学习者使用的是一种基于成功的启发式策略。[7]此外，有证据表明，有些学习机制会增加学习者加入某些群体的概率，例如，群体成员与学习者相熟，或是群体成员展示出了更多的可靠性，等等。各种机制共同造就了文化学习，因而学习者更有可能获得适应性特质。你不能骑墙，如果认为“基于成功的学习倾向”更重要的话，就不能认为文化传播只是简单的依照惯例的启发式策略。
第二，人类认知机制的诸多方面共同造就了学习方式及其倾向性，从而使人们更容易学习某些事物。我在本文中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讨论这一论题，但曾和彼得·里克森在别的文章里着重探讨过。[8]认知机制的某些方面的确会使文化学习带有倾向性，即使人们倾向于学习那些能够增强适应性的行为。例如，人类学家克拉克·巴雷特（Clark Barrett）曾通过研究指出，相较于“哪些动物可食用”之类的信息，儿童更容易记住“哪些动物很危险”之类的信息，[9]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会觉得知道“什么是危险的”更为重要。心理学家安妮·沃茨（Annie Wertz）也发现，儿童不太喜欢吃蔬菜，这可能是因为有很多植物与大柄苹一样有毒。[10]
我在文章中所描述的数学模型并不存在此种“内容”[11]上的偏差，虽然我假设两种环境具有同等的可能性和均衡的适应性，但这仅仅只是假设。如果忽略这两个被简化的不太贴合实际的前提条件，该模型给出的预测结果会是：学习将会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也就是说，学习者会倾向于掌握更具适应性的特质。[12]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倾向性会将文化进化引导至更具适应性的方向上，但就其本身而言，并不足以生成可造就人类成功的复杂的文化适应性。即便人类倾向于学习“何种植物有毒”，但这种倾向性并不会告诉人们要避开大柄苹，以及还需要掌握地方性知识。
另外，在大部分的文化学习中，特定的学习倾向背后的认知机制往往进化自其他一些因素。文字系统只出现了几千年，而在几百年前，大部分人还都是文盲。因此，大脑神经系统中掌管阅读的部分在被自然选择造就之初，并非是基于认读需求的。正因如此，神经系统才会对文字系统造成诸多限制。[13]
金·斯特林的另一个错误在于，他认为我的观点是：作为行为主体，鲜有人能够以较低成本找到可靠的直接环境信息样本。在我所讨论的模型中，环境信息的准确程度是一个可变参数。研究证明，当环境信息准确时，受自然选择青睐的学习规则通常会忽视社会信息。因此，对于那些获得了充分的环境反馈信息的行为而言，模型的预测结果是，社会信息的作用是次要的。这与斯特林的观点一致。模型假设，在很难学习到最佳行为时，人们将以模仿他人为主要学习方式。毫无疑问，生活充满了各种情况，而个体会在各种情况下从环境中获得大量反馈，并据此调整自身行为。对于人类的适应性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路易斯·利本伯格在论述“动物踪迹追踪”时提供了许多绝佳的例子。此外，还有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许多技能需要通过持续练习来完善。斐济人惯用一种长弯刀来完成许多事务，包括建造房屋。无论是砍削出柱子和房梁，还是削平茅草屋顶，这些技能的掌握都离不开大量的练习。可以肯定，只依靠观察别人怎么做，是远远不够的。确实存在许多一学就会的特质，但也有许多特质是需要大量练习才能掌握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这一点上，斯特林是对的，但超出了讨论范围。
我的观点是：人类要想在各种杂乱的，或是缺乏反馈信息的环境中获得成功，就必须重视各种特质；而自然选择塑造了人类的心理机制，因此在学习某些特质时，人们会选择加入正在展示这些特质的群体中。在试图掌握这些特质时，人们会将特质的共性作为线索，也就是斯特林所谓的“依照惯例的启发式策略”，以及对内容进行练习，对榜样进行选择。能够获得充分的环境反馈信息的例子，并不能证明我的观点有错。要想证明我是错的，就得先证明缺乏环境反馈信息的特质很少，或是证明这类特质对人类的适应性无关紧要，或是证明人类在掌握这些特质时没有使用任何社会信息。
如果人们更常依赖社会信息，那么将出现许多会导致错误适应的文化特质，斯特林对这种看法表示怀疑。如果人类不具有模仿倾向，那么这种看法将是正确的。当然，这并不是我的观点。“模仿成功者”之类的规则将摒除那些会导致错误适应的观念；某种观念越容易导致错误适应，就越有可能被摒除。个中道理很微妙，那是因为，与自然选择一样，向榜样学习的倾向性在强弱程度上取决于群体中的变异量。当大部分人都在做相同的事情时，向榜样学习的倾向性就会很微弱。这意味着，一种错误的适应行为若由于某些原因而变得非常普遍，那么就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因此，我建构的模型会做出这样的预测：对于观察到可导致错误适应的特质，除非它们被广泛传播，否则我们不用为此而付出太高成本。
和非适应性文化传播特质有关的例子也有很多。就连斯特林也承认，人们受到了许多不正确的宗教信念的影响。不过在他看来，这些错误信念并不会给人们造成太大损失。然而，我却认为献身此类宗教会导致独身主义、自我否定以及其他一些高代偿行为。正如斯特林所注意到的那样，各类民间医疗体系似乎都含有许多无用甚至有害的用药方式与疗法。在许多地方，疾病和厄运常会被归因于亲朋邻里的恶意行径，而此类信念又常会引发一些代价极大的行为。例如，很久以前，居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弗莱河流域的一支吉卜赛人认为，死亡皆由巫术所致。一旦有人死亡，他们就会进行调查，利用一些支离破碎的线索指认某人犯了重罪，并将之处死。[14]纵然拥有较多财富，但在工业国家中，大部分人仍保持着小家庭的生活方式，并不会把全部财富都花在享乐上。[15]若是一一列出，那么非适应性行为的清单或许会很长。[16]
还有一种可能是，很多行为虽然有用，但并非最优。它们未经严格检验却得以延续至今，因为是通过社会学习的方式获取到的。人们依赖复杂的人造制品，尽管它们会带来复杂的设计难题。斐济人的房屋拥有许多特性，建造者在材料、结构和尺寸等方面做出了正确的决策。正如斯特林所注意到的那样，茅草厚度之类的特性是需要参考反馈信息的。下雨时，屋顶是否会漏水？不过这么说也不够准确，因为茅草的成本和可获得性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当成本较高时，“屋顶稍有漏雨”便成为最优选择。台风来袭时，房屋的结构至关重要。若是多年没有台风，一旦台风突至，恐怕没有哪栋房屋能幸免于难，当然也不排除会碰上好运。毕竟，这些房屋的构造并不是很复杂。
就算是在小规模社会中，人们也会依赖一些复杂的工具，比如独木舟、复合弓、回力标等。人们在使用许多技术时，或许并不清楚其中的因果关系。树薯，也被称为木薯，是一种高产的根茎类食用作物，被广泛种植于南美洲的热带地区。某些树薯品种含有大量的氰化物，为了去除毒素，南美土著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技术。[17]这些技术一般都有多个步骤，需要持续数天，还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且，他们并不能说清楚每个步骤对于去除毒素而言究竟有何效用。
那么，我们从何可知，这些复杂性会促使人们采取最优行为？有个证据是：居住环境类似但文化背景不同的群体所制造出的人工制品也不同。传统的汤加房屋在设计上与传统的斐济房屋大为不同。当然，不排除存在一些细微的环境差异使汤加房屋在汤加地区更适用，斐济房屋在斐济地区更适用，但这种可能性很小。斐济房屋的基础设计被广泛应用于斐济群岛的各个岛屿，而就这些岛屿而言，无论是台风到访频率，还是森林覆盖率以及其他一些会影响房屋设计的因素都不尽相同。这就意味着，这种房屋设计依据的并不是当地环境的具体情况。斐济群岛东部的一些岛屿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属于汤加海洋帝国，所以在这些岛屿上，斐济人建造的全是汤加房屋。由此可见，房屋建造技术会与某些文化因素相结合，而后为当地人所掌握。
其他的文化特质也一样。欧洲人来到南美洲之后，将当地的树薯带到了非洲，但处理树薯的技术却未能在非洲应运而生。这意味着，仅仅利用一些线索是很难学会技术的。[18]更普遍的例子是，利用语言特征来预测技术和生活实践，要比利用环境特征来预测来得更准确，这也说明，技术和生活实践并不会在每一代人身上都得到优化。
关于树薯的例子表明，对文化线索的依赖是一种强大的机制，能够增强人类适应环境的能力。由于处理树薯的技术非常复杂，而且其中的因果关系不甚清晰，所以个体学习起来非常困难，再加上环境反馈极其有限，未经处理的食物所导致的后果有时候需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得以显现。如果打算先了解实践活动是如何带来益处的，而后再采纳行为，那么将无法掌握“有效去除毒素”之类的方法。另外，社会线索有助于群体逐渐进化出一些能让生活状态愈加丰富的实践活动。
斯特林还错误地理解了水獭、白蚁和变形虫等动物所构建的复杂事物与本人观点的相关性。毫无疑问，那些都与学习无关。关键之处正如心理学家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14)等一众认知心理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不具备此种能力，那么所构建之物就无法得到改进，也就无法适应当地环境的变化。其他动物所构建的事物证明，精准的基因遗传和无声的自然选择过程将会促生一种算法，使其他动物在构建高度设计化的事物时，能做出调整以适应当地的具体情况，而不需要具备任何洞察力。无疑，精准的文化传播和无声的“模仿成功者”的过程会带来同样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