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奥尔在其评论中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文化学习与认知能力之间的关系；我和彼得·里克森的研究工作与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的学术观点之间的关系。在文章中，我确实没有提及文化学习与智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没有对我们的研究工作与其他学者的工作之间的关系进行说明。因此，非常感谢奥尔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可以就这两个问题展开论述。
我赞同奥尔的观点，也就是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认知能力和文化学习是互相强化的。强大的认知能力能提高文化学习的效率，而文化学习则能通过积累来提升认知能力。文化学习在本质上属于推理的范畴。认知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心智能力和因果推理能力的提升，有助于人们对他人行为或事件关系做出更准确的判断。与他人有关的心智能力被称为心理理论，在传授知识时尤为重要。
试想一下，一位初学者应该如何向榜样学习？榜样会有一些心理表征，比如认为“鸟”可以指代知更鸟，也可以指代鸽子和鸵鸟等，但不能用来指代蝙蝠。在观察榜样行为的过程中，当榜样说“看木槿树上的那只鸟”时，学习者必须推断出榜样头脑中想的是什么。[1]人类的心智比其他灵长类动物进化得更完善，因果推理、物理学常识以及和物质有关的直觉等，不仅能够帮助一部分人创造出有用的工具，同时还能帮助其他人复制这些工具。
而且很有可能，文化学习会促使人类进行认知能力方面的投资，从而带来更大的适应性。向他人学习的能力帮助文化学习者接触到比个体学习多得多的知识，进而接触到更多的数据，提升认知能力，并使这种能力更具价值。通过文化所获得的知识表征，也有助于人们去学习很多原来不感兴趣的知识。例如，在指代数字的单词出现后，人们便能追踪大于“3”或“4”的整数了，[2]而这种能力开启了多种新的认知可能性。
这一推论意味着，在认知能力和文化学习之间存在着正反馈关系。遗憾的是，化石和考古学资料所提供的，关于人类祖先认知能力和文化学习本质属性方面的证据十分少。大约在200万年前，南方古猿被人属物种所取代。这些人属物种个体的大脑容量比南方古猿的大脑容量大50%，[3]因此他们能够制造更为复杂的石器，而且足迹遍布欧亚大陆。但是，其发展速度与猿的发展速度基本一致，这意味着文化学习在其生活中并不重要。在接下来的150万年间，人属物种个体的大脑容量变得更大了，但从发掘出的石器来看，其生活中并没有出现累积性的文化进化。当然，考古记录总是不完整的，因为它无法保留那些容易消失的技术，比如修建居所和船只、去除食物毒素、制衣与烹饪等。30万年前的石器已经比较“现代”了，已体现出和某些技术有关的零星线索，这表明当时人类的生活已在慢慢接近现代生活。
如果要打赌的话，我敢肯定，人属物种的出现与文化学习能力的进化在轨迹上是一致的；在接下来的100万年中，文化学习能力和认知能力彼此契合，相互提升，并最终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使文化积累得以成为可能。由于考古记录普遍存在缺失，对文化学习背后的认知机制的研究也存在太多不确定性，因此在打赌的时候不用考虑钱财的得失，对此我非常开心。
现在我要谈一下，以往学者对我们研究项目的贡献。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环境研究导论”的时候，这个研究项目诞生了。我们原计划开设一门主题为“个体的目标追求会导致环境的恶化，且任何人都难辞其咎”的课程。我们知道，在生物学和经济学中有类似的观点。彼得·克里森是生态学家乔治·帕金斯·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的支持者，因此想研究前工业社会中的污染问题和滥用资源问题。然而，当时在浏览主流的生态人类学文献时，我们却感到不太满意，或许是因为年少气盛，觉得自己能够做得更好。文化进化理论当时还没有成型，所以我们阅读了进化生物学家泰德·克罗克（Ted Cloak）和人类学家尤金·鲁伊尔（Eugene Ruyle）的不少文章，以及进化生物学家罗恩·普里亚姆（Ron Pulliam）和克里斯·邓福德（Chris Dunford）合著的一本杰出作品。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T. Campbell）所写的一篇和文化进化有关的论文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后来，我们利用进化生态学方法，尤其是生态学家理查德·莱文斯（Richard Levins）所提出的方法做了一些创造性工作。种群遗传学家卢卡·卡瓦利-斯福尔萨和免疫学家马克·费尔德曼的论文让我们领略了模型在群体遗传学和流行病医学领域内所发挥的力量。卡瓦利-斯福尔萨和费尔德曼非常大方，向我们开放了在斯坦福大学开设的一门课程，该课程的主要内容来自他们在1981年出版的一本书。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种群遗传学家迈克尔·图雷利（Michael Turelli）和生物学家约翰·吉莱斯皮（John Gillespie）所教授的群体遗传学课程也让我们受益良多。此外，我还有幸能在数量遗传学复兴时期前往芝加哥大学生物学家麦克·韦德的实验室学习了一年。我们的研究方式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广泛阅读人类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文献资料，挖掘有前瞻性的经验问题，而后用种群生物学理论来解决它们。
我们也很关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先驱者。艾伦·奥尔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工作与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哈耶克的工作存在契合之处。但在仔细阅读过哈耶克的著作之后，我发现他的基本研究思路与我们有很大不同，所以我认为最好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自己的研究项目上。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19世纪晚期的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身上。很有可能，我们的研究结果及观点与哈耶克、塔尔德以及其他一些先驱者的观点如出一辙。若真如此，那就让未来的学者来判定，荣誉应该归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