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西布莱特
法国图卢兹大学经济学教授
罗伯特·博伊德在演讲中非常坚定且诙谐地揭示出人类是这个星球上最具生态环境适应性、合作规模最大的物种。当然，人类社会中的竞争，就残暴性而言也是所有物种中最突出的，操控同类的狡猾本领也是所有物种中最厉害的。这样的描绘看似前后矛盾，但事实上，后两种特性是前两种特性的必然产物。真相是，超级合作性不仅能使人类创造出巨大的资源和收益，还带来了竞争和操控。
如果人类的生活是一场零和博弈，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将会趋于简单直接，人们会避免做任何对他人有益之事，这样一来，互动程度将会降至最低。然而，人类生活实则是一场正和博弈。人们经常，而且理应去做有益于他人之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合作所获收益做出预期。因此，在对合作收益进行分配时，如果分配结果未达到预期，我们就很容易陷入被剥夺状态，然后，通常会进行报复，就像俗语所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对于那些曾经是朋友，现在却变成敌人的人们来说，应该最明白个中滋味。
无疑，在各种人类社会群体中，个体的合作对象会不断发生变化，这是合作关系的核心所在。这一事实进一步强化了上述几种特性之间的张力。合作很少会发生在群体层面上，而常发生于亚群体和各种联合体内部，因此，群体的构成很容易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一方面要与自身所在的亚群体或联合体中的部分成员进行合作，另一方面还要面临竞争，并需要通过竞争让自己脱颖而出，以便被群体中更具实力的联合体接纳。所以我们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与部分个体合作的同时，还要与另一部分个体竞争；与某个个体在某种条件下合作，同时又在另一种条件下竞争。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张力会导致非常复杂的动机和行为。对于人类的这一阴暗面，博伊德并没有否认，但也没有展开讨论。在本篇短评中，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认为这部分被他忽视的内容其实很重要。
博伊德的系列演讲是对他和彼得·里克森，以及一些同事和学生，比如约瑟夫·亨里奇和萨拉·马修，共同开展的一个重要研究项目的完美总结。[1]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的研究者应该对这些研究成果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它们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的本性，对人类社会的运转机制有着强大的启示。该项目旨在揭示为什么人类成了自然界中超乎寻常的存在，为什么人类能够在地球上任何一个有生命的地方存活。该研究结果认为，这要归功于人类的超级合作能力，是它使人类在群体层面上更为聪明，而这种聪明的程度远超任何一个个体。事实上，个体并不需要像群体这般聪明，因为我们的群体进化出了最有效的信息传播机制，比如模仿，而且在进行模仿时，并不需要理解所模仿的行为模式背后准确的因果关系。
按照博伊德的说法，这些特性不仅能帮助人类找到解决生存问题的技术性方案，还能帮助人类掌控环境。此外，还能以集体行为规范的形式帮助人类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即公共产品生产。这些集体行为规范会通过一些社会机制得以强化，比如对违规者的惩罚。这些规范会随着群体间竞争不断进化，在这一过程中，那些更具适应性的规范会更受群体选择的青睐，从而得以在群体层面上传播开来。博伊德及其合作者们将这一过程称为“文化群体选择”。关于这一称呼，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与生物学上的群体选择过程毫无关系。[2]
地图是对现实世界的简化，以方便人们了解世界。与此类似，所有的模型都需要对所需建构的现实进行简化。虽然地图有时会误导使用者，比如遗漏了某个重要的道路交叉口，但我们不能因为它对现实世界进行了简化而批评它。博伊德将人类所面临的生态挑战和社会挑战简化为了如何激励个体参与公共产品生产。由此可见，如果能够生产一些公共产品，那么群体将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同时，如果群体领袖能通过一些过程做出一些决策，那么群体将会衍生出具有强制性的规范，来对个体在公共产品生产过程中应做的贡献做出规定，并必然会对个体进行监督。如果在监督过程中发现有个体没有做出应做的贡献，也必然会对其进行惩罚。人类学家萨拉·马修对图尔卡纳人所做的研究表明，在生产具体的公共产品时，这一过程确实有用，即使这种公共产品的生产是“参与对敌对群体的武装突袭”。
接下来，我所关注的是与社会生活有关的具有误导性的论述，虽然这种误导性只存在于部分领域之中。来看一些被遗漏的关键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一般来说，监督个体是否遵守规范要比公共产品一例所显示的要困难得多，这就意味着，群体成员往往很难对“谁违规”“谁没有违规”达成一致意见。
2. 规范不仅需要强化，还需要沟通。群体成员通常很难对适用于一般情况或特殊情况的规范达成一致意见。
3. 虽然强化某些规范比没有规范更能给所有群体成员带来公共利益，但是群体成员往往很难做出抉择，到底要在哪个潜在规范上达成一致意见，甚至会因此而产生巨大的利益冲突。这就意味着，一些个体会为了自身利益而对信息的传递过程进行操控，从而影响规范的强化过程，也就增加了强化规范的难度。
接下来，我将分别针对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