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群体选择这个推论很难得到验证，不仅因为其本身在很多时候所指代的事物是不同的，还因为群体结构既可以是基因层面上的，也可以是文化层面上的，还可以兼而有之。所谓群体，可能是说同一种语言的一群人，也可能是住在同一个村镇里的一群人，甚至是一个团伙；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基因或文化基础上的。人类的行为多种多样，很多都不能作为衡量群体特性的指标，但是人类学的核心是研究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差异，如果不同文化群体在行为上没有明显差异，那么人类学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我确实认为，在某些行为和制度的进化方面，文化群体选择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群体间的竞争理论上是一种重要的选择力量。因此我认为，现在主要问题出在实证方面。我们需要做的是，找出哪一种行为在群体层面上发生了变化，以及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群体间的竞争会选择哪一种行为特性；是如何选择的；是否有足够的时间让群体产生显著的文化变化。
通过文化的群体选择，战争会促成群体内的利他主义。这种假设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广为人知的理论，在科学杂志甚至流行杂志上都能看到。这种观点倒是与我们的直觉很吻合。父母常跟我谈起“敦刻尔克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很多英国民众冒着巨大的风险，驾驶自家的小船去营救被困在法国海滩上的英国士兵，因为英国军队被入侵法国的德国军队击败了。我父亲那时候还是个小男孩，住在萨福克郡（Suffolk）的海边，认识不少当年驾船实施跨海营救的人。当时，我嫂子的父亲是应征入伍的士兵，在海峡彼岸排着长队等待救援。虽然敌人的炮火尚未停息，但士兵们接到的命令依然是，如果不好好排队就会被上级开枪击毙。如此看来，英国军队为了维持纪律，对“惩罚”和“利他”给予了同样的重视。关于这一点，在所有和敦刻尔克有关的电影中，我都没有看到过。因为有了这场营救，丘吉尔得以将一场失败的战役转化成了一次重要的宣传活动，在一个令人绝望的时刻传递出了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甚至改变了战争的进程。
我们可以提出一种替代性的假设，即个体利益是人们选择参与战争的最重要的因素。图尔卡纳部落的勇士们在参与掠夺牲畜时肯定会考虑个体利益。未参与掠夺的人自然不能参与战利品的分配，而没有牲畜就没办法结婚和繁衍后代，因此一些年轻人会从战略角度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并很有可能得出“这是一种值得冒险的活动”的结论。所有军队都会对那些拒不参战的人进行惩罚，以杜绝临战脱逃之类的行为；宗教或其他机构的规范也都会涉及对违规者的惩罚。虽然惩罚是由群体选择进化而来的一种规范，但一些领导者会利用不正确的权力来强制执行；在这种情形下，惩罚便与群体选择或利他主义的强化脱离了关系。可以看出，惩罚是群体选择的结果，但不同群体的惩罚是否不尽相同、不同群体是否会因为成功程度的不同而进化出惩罚措施，并使其成为符合公共利益的规范，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或许将来也很难知道。从自然设计角度出发进行推导，往往是检验进化假设的首选方式，但不见得是最强有力的方式。
我感兴趣的是该如何检验这样一种观念：群体间的竞争和冲突，比如种族间的战争，会导致狭隘的利他主义，也就是说利他对象仅限于群体内部成员。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我的博士生安东尼奥·席尔瓦（Antonio Silva）对贝尔法斯特（Belfast）地区持续了300年之久的天主教共和党（Catholic Republican）与基督教统一党（Protestant Unionist）之争进行了研究。1998年，《耶稣受难日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达成之后，冲突大体上归于平静，但并没有完全消停下来。在西方许多地方，政府修建的隔离墙依然耸立，不同宗教之间依然鲜少通婚，冲突事件依然存在。当地的许多街区都画有大幅的宗教壁画，教徒们的游行队伍也会高举宗教画报，一面鼓舞士气，一面挑衅对方。教育也是分开实行的，要么是天主教学校，要么是基督教学校。当然，以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有待做进一步研究。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我们采用了试验法。那些愿意填写调查问卷的人会得到5英镑的酬劳，并可以将这笔钱捐给当地的学校，要么是天主教学校，要么是基督教学校，或者中立的慈善机构。调查内容包括基本情况、宗教信仰程度，以及是否经历过宗教主义威胁等（Silva & Mace，2014）。
我们在贝尔法斯特市的21个地区进行了试验，有的地区冲突情况较严重，有的地区则较平和。我们还委托这些参与者把一些“遗失的信件”送到其所在的天主教或基督教机构。预计，由于宗教主义威胁的增加，与控制组，即中立的慈善机构相比，被试组外部的利他主义行为会减少，而内部的利他行为会增加。在冲突地区，无论是被试组还是控制组，对外部群体，也就是非自身所属群体的利他行为，如归还信件、向学校捐赠等都会降低，这与预测的一致。战争会使人憎恨敌人，但是冲突并没有增加群体内部的利他行为。被试组与控制组的内部利他主义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状态。
田野工作完成后没多久，贝尔法斯特地区就爆发了一场严重的骚乱，起因是双方就贝尔法斯特市市政大厅里的每一种旗帜每年应该悬挂多少天发生了争执。我们立刻折返回去，在上次做过调查的一些地区重新进行试验。结果显示，在冲突期间，各种类型的利他行为都有所下降（Silva & Mace，2015）。虽然冲突是导致利他主义产生的因素之一，但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小的。
这一结果着实令人惊讶，因为根据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因冲突而在经济领域展开对抗的群体，内部的利他行为会有所增加。通过仔细研究，我们发现，那些学者所提供的证据不够清晰。一项研究表明，2006年，以色列养老院中的老人们在参加博弈试验时，对在经济上不够慷慨的行为做出惩罚的概率远超战前和战后；但在这项试验中，既没有控制组，也没有外部参照组（Gneezy & Fessler，2012）。
另外一项研究的对象是格鲁吉亚的学生。在对待同学方面，那些有过较多战争经历的学生会比那些来自“远方的学校”，没怎么经历过战争的学生表现得更为慷慨（Bauer et al.，2014）。但是，在这项研究中，有过战争经历的成人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成人在行为方面并没有明显不同。总之，很少有研究像我们的研究这样，针对真正意义上的群体，关注真实冲突中向真实机构进行捐赠的问题，对冲突双方进行检验，而且还设置了控制组。
大量研究已证实，合作行为不仅会高度依赖具体环境，还会随着群体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对当地的生态系统也极为敏感。我并不能确定，合作行为是由文化群体选择进化而来的众多行为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合作行为相比，其他一些行为或习惯在同一种文化内或者不同文化间表现出了更为稳定的多样性。
正如博伊德所观察到的那样，系统进化法，譬如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上的语系进化法，是测量文化规范持久性的有效方法之一。已知的很多文化特性，比如婚姻和亲缘关系等方面的规范和准则，以及政治体制，都非常强烈地表现出了文化史系统的进化迹象，这表明这种机制确实对文化特性在不同文化群体中的变异起到了强化作用。
因此，对于很多文化特性来说，习惯更容易成为群体的选择。另外，个体依据使用频率来进行行为选择，也是一种可以强化文化变异的机制，可参考中国亲缘关系系统的进化（Ji et al.，2016）。不同的行为具有不同的进化路径，希望通过越来越多的明确的实证研究，这些具体的路径能被揭示。我们当前所接触到的只是一个大型实证项目的表层，随着项目的推进，需要开展的工作还有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