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思·梅斯
英国伦敦大学生物学教授
能成为评论人，我感到非常高兴。罗伯特·博伊德和彼得·里克森于1985年出版的著作《文化与进化过程》（Culture and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对我学术生涯的开启影响深远。真正让我下定决心，并明确研究方向的著作是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10)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最初接触到这本书时，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它激发了我对社会进化的思考，让我最终决定去牛津大学攻读动物学。自那时起，直到现在，动物学都是适应主义者的大本营，提倡各种适应性理论。多年以后，我读到了《文化与进化过程》这本书。我不是很擅长数学，因此跳过了书中的方程式，而那些内容几乎占据了一半的篇幅，但是主要思想对我还是很有启发的。
后来，我到了伦敦，成了一名人类学研究者。当时，和人类进化行为有关的研究领域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学派：进化心理学、人类行为生态学和文化进化理论。一般来说，知道了一个人的学科背景、研究兴趣和研究方法，就能大致推断出其所属学派。当然，后来这些学派的划分变得不那么清晰了。就我而言，我认为自己的研究领域是人类行为生态学。
行为生态学是一门兼容并蓄的学科，其重要传统之一是强调对进化假设的实证检验。不管哪个科学或领域的方法与策略，只要有助于解决研究难题，行为生态学就会借用。与进化心理学家不同，人类行为生态学家从来不认为这个世界存在普适性的人性，因为人类行为生态学研究的是人类行为的多样性，对行为的基因根源或文化根源并不特别在意，而更关心与适应性有关的问题。文化进化理论关注的是文化学习及其传播机制的模型构建，以及模型之于文化进化的意义，而人类行为生态学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中的行为模式及其间的关联性。
然而，正如博伊德所说，生态和文化皆是行为的决定性因素，要将二者区分开是很不现实的，因为文化是人们了解所处生态体系的一种方式，也是了解各种环境中最佳作用因素的一种方式。随着对行为起源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两个学派开始合流，研究者开始利用各种方法，去真正考量文化传播和生态多样性的影响力，进而探究进化过程是如何激发出人类某些特定行为的。因此，时至今日，我依然很难对这两个学派做出明确的区分（Mace，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