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伊德在演讲中较少提及的一个论题是：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对社会学习策略在不同领域和不同时间内所发生的变异，做出何种程度上的预测。
考古学资料显示出了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技能经由漫长且极度缓慢的历史进程而得以累积。从大约350万年以前到大约40万年以前的这段时期内，除了旧石器时代的技术之外，能从资料中看到的新技能只有手斧的制造和火的使用。此后30万年间，出现了新石器技术和复合型工具。从大约10万年前起，各种技能开始加速出现。直到最近，制造、储存和累积的认知资本才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用个体基因差异所致的个体认知能力差异来解释。人类学家萨莉·麦克布雷迪（Sally McBrearty）和艾利森·布鲁克斯（Allison Brooks）于2000年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那不是一场革命：对现在人类行为起源的新诠释》（The revolution that wasn't: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 of modern human behavior），此后，对此类变化的解释就被强调社会组织差异或社会网络规模差异的理论替代了（Henrich，2004；Powell et al.，2009）。
彼得·里克森和博伊德就是这一转型时期的重要代表（Richerson Boyd，2013）。虽然他们尚未进行过系统的论证，但我们可以从相关资料中看到一个与其研究项目相当契合的解释：社会学习的技术及工具的文化进化。通过社会化的方式来学习如何改进社会化学习的方式，社会心理学家西莉亚·海斯（Celia Heyes）着重强调了这一观点（Heyes，2012）。
因此，不同时期的社会学习特征及可靠性并非一成不变；不同领域中的社会学习也同样会发生变化。毋庸质疑的是，大体上，累积性的文化进化并不能有效地发展出民间医学，当然也有极少数例外情况发生。大部分的民间医学都很令人生畏，与此有关的极其骇人听闻的例子有很多，有关这一点可以参考人类学家罗伯特·埃杰顿（Robert B. Edgerton）的著作《病态社会》（Sick Societies）。
致病环境是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性的存在并不是因为病原体会快速进化，而是因为病原体的特性和毒性会随着人口规模、经济活动和人口迁徙方式等方面的变化而变化。最为明显的是，当生活状态从不断运行转变为久坐不动之后，人体就会遭遇新的病原体，如同生活在垃圾堆和排泄物周围一样。但是，人口规模和人际交往方式的确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因素决定了病原体传播到新宿主身上的速度，以及是否会在前宿主的免疫机制启动，或者前宿主死亡之前转移到新宿主身上。前宿主的死亡会导致病原体在局部范围内被灭绝（Ewald，1994）。农业生产活动的变化可能会带来宜于疟疾滋生的外部环境条件，这正是人类学家约翰·奥德林-斯米（John Odling-Smee）等人于2003年谈到的有关生态位构建的典型案例之一。同时，医疗环境却没有出现快速变化，个中情况比较复杂，且存在一段很长的过渡期。即使一些医疗措施并没有起作用，甚至还具有危害性，但许多患者依然得以康复；当然，另一部分患者未能幸免。但不管怎么说，医疗干预还是提高了人类的生存概率。
在现代社会早期，与医疗技术相比，武器制造技术拥有更丰富的专业积累。据我推测，这是因为人类选择杀戮的动机远强于治病救人的动机。当然，在拥有了武器制造技术之后，成功的创新，以及对成功的认识就变得简单多了。一项技术能否成为成功的创新，往往会很快显现出来。例如，如何用较少力气打磨边角，如何使边缘更长一些，如何将黏合剂固定在准确的位置上，反之亦然。
此外，日常技术在应用过程中会被多次测试。如果在部分群体中出现了变异（假设只要存在创新，就会出现变异），那么我们就能得到一些可做比较的数据。[3]通常，与技能创新有关的因果链相对比较短，也比较简单。这种因果链会将工具的使用与使用结果关联起来，从而让行为主体得到大量与各种使用结果有关的信息。不过这些信息非常简略，而且是概括性的。博伊德所提及的斐济人建造房屋的例子即证明了这一点。房屋建造者能很快发现房屋是否结实，能否抵挡风雨，不过可能需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才能知道房屋能否抵挡暴风雨。
我认为，在医疗技术和狩猎技能之间，对规范及规范性创新的评价可能发挥着一定的中介作用。我们假设当行为主体并不太重视社会稳定与双赢合作时，此类规范的建立就具有了可能性；但实际情况往往是，我们很难对某两种规范所带来的社会影响进行比较。不妨参考一下人类学家迈克尔·阿尔瓦尔德（Michael Alvard）曾提及的一个经典实例：在成功捕获鲸之后，人们是如何建立起一套精巧的分配规则的（Alvard，Nolin，2002）。当事人或许并不太了解与社会稳定、社会合作、捕鲸装备和技术的投入等方面有关的其他规则会产生何种效用。分配规则的改变所带来的影响是慢慢呈现出来的，有时候甚至需要经历一代或数代人，而且这种改变时而会与其他改变相互交错。另外，当规则被打破或发生变化时，群体成员之间或许会发生争执与不和谐。因此，他们可能很清楚，在收益分配规则遭到破坏时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但不会对规则调整的结果进行评估。
或许正因如此，博伊德及其合作者才会倾向于将规范性进化视为任意群体内部皆会发生的一个过程。就已知的适应性规范集合而言，确实是群体选择的结果。我同意以下看法：人类的文化群体很可能会成为达尔文式的种群，而且其进化过程会受到文化的群体选择的影响。然而，这种复合种群的人口规模会非常小，而且种群层面上的代际转变速度会相当缓慢，同时，如果规范以集合或系统的形式存在，那么规范的变化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我们不应对这一过程的有效性抱有太高期望。
依照这些假设，文化的群体选择是一种高明的手段，因此规范集合也就不可能十分奏效。如果规范集合比那种杂乱且无效的选择机器（尽管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该如何证明这一点）更管用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规范产生过程中的亲社会行为的偏差(9)来对如何维持合作性社会活动进行解释。博伊德和彼得·里克森的模型，以及人类历史都已证明，一些令人震惊的破坏性规范能够经由惩罚和内化而稳定长存。
对此，有研究者提出了一些貌似合理的解释，认为如果规范符合人们的同理心、同情心和公正感等社会情绪的话，那么其传播性和稳定性就会变得更加容易实现（Nichols，2004）。若真如此，那么在许多规范集合中，有助于促进合作的特征就应是偏差相互强化的结果，尽管其相互作用力有可能非常微弱。在这种情况下，地域性群体内部便更容易达成合作，群体也就更容易存活下去，并开枝散叶。
接下来，我想谈谈与规范有关的最后一点想法。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规范及规范心理。一方面，阿尔瓦尔德所提及的分配鲸的规范是相当复杂的，需要明确地说出来，让参与者都有所了解，同时也要明确地告知参与者，这些规范都属于地方性知识。对于违反规范的惩罚措施也应该是明确、公开、可告知的，且是非常准确的；另外，这些规范本身亦属于该群体规范集合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此类规范并不太具有认知复杂性。譬如所谓的抱怨规范，前提是他人未履行我们所期望的职责，比如，当火快熄灭时，我们希望同伴关掉火，但他们并没有那么做，而我们的反应可能是生气、反对和敌视等，简而言之就是抱怨。博伊德所提到的有关规范的例子，以及对“规范如何维持合作”所做出的分析（即使在一个没有制度的社会中），都是比较宽泛的。
图尔卡纳人的规范是显性的。然而，从某种意义而言，显性规范并不足以构成人类独特合作行为的全部基础。例如，语言是人类合作的产物，而非先决条件。还需要进一步证明的是，博伊德和里克森对“规范在人类合作中所起作用”所做的分析，是否适用于抱怨规范或社交心理学。在人类出现独特的合作行为之前，该理论或许是合理的。
关于这一点，不妨来看看博伊德所提出的高阶搭便车行为的解决方案：对那些未对违反初阶规则者进行惩罚的人实施制裁。他提出，对违规者施以恰当的惩罚本就是规范体系的一部分。促使人们遵守初阶规范的心理机制与社会机制，同样适用于惩罚违规者，以及当有关惩罚的规范对恰当的惩罚义务不起作用时。而二阶搭便车行为及其惩罚并不具有此种独特现象，需要其自身做出解释。[4]对于图尔卡纳人所拥有的这类清晰的规范而言，这是事实；但对于抱怨规范而言，这绝非事实。并不存在什么自动化机制可以确保那些会因自身期望落空而满腹抱怨的行为主体，在他人期望落空并表现出敌意时，也会表现出不满。与图尔卡纳人的规范相反，这一阶段中并没有明确且详细的制度，行为主体会将抱怨规范当作一个整体来接受。默认模型（default pattern）以及基于默认模型之上的期望，只会零星地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