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伊德用了一个和社会学习有关的简单的进化动力学模型来支撑其人种学理论。在被他称为“盲目模仿的进化”的章节中，他对这一模型进行了描述，并认为该模型可以证明自然选择更青睐这样的心理：人们会接受某种观念仅因为他人也持有这种观念，以及行为主体具有“采纳他人想法的倾向”。但是，是否有必要这样来解读这一模型的结果，我并不确定。该模型探讨了复杂环境中的社会学习驱动机制。行为后果取决于行为主体在特定环境状态下所做出的行为选择。行为主体掌握了来自外界的直接信息，然而这些信息很杂乱，因此他们并不能明确其他人会作何选择，毕竟周围人所掌握的外界信息也同样杂乱。这一点也不奇怪，直接信息越杂乱，想要直接了解外界的难度就越大，行为主体也就会越依赖间接的社会线索。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既简单又智能的策略性学习模型。行为主体会进行自我评估，如果认为自己所掌握的外界信息是可靠的，就会使用这些信息；如果认为信息不够可靠，就会利用信息流的优势，去观察群体中其他人的反应。[2]这是他们的最佳选择。如果行为主体在个体学习和社会学习之间做出了最佳的行为选择，那么在解释这种反应时，就不需要以“采纳他人想法”的心理倾向为前提了。事实上，在这个经过简化的模型中，行为主体尽可能地做出了恰当的选择。想要验证“采纳他人想法”的心理倾向的确存在，就要找出和个体接受当地主流观念有关的人种学证据，即使有更可靠的证据验证了其他的评估结果。此外，还必须考虑信息成本，以及作为特定环境中的特立独行者可能要付出的声誉上的代价。
显然，宗教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例子来证明：行为主体会忽视外界信号，重视社会信息。但在宗教领域中，特立独行者同样要付出高昂代价，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偏好社会信息是存在隐性风险的。在这方面，我认为，人类学家奥利维尔·莫林（Olivier Morin）的看法很正确。他指出，许多社会信息都只是昙花一现：谁在哪里看到了什么。那些广泛分布于社会网络中的信息，在公共信息领域里不过是些小样本而已，而且还是非随机性的。与他人言行有关的信息也会对我们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需要过滤掉大量的无关信息（Morin，2016）。
博伊德用材料和模型支撑了如下观点：社会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简单的遵照惯例的启发式策略，且能在许多环境中发挥作用。对于行为主体而言，鲜有人能够以较低成本找到可靠又直接的环境信息样本。因此，人类进化出了一种学习机制，用来权衡社会学习的成本与收益。人们通常偏好相对简单的社会学习规则，但在发现自己可以轻松便利地从所处环境中获取信息时，就会开始关注环境信息的有效性，进而克服这种偏好。
莫林在其著作《传统是如何生存和消亡的》（How Traditions Live and Die）中，言辞激烈地驳斥了上述有关社会学习的观点。他认为社会学习虽然重要，但具有策略性，而且关键取决于行为主体对自身所处的信息环境，以及潜在的模仿对象所处的信息环境的评估结果；人们实则不会也不应该使用这种被简单化且墨守成规的启发式策略（Morin，2016）。
到目前为止，莫林对博伊德的批评主要针对的是，后者对模型的描述过于简单。这样的批评显然是无的放矢。现实环境中的主体行为远复杂于博伊德所构建的模型中的主体行为，而构建模型的初衷之一即是删减掉不必要的信息。
关键在于，在种群动力学上，这两种主体行为之间的差异是否具有某种影响力？至少有三种观点可供探讨，而且只能借助形式模型来探讨，因为形式模型能够表征简单策略化的社会学习者与莫林所说的高度策略化的社会学习者之间的差异。第一种观点是，这种差异并不具有影响力。因为在由信任型社会学习者构成的人群和由辨识型社会学习者构成的人群之间，存在相似的驱动机制；对比人种志和考古学研究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即可见，这两种机制是相似的。第二种观点是，在具有策略性和辨识能力的文化学习群体中，累积性的文化学习是非常少见的，甚至不存在。如果个体对自身的判断力过于自信，那么就会令当前可信任的认知资本（cognitive captital）(6)水平难以得到维持，从而导致下一代无法在当前基础之上更进一步。对于累积性的社会学习而言，高度的社会信任是必要条件之一，人种志和考古学所提供的渐进性适应能力方面的证据表明，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更信赖社会学习。第三种观点是，模型表明，作为累积性学习的工具，辨识型社会学习的功能性要比信任型社会学习的更为强大。在以辨识型社会学习为主的群体中会出现更丰富的微小创新，而且这些创新是可信任、辨识和接纳的，同时还能更高效地摒除错误。模型还表明，辨识型社会学习者通常不会过分追求局部最优化，不会陷入无用的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um）(7)陷阱之中，而且面对环境变迁也很少会感到不知所措。
由此可见，在经验证据方面，博伊德的论述和莫林的论述的确存在差异。如果人类都是信任型社会学习者，那么考古学和人种志的相关资料是否能证明我们所预测的“适应失败”现象是广泛存在的，或是只存在于某个特定领域、某个具体环境中？是否能证明存在大量的偏离局部最优化的现象？如果没有形式模型，就没有办法弄明白两人的观点是否真的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是否会体现在经验证据方面。可以看到，博伊德和彼得·里克森为方法论所做出的贡献是十分重要的：综合使用了语言分析、人种志资料和实验材料以及形式模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放弃选择。第四种观点是由认知学家罗恩·普拉纳（Ron Planer）和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8)为我提供的：或许，社会学习的启发式策略原本很简单，但后来在进化过程中逐渐变得微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