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意这个观点，人类所具有的独特智慧并不足以解释人类的生态灵活性和适应能力。基于不少证据，博伊德怀疑，人类的智慧并非必要因素，至少在解释各种文化的变量传播时如此。这与解释文化起源大为不同。[1]在解释累积性的社会学习对塑造环境适应性反应所起的作用时，博伊德这样写道：
但在我看来，人们通常会这样想：创新是很难的。发现大柄苹有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找到去除毒素的方法更是难上加难。好在，确定一种行为是否有益相对比较容易。因此，一种发明一旦出现，只要被确认是有益的，便会被传播开来。
博伊德将这一现象称作“图书馆”模型，并引用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奇（Henrich，2010）关于斐济人食物禁忌的例子对这一共识进行了论证，接着又以房屋建造方面的例子为佐证。斐济人禁止怀孕的妇女食用处于食物链顶端的海洋生物，以防止她们中毒。这一禁忌被赋予了道德意义，而不只是一个慎重的建议。亨里奇的民族志表明，尽管恪守这种食物禁忌之人并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但在其生活实践中，这种做法是长期稳定存在的。虽然长辈们解释不清这些禁忌食物的危险性，但这种生活实践方面的建议大多来自他们，而非“自食其果”之人的现身说法。
由此可见，适应性行为可以通过文化进化的方式稳定下来，甚至被创造出来，即使人们无从知晓这种行为的益处和影响。人类学家马尔温·哈里斯（Marvin Harris）曾发起过一个研究项目，从隐性适应的角度解释禁忌和食物偏好，尤其是那些出人意料的食物偏好（Harris，1985）。然而，亨里奇和博伊德却构建出了一个清晰的模型来解释此类隐性适应行为。
博伊德认为，行为主体在选择榜样和信任榜样方面是有策略的，因此，社会学习才成了一种建立在可靠信息基础之上的学习。然而，人类的智慧大部分都体现在对榜样的选择上，而不是对榜样所发出的信息流进行理解。尽管这种理解具有降噪的作用，但并非至关重要。我将再花一些时间来阐述这种图书馆模型。第一，我要强调的一个事实是，探究某种做法为何会具有适应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第二，理解这个过程通常需要一些“默契”，因为它不是明确的、陈述性的、说明性的知识。
博伊德所列举的斐济民居的例子并不足以解释，为何未采用标准化设计的房屋会在飓风中毁于一旦，而且也并不能证明房屋建造者不知道如何进一步加固房屋。虽然缺乏显性知识，但这并不能作为他们不具备隐性诀窍的证据。这个问题很关键，但博伊德等人却没有对此进行相关调查研究。因此，在充分了解了前因后果之后所做出的实践，与那种基于信任的盲目模仿是极为不同的。实际情况很有可能是，由于社会交往对社会实践中智力水平的依赖程度不同，因此某种知识的社会传播范围也会不同。然而，我个人的直觉是，技能的传播在大多数情形下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食物禁忌这个例子中，博伊德重构了和社会传播有关的“智力-理解”模型，就此例而言，该模型所预测的社会动态是这样的：
那么，为什么斐济人会相信父母、亲戚，以及有智慧的女性所告之的这些经验呢？依照“文化是图书馆”这个观点，答案如下：这些学习对象会给出极好的理由让他们相信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不应该吃海鳝、海龟等食物，并遵照这些信仰行事。这些信仰需要具备足够的说服力，只有这样才能让一个品尝过美味海龟的妇女，在其怀孕时顾及这些食物给未出生的孩子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选择天天吃煮熟的木薯。这些信仰必须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只有这样人们才敢指责一个吃海龟的孕妇，即便这种指责可能会冒犯她和她的亲属。食物和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将会得到强化，因为事实证明这种关系是真实存在的。例如，村子里的某个人注意到，某位妇女在不知道自己已怀孕的情况下吃了不少海龟，后来生出的孩子在发育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博伊德的人种志表明，此类事件并没有发生过。这种行为规范的传播有赖于一个更简单、更容易让人相信的启发式社会学习策略。
这个策略有多典型？可以参考一下通过示范和实践来完成的技能传播。不同于仅在观察条件下所展现的技能，在传播中，技能的示范要求行为主体展示出行为的因果关系。我虽然不是一个碎石匠，但体验过几次这方面的课程。我师傅对这项技能的步骤是非常了解的，他需要将这些步骤依次展示出来，做出说明，并就击石的角度、原料的选择、岩石的几何形状，以及实现目标的顺序给出建议。考古学家彼得·希斯科克（Peter Hiscock）认为，传授碎石技能所采用的主动教学法可能非常古老，因为无人指导的试错学习法是极其危险的，对此我深信不疑。岩石碎片非常锋利，错误的敲击会让碎片四处飞溅，并导致无法预料的严重后果（Hiscock，2014）。
与此类似，生态学家路易斯·利本伯格（Louis Liebenberg）曾对非洲南部狩猎者高超的猎物追踪本领进行过研究，并对所需的认知能力进行了分析。这些狩猎者在对猎物进行追踪时运用了大量的图形再认知技能，并且对大量自然历史信息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Liebenberg，1990，2008，2013）。这些狩猎者不仅知道哪些踪迹属于哪只动物，还知道同一只动物在疲劳、惊恐、紧张或放松时的不同行踪。这些技能的社会传播有赖于学习者的智力水平：
青少年和年轻人会观察部落中最优秀的狩猎者是如何谈论与解释动物足迹的。根据这些足迹，高明的追踪者可以推断出动物的年龄、性别、身体状况、疲劳程度等信息。要掌握这样的技能，需要对特定物种的习性、饮食习惯、社会构成，以及日常行为模式等均有一定的了解（Henrich，2016）。
狩猎社会的经济结构要求人们掌握和领地有关的丰富的自然历史知识和地理知识。博伊德在讲述探险者罗伯特·伯克和威廉·威尔斯所经历的悲壮又颇具启示意义的探险故事时这样写道：“一部关于扬德鲁万塔人的‘自然历史书’可能会有上百页，并分为‘如何游戏’、‘有效的打猎技术’、‘如何找到水源’和‘如何处理有毒的蕨类、薯类和苏铁类植物’等板块。”他们的后代无须通过个体学习来获得这些知识，社会学习就已足够了。
不过，后代们会通过实践来不断验证和完善这些信息。他们会不断地用外界信息来对技巧、技术以及地方性知识进行检验。如果所获得的外界信息已经过时，或者在传播过程中失实，那么就需要用一些相对直接的方法来纠正错误。一个地区的自然历史和微观地理并不会一成不变，小溪会改变流向，旧的水坑会发生淤塞，新的水坑会出现，动物的习性和数量会发生变化。狩猎者会从同辈和长辈那里了解到这些知识，同时也会通过观察外界来进行了解（Hewlett et al.，2011）。人们会接受规范与禁忌之类的法则，并依照这些法则“盲目”行事。如果某种禁忌能够帮助某个妇女避免某种危险，而这种危险在过去从未真正出现过，那么对于她来说，错误信号是极其微弱和模糊的。有人说这些技能和信息在物质世界与生物界中均发挥着指导性的干预作用，这并非事实。这是我在2012年所关注的主要议题之一。
在我看来，这种食物禁忌在两个方面上与一系列重要的事实产生了冲突。第一，这个例子是纯粹的社会传播实例，除了少数人有过亲身体验之外，恪守这种禁忌的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信息，也就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海洋生物很危险这个信息，来自社会学习。技能的传播涉及复杂的社会学习过程，且社会信息的输入至关重要。但是，仅依靠口头指导或行为示范，人们是不太可能学会如何追踪猎物或制作手斧的。只有在社会性的指导与周围世界发生联系时，个体才有可能获得相应的技能；行为主体往往会在实践中进行学习，不过其学习方式是由社会环境造就的。虽然信息来自物质世界，但在榜样、示范、建议、支持，以及成功和失败的作用下，运用一些技术性的专业词汇便能表达出原材料之间的微妙差异（Stout，2002）。就这一领域而言，社会层面上的信息与个体层面上的信息必然会不断结合。
第二，斐济人的食物禁忌是文化适应方面的典型实例，但算不上是累积性文化适应方面的实例。累积性文化适应是适应能力的一种，比如对火的使用。这类技能超出了个体学习的范畴，需要通过渐进提升来获得，而且很可能跨越了数代人。地方性文化适应的作用及其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不同环境中的累积性反应来解释，而食物禁忌这个例子并不能证明这一点。博伊德所列举的动物筑巢的例子也并不能证明，规则简单的社会学习能够促成复杂的社会适应能力。这些行为也不是以学习为中介的适应性行为，而是一种不了解因果关系的适应性行为；是无须理解因果关系的学习行为，而不是高度真实的社会学习行为。
正如我在前文中所说，能否知道某种做法为何有效，与理解程度密切相关。为何某些形状的岩石可以被制作成有用的工具，而其他的则不能？许多技艺高超的碎石专家都对所用材料的科学知识知之甚少，但对原材料的特性了如指掌，比如从某个要求严苛的角度进行敲击会出现某种状况，但这种知识所适用的范围和情况是有限的。
我估计，生态学家路易斯·利本伯格谈到的追踪技能或许也是如此。那些非洲狩猎者深知动物在基底层上留下痕迹的过程，而这种知识和动物的数量、基底层的情况以及环境的情况都有关。他们的专业知识可能无法应用于冰天雪地，而高纬度地区的狩猎者定会拥有“雪地”技能。即使是斐济人也不会完全盲目行事。正如博伊德在报告中所说，斐济人相信，违反食物禁忌很可能会致病，并普遍认为吃鱼会生病，而且有些鱼比其他鱼更危险。这种普遍认知增强了禁忌的可信度，而且与其所拥有的和世界运行机制有关的一般经验高度吻合。
图书馆模型并不正确。社会学习策略评判的是行为主体，而不是行为主体所展示出来的文化变量，因此才能对地方性的适应反应起到支撑作用。然而，如果在一个模型中，行为主体被刻画成“会产生反射性冲动，并会盲目模仿他人”的形象，那么这个模型一定是错误的，尽管被模仿者可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榜样，但这种冲动也只有在外界信息足够明确时才会起作用。特别是这一模型低估了混合学习的作用，没有注意到学习主体在学习过程中并不需要在社会信息和直接信息之间二选一，而需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在我看来，在传播技能的过程中，混合学习尤为重要。因此，在阐述与文化变量有关的社会传播需要哪些认知能力时，应该讲清楚，认知需求与文化变量的本质及复杂性之间的关联方式出现了哪些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