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斯特林
澳大利亚哲学家
对这次演讲所涉及的主题，我一直以来都很认可。我特别赞同罗伯特·博伊德所阐释的其研究项目中的四个核心观点：
1. 的确如博伊德所描述的那样，人类，主要是近代人种是一种独特的生物。以生物进化的标准来看，人类这一物种脱颖而出的时间虽不长，但速度却很快。因此，我们不仅需要注意人类和相近物种之间的巨大差异，还要注意人类脱颖而出的惊人速度。
2. 人类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遍布世界各地。这是因为人类能够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开采资源，并应对各种危机。这种环境适应能力主要体现在信息和行为等方面，而非生理方面。当然，文化学习在其中也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因此，在解释人类与相近物种以及祖先之间的差异时，社会学习，尤其是累积性的社会学习的进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这种区域性的适应能力的形成需要经历许多世代，是一个种群层面上的过程。人类个体的适应能力、表征和理解周围环境的能力，以及表征和应对未来突发事件的能力都是相当独特的。然而，个体层面的认知能力并不足以解释人类的人口规模、生态系统和地理分布，以及在社会层面与技术层面上对特定环境的适应能力。我认为这些能力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博伊德对此既赞同又不赞同。不过，仅仅拥有这些能力是远远不够的。
3. 只依赖地方性信息是不够的。人类社会生活的规模、范围，以及生态多样性还取决于社会合作。社会合作在其他哺乳类动物中非常少见，但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社会合作已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人类的合作具有强制性，因而博伊德认为，需要对人类的合作进行独立阐述，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即使是小规模的人类社会也不是完全由近亲构成，而且从来都不可能是。因此，用那些解释亲缘性合作行为，比如群居类昆虫的合作行为的进化模型来解释人类的合作行为是行不通的；作为概括性论述的直接互惠理论也是行不通的。一旦合作人数达到三至四人及以上，因失败而放弃合作的行为便会对维持合作稳定性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因而，人类的合作行为的确需要详加解释。
4. 除了这些实体论之外，博伊德和彼得·克里森还找到了恰当的方法论来考察人类群体生活的形成过程。通过对民族志和考古学资料进行对比和分析，围绕人类个体的动机与认知进行实验研究，以及对这些数据流和模型的联系进行分析，我们对这方面的知识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这些模型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的决策与行为模式是如何在群体层面上不断升级的，而群体又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化的。
对于博伊德的观点，我没有太多的批判，主要关注的是我俩在某些观点上的细微差别，以及这些差别会带来的问题。我的评论将围绕以下三个议题展开：个体智力在社会学习中所扮演的角色、对模型的理解、将博伊德的理论扩展到不同的时期和社会学习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