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关注的这一点，可能有点出乎进化生物学家们的预料。博伊德在演讲中探讨了一个特别有趣的实证发现：在许多文化中，很多人都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自己会恪守某些禁忌。他用了不少篇幅来列举实例，其中一个是斐济岛上的妇女需要对某些海产品忌口。简单来说，斐济岛上的妇女在怀孕或哺乳时，依照传统是不能吃海龟和其他一些海产品的，而其他人却不用对这些食物忌口。在被问及这些食物会给自己以及孩子带来何种后果时，这些妇女给出的答案千奇百怪，比如新生儿的皮肤可能会因此而变得非常粗糙。
尽管这些答案看起来荒诞不经，但这些禁忌已被证实是非常理性的，能使妇女们避开那些雪卡毒素含量较高的食物。这种毒素会在诸如海龟一类寿命较长的海洋生物和食物链顶端的海洋生物体内不断积存。正如博伊德所注意到的那样，人类摄入此类毒素后会出现呕吐、腹泻、关节疼痛，以及其他一些症状。这种毒素对胎儿和婴幼儿的危害尤为明显。通过研究，博伊德得出结论：虽然群体成员可能对遵守的规范和禁忌不甚理解，但这些规范和禁忌往往是理性的。
这不禁让人想起社会理论家、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观点。哈耶克提出过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规范、守则和制度大多都是社会进化的产物。他所说的社会进化类似于达尔文所提出的自然选择，只不过发生在群体层面上，并有赖于持有不同道德规范的群体之间的竞争。一些规范能使群体兴盛，而另一些则会导致群体衰败。因此，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规范、守则和制度并不是各种可能性中的随机产物；相反，它们代表的是造就功能健全的理性社会的事物，而这类事物绝不是随机产生的。
哈耶克还认为，在《物种起源》一书出版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已有一些思想家看到了这种类型的社会进化，他将这些思想家称为“达尔文之前的达尔文主义者”（Hayek，1984a），包括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大卫·休谟（David Hume），以及很多苏格兰哲学家，还包括爱尔兰人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伯克于1790年出版了著作《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f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并在书中对突然抛弃社会进化而逐步形成的、会造成严重行为后果的规范和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包括哲学家詹姆斯·西科德（James A. Secord，2008）在内的一些达尔文理论研究者认为，达尔文阅读过上述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著作，并深受他们的影响。
哈耶克还进一步论证了，在一个充满分散的隐性知识的世界里，个体常常无法说清传统为何会以现有形式存在。事实上，在某些极端情况下，这类理解可能已超出了个体的认知范畴。一个典型事例是市场机制和价格水平。没有人能说清楚，市场上任何一件产品的价格何以能反映其价值，比如一辆崭新的吉普车。原因在于，吉普车的价格会受到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的互动方式可谓神秘莫测。无论是钢铁的供给，还是橡胶生产国的工人动乱，无论是打车软件的出现，还是计算机行业对塑料的需求，以及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表现，莫不如是。
然而，市场会以一种看似神奇的方式对这些因素做出权衡，并以出清价格来售卖产品。由此可见，市场机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为人类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而这种方案是任何理性的个体或计划制订者都无法提供的。
在哈耶克看来，人们必须“尊敬”各种社会规范和社会传统。不管能否对其做出合理的解释，这些传统和规范都是经过时间检验的社会进化的产物。至少，它们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至今，还让人类过得不错；至少，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战胜了其他一些种群所支持的很多传统和规范。
哈耶克还有个不太为人熟知的观点。他认为社会科学要想具有合法性，就必须深入了解传统中所蕴含的非人文知识。他对科学哲学进行过很多论述，譬如于1952年出版的著作《科学的反革命》（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以及收录在《哈耶克文集》（The Essence of Hayek，1984b）中的一系列文章。他在论述中指出，虽然自然科学验证了理性的力量，但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出发，必须谦虚地承认，理性是有局限性的：传统行为背后的复杂因素可能是任何人类个体都无法理解的。因此，只有克服他所说的“知识的伪装”，或者说“傲慢的假设”，理性的个体才能设计出比文化进化所带来的非人文解决方案更优秀的方案。
现在，博伊德应该很清楚我所说的话了。事实上，他和彼得·里克森于1993年所发表的文章《理性、模仿和传统》（Rationality, Imitation, and Tradition）对哈耶克的思想已有涉及。当然，不是说博伊德的观点和哈耶克的观点是一致的。显然，它们并不一致。博伊德的观点更具描述性：人类是模仿他人的高手。哈耶克的观点则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人类应该做模仿他人的高手。这也就是说，不管能否理解，人们都应该尊重传统。而且，在文化进化的具体形式方面，博伊德的理解和哈耶克也不一样。与博伊德不同，哈耶克对“有利的突变”，即成功的创新是如何产生的，总是含糊其词。是因为某些个体天生就更聪慧吗？还是因为社会在以某种形式进行着随机实验？另外，哈耶克很多时候喜欢用散文的笔调来表达观点，因此难免会有些含糊不清，虽然文笔很好；而博伊德偏好用密密麻麻的数学模型来表达观点，譬如他和里克森于1993年所发表的那篇文章。
这两种观点尽管来源不同，但结论的确很相似。我在想，我们这些科学家对哈耶克的了解是否有所欠缺，生物学家尤其应该感到羞愧。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我在《达尔文与达尔文主义》（Darwin and Darwinism）中所做的详细阐述。我们之所以对哈耶克不够了解，是因为与所研究的主题有关。学者们之所以会忽视哈耶克，部分原因在于，从政治角度来看，他的观点在学术圈里已经没那么流行了。毕竟，人们已经对哈耶克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他的观点主要是在为传统的政治秩序做辩护。很多人都对此感到不适。不过不要忘了，哈耶克还写过《为什么说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Why I Am Not a Conservation）一文。我们应该改变对他的刻板印象。
最后，我们或许会发现自己不但做了些徒劳无功的事，而且还被困在一个奇怪的位置上。因为，如果真像哈耶克所认为的那样，进化思想萌芽于那些研究人类史前文化和历史文化变迁的社会科学，那么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岂不是把进化思想又反哺到了其肇始领域？所建构的清晰的人类文化进化模型，岂不是把哈耶克口中的那些“达尔文之前的达尔文主义者”再次达尔文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