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伊德的主要观点是，人类的文化学习能力是造就人类独特地位的根本原因。总的来说，他认为：第一，从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人类栖居环境类型来看，传统的基因层面上的适应理论无法解释人类为何能进化得如此之快；第二，个体学习理论对个体的学习能力要求太高。
我赞同第一点。基因变异促生适应性的速度要比许多进化生物学家曾经以为的要快一些（Lescak et al.，2015）。虽然这种适应性对晚期智人在某些方面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无法解释人类为何能如此快速地扩张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对于第二点，即个体学习能力的有限性，博伊德所引用的欧洲探险者的迷失经历很有说服力。如果人类大脑的超强能力是人类在地球上兴盛不衰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当那些欧洲探险者发现自己迷失在一个陌生又恶劣的环境中时，也理应能够活下去才对。然而，他们却死在了那里。令人悲哀的是，个体学习能力没能帮助他们成功掌握在当地存活下去所需的本领，比如编织渔网等，而当地人在做这些事情时可谓驾轻就熟。
在演讲的最后，博伊德用大量的篇幅比较了两种解释人类独特性的理论。第一种理论，即传统理论认为，人类之所以如此聪明是因为拥有超级大脑。正如进化心理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更高的智力水平使现代智人得以进入一个开放的认知生态位（Tooby & DeVore，1987）。第二种理论，即博伊德所提出的观点认为，人类是模仿他人行为的高手。
我所关注的是，博伊德过分夸大了两种理论之间的差异。要想成功模仿他人的行为，必须具有很强大的智力，这一点非常关键。当今社会过于看重创新的重要性，因此人们很容易低估模仿所需的智力。这种智力或许是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Scale）或美国学术能力测验（SAT）所无法涵盖的。实际上，精准模仿需要很高的社会性智力，因为需要解读微妙的线索，以及解决令人头疼的框架问题。博伊德承认，自己并没有考虑其中的一些要素，尤其是框架问题。比如，他提到，假如我看到你在制作弓箭，而这一过程会涉及很多行为：你盘腿而坐，削尖箭头，选择好羽毛并粘在箭尾，同时嘴里反复哼唱着小曲。很难确定对于制作弓箭来说，哪些行为是必要的，哪些是不相关的。区分相关的行为，需要极大的智慧。
至少有两种方式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智力情况。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人工智能。正如这一领域的研究者长期以来所认为的那样，对“在餐馆点餐”和“编织渔网”之类的事所涉及的知识进行编码，是非常困难的。要想完成此类任务，人们就需要动用自身储备的大量隐性知识来进行判断：哪些情况在哪个层面上的知识，与眼下的情况有关或无关。当我们试图在计算机程序中对此类行为进行编码时，需要将这些隐性知识转化成显性知识。
另外，还可以通过实验的方式来观察精准模仿之于人类学习能力的难度。在这里，我们只能在头脑中将这个实验“做”一遍。现实中的实验材料可以在本段结尾处所提及的文献中找到。假设，我们试图通过大量的接触和训练，慢慢教会另一物种的某个个体完成一些复杂的任务。接下来的问题是，该物种的其他个体能否成功模仿榜样个体在完成复杂任务时所做出的行为。鉴于两方面原因，这个实验很有可能会失败。一方面，尽管我们进行了耐心的教导，但该个体的智力不足以完成这些任务；另一方面，该个体学会了如何完成任务，但其他个体的智力不足以成功模仿相应的行为，要么只能部分模仿，要么根本就无法模仿；当然也有可能缓慢地掌握这些行为，但是其速度与那些没有接触过榜样的个体无异。对多种物种所进行的多项实验表明，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更多一些。关于此类实验的详情，请参阅认知科学家弗朗西斯·苏比尔（Francys Subiaul）等人在2007年所写的文章《关于猴子实验的复杂历史的回顾》。
“超级大脑”和“精准模仿”这两种理论之间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这意味着，将进化心理学观点和博伊德的观点调和到一起是有可能的。用一个简单的完全假设性模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设想一下，自然选择使人类得以有效模仿他人行为，而这会给潜在的创新者带来更大的选择压力，他们必须让自己所掌握的技能变得更加娴熟，也就是说，自然选择会推动人类步入认知生态位，以使创新者可以用某种搭便车者难以复制的方式进行创新。
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创新者愿意接受创新的成本，同时不允许任何人无偿使用其劳动成果。但是，创新技巧的强化会反作用于自然选择，使之选择出更高明的模仿技巧。用进化心理学的话来说，我们会看到一个正循环，即复杂的创新基因组会不断带来更为复杂的模仿基因组。这便是达尔文式的进化过程，如此这般，循环往复。现在我已完整地构建出了这个模型，说实话，我并不是很看重它。据我所知，这方面的文献早就有了。我只是想特别强调一下，调和进化心理学观点和博伊德的观点的方式有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