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将人类进化的录像带回放到400万年前。除了行走方式较为独特之外，人类的祖先与其他猿类拥有颇多相似之处。他们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部分地区，群居方式也与其他猿类相似，还没有出现大规模合作，专业化分工和交换活动也很少见。
现在，我们快速地来到大约10 000年前的全新世之初。现代人类已经成为自然界中的佼佼者。与其他哺乳类动物相比，人类的足迹已遍布全球，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能够利用各种各样的食物，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群体，而且比其他物种更具合作性。就小处而言，人类依靠专业化分工和交换活动养育出许多成长缓慢、生存成本很高的后代；就大的方面来讲，公共产品生产让更多人受益。当下，我们正在探究这一社会巨变的成因和途径。
我的基本观点是，无论是生态学意义上的成功，还是合作能力上的突飞猛进，都离不开文化适应性的进化这一最基本的因素。它虽然不是唯一的因素，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人类之所以能遍布全球，是因为具有经由文化进化而得的环境适应能力。在澳大利亚中部地区，制作大柄苹糕点和编织渔网是最基本的生存技能；而在北极地区，制作驯鹿皮衣和海豹油灯是同样重要的能力。[109]没有其他哪种生物具有如此多样化的环境适应能力。或许人类的确比其他动物聪明，但应对复杂环境的能力远比个体的创造能力更重要。这是渐进的文化累积过程所带来的结果之一。这个结果改变了一切。文化知识的累积有赖于人类大脑中固有的权衡能力。
在人们出于自身动机而采纳他人观念时，文化累积所起的作用最为明显，即便那些观念和自身经验是冲突的。基于此，可以说人类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化的产物。人们之所以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周围人都相信这些东西，都在做这些事情。正因如此，社会规范才得以影响行为。只有当个体行为受到由第三方强制执行的规范的影响时，无关个体才有可能进行大规模合作。要想组织起数百人共同修建一道具有5 000个篱笆桩的驱赶线，必须有所激励，要让这些人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修建鱼堰和灌溉工程亦复如是，而最重要的莫过于同相邻部落的战斗。人们需要共同遵守一系列规范，比如什么样的行为是有必要的，由谁执行制裁，如何定罪，什么样的制裁才是恰当的，等等。虽然无法确定，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心理机制是如何进化而来的，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规范是需要共同遵守的。
我在几年前受邀参加了一个会议，主办方要求我以“文化是否会超越生物学”为主题做一个演讲。我在演讲时将这个题目改掉了，因为在我看来，文化不应凌驾于生物学之上。因为文化是生物学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就像人类身体中结构独特的盆骨，以及覆盖在臼齿表面的厚厚的釉质一样。在400万年以前，我们祖先的生活中，文化所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时至今日，人类已经成为一种浸润在文化中的物种，对他人所提供的信息极为依赖。
文化使人类进化出了高度精细的适应能力，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向，以及生活史。文化还使我们进化出了复杂的、具有高度合作性的、完全不同于其他生物的社会制度。这其中不存在任何非自然因素，或是非生物学因素。在过去的数百万年间，由于受到了一般意义上的进化过程的影响，人类在形态、生理和心理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切使文化得以持续进化。文化让人类成了与众不同的生物，然而毫无疑问，人类依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