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相关争论尚都处于经验主义的范畴内。人类展现出了多种形式的小规模合作，比如专业化分工和交换活动，而这些合作在其他物种中是看不到的。在人类的小规模合作中，共同规范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规范和第三方制裁之所以能够使有利于小规模互惠行为的条件在范围上得到扩展，还因为其他一些非常好的理论缘由，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其中几种。
当感知错误普遍存在时，来自第三方的监督和执行有助于稳定互惠关系。
互惠进化的标准模型假设，互惠关系在大自然中普遍存在。在这些模型中，类似“以牙还牙”的视条件而定的策略能够使无关个体之间的合作稳定地持续下去。
（1-1/T）b-c>0
这里的T指的是合作者之间的平均交往次数，b和c分别指的是受益者在合作中的适应度增量和施予者在合作中的适应度增量。[99]需要注意的是，该不等式的左侧部分表示的是广义适应度。在某种行为中，受益者的适应度增量是用（1-1/T）来衡量的，而非相关度。要想明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需要先假设个体之间的平均交往次数为2次。然后，依照互惠进化的标准模型，只要收益超出成本的2倍，那么视条件而定的合作就会稳定地持续下去。氏族成员之间的合作也有赖于这样的收益成本比。如果个体之间的平均交往次数为10次，而收益仅比成本高出10%，那么依照此标准化理论，互惠行为理应非常普遍，并会促使那些与亲缘合作相比，收益成本比更低的合作出现。显然，这样的推断是大错特错的。相关度理论可以解释自然界中很多的高成本合作，然而互惠理论能解释的合作则非常少。
标准化理论有许多假设，而这些假设或许可以解释理论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标准化理论低估了误差的影响。同时，大部分此类模型都包含合作和背叛这两个选项。
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成本和收益之间存在许多可能的交互项。合作的一方可能会考虑另一方的行为是否算得上是真正的背叛，比如，女孩决定去滑一天冰，而不是去机场见男孩；或者会考虑另一方的行为是否只是一种失误，比如，女孩原打算去见男孩，但是车子陷到了雪地里，一时无法解决。这就意味着，是否存在合作或背叛，对于处于互惠关系中的不同个体而言，很容易产生分歧。此类误解被称为“感知错误”。如果这类错误很常见的话，那么互惠行为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解决之道是采用一种特殊的策略：“赢定输移”（win-stay-lose-shift）。该策略可以让人们从感知错误中清醒过来。[100]然而，和其他许多互惠策略有所不同，这个策略并不会频繁出现，因为它很容易被背叛者利用。即使是在实验中，当个体出现感知错误并开始遵循这类策略行事时，这类策略也不会被表现出来。[101]
因为降低了错误率，加大了对背叛行为的惩罚力度，所以感知错误变得很常见。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方的监督和惩罚能够起到稳定互惠关系的作用。假设群体成员会对他人行为进行监督，并评判其行为是否符合规范，然后对观察结果进行汇总，并最终达成共识。在群体共识的基础上，人们会决定某个个体是否应该得到帮助。对于未参与监管的个体，人们会取消帮助，以此作为惩罚，这样便可以解决二阶搭便车这个难题了。[102]这样的第三方监督和惩罚可以让互惠行为在更大范围内持续存在，其原因有二：第一，增加监督者的人数可以增加违规者的曝光率，并降低忠诚者被误认作违规者的可能性；第二，增加实施惩罚者的人数可以使违规行为逐渐失去吸引力。建模研究表明，这些因素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103]
第三方裁定也可以增加互惠关系的稳定性，因为它为个体提供了一种机制，使人们在遭遇误解后还能重新建立起合作关系。比如，我和朋友约好在机场碰头，但她因为被困在雪地里而失约了。我的朋友会认为自己选择的是合作，但我可能会认为她选择的是背叛。于是，当她日后需要帮助时，我会拒绝。我的朋友会认为自己毫无过错，继而又对我进行了一系列的报复。现在假设，第三方对最初的争议进行了裁定，并对我的朋友是否真的选择了背叛做出判断。这样一来，个体便会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公众信号，并可以依据这一信号对后续行为进行调整，从而重新建立起长期的互惠合作关系。
建模研究表明，这种调适可以极大地扩展互惠进化的条件范围，因为它能够使交往的个体在观念上保持一致，尽管这种调适过程本身也非常容易出错。[104]如果行为规范需要群体成员共同遵守，那么最容易调适的便是“一对一”的交换活动，因为它不会受到特定合作关系的制约。若非如此，在裁定纠纷时，第三方就必须对“是否偏离了特定规则”进行评估。
在地方性生态环境中规范可以确定如何进行合作。
人类的生活环境是非常复杂的，拥有多样化的生态系统、栖居模式以及社会制度。这就意味着，管理互惠行为的实际策略是需要通过学习来掌握的。例如，在狩猎-采集社会中，人们经常会分配肉食，但这并不只是一个有关“如何分配同类资源”的问题。对于不同的人，比如老人和年轻人，男人和女人来说，动物身上不同部位的肉具有不同的价值，有的脂肪多一些，有的蛋白质多一些。互惠策略很难借助通用的学习机制来掌握。在一些经过简化处理的实验室环境中，研究者们试图教会其他一些动物依照互惠策略行事，但鲜少成功。[105]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被认为具有更强的学习能力，但即便如此，当不存在任何误差，且合作建立在进化稳定策略上时，人们仍然很难协调好各种合作策略。[106]因为现实世界中存在很多偶然性，因此对于某个特定的群体来说，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个可持续存在的互惠策略上则更加困难。
与互惠策略有关的文化进化规范有助于解决这一难题。在觅食者分配肉食的行为中，互惠策略确实发挥了作用，[107]但这类行为往往会受到具体的文化规范的调控。比如，这些规范会明确指出，哪些个体会分配到动物的哪些部位。例如，在刚果盆地的姆班吉拉（Mbendjele）部落中，相关规范明确指出，狩猎者可以分得动物心脏，其他男性可以分得动物肾脏，猎狗可以分得动物肺部，剩下的部分平均分配给其他人。这样一来，人人都能沾上狩猎者的好运气。[108]这种文化进化规范为人们提供了合作的基本框架，既能指导分配策略，又能限制冲突范围。
一位人种志学家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与这种情况不谋而合。他曾经想要将一小部分烟草分发给研究对象，然而令他甚为苦恼的是，他发现那些人有太多的抱怨和欺骗。于是，他向一位当地人请教，自己是否可以分发这些烟草。那人阻止了他，并以一种急切的口气说：“千万别这么做，否则我们会相互残杀的。”这些觅食者每天都会分配肉食，并深知应该如何分配肉类，因为他们拥有经由文化进化而来的规范，明白在何种情况下哪些人应该得到哪些东西。然而，他们在分配某种有价值又很新奇的事物时会变得十分疯狂。
规范可能会强制施行配对交换，但有利于群体而非交换活动双方。
相较于子女自己，父母对子女之间的合作更感兴趣。不难想象，一对身处逆境的姐妹应该会相互帮助，姐妹中的任何一个在受伤时会得到另一个的照料。但广义适应度表明，只有当受益者的边际效益高出提供帮助者所付出成本的两倍时，她们才会相互帮助。然而，父母对子女之间互助性的期望值远高于此。在他们看来，如果可能的话，只要边际效益大于边际成本，子女们就应该相互帮助。利益冲突会导致父母和子女发生激烈的斗争，而且结果如何很难预料。
然而，在氏族成员之间，如果互相帮助能成为群体的共同信念，那么这种规范便能发挥更好的作用，因为从总体上来看，一个互帮互助的群体可以让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一些，只要那些帮助是让合作双方受益的。在群体内部，人们皆会遵守规范，因为违规者会受到制裁。在正常情况下，有利于群体生存发展的规范会得以传播，从而让群体更具竞争力。
规范心理是如何得以进化的
我和萨拉·马修认为，无论是在大规模合作中，还是在小规模合作中，人们都会受到经由文化进化而来的共同规范的调控，而这些规范是通过第三方的监督和制裁来执行的。许多进化论学家则认为，小规模合作的进化是基因相关度和直接互惠行为所致。因此，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对个体及其家庭是否会有影响。我的朋友乔和莫签订了一个对我似乎不太公平的协议。我为什么会这么在意这件事呢？关键是，我为什么要对此采取一些行动呢？我的邻居艾丽斯打了她的孩子，这原本不关我的事，但是生而为人，确实又会在意这些事。在社会中，自私自利并不是人类采取某种行为的唯一原因。我们会判断他人是否违反了规范，并会据此做出行为反应。当然，自私自利确实是重要原因之一，但与此同时，社会规范也在塑造和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何会这样？
在我们看来，规范以及对违规行为的惩罚，为人类的合作养育提供了新形式。根据这一假设，在制作复杂的工具，以及加工食物以去除毒素等其他适应性的推动下，那些对累积性的文化进化有利的能力皆得到了进化。规范衍生出了解决各种问题的最佳方法，并以文化的形式进行传播，比如分配肉类的最佳方法。这样一来，在规模相对较小的群体中，与第三方监督和惩罚有关的收益推动了规范心理的进化。在人类早期社会中，这种规范心理促成了更加多样化的小规模合作，并且有助于弱关联群体从社会交换活动中获益。
道德心理因此而得到了进化，进而又通过文化群体选择促成了大规模合作的进化。文化的群体选择模型通常会假设，个体通过模仿成功者的行为或主流行为获得复杂的规范性行为。这也就是说，在学习其他地方性适应行为时所采用的学习机制，同样可以用来学习当地的道德规范。不过，如果缺乏某些先天因素作为支撑，复杂的道德规范可能不太容易被掌握。在某些情况下，利益会趋于一致或产生冲突，因而我们在识别不同状况的相似之处时，对规范的思考大都十分抽象。于是，道德机制变得更加复杂了。在新环境中，人们通常能够识别出常见的因果关系，也就是利益冲突，并将其同规范联系起来。然而这样的方法无法依靠通用的文化学习机制来维持。小规模合作如果能够通过规范和第三方制裁得以稳定存在，便能为先天的道德直觉的进化提供支撑，从而使文化群体选择通过这种道德直觉轻松地促成大规模群体合作。
通过这种假设所得出的结论与我们所观察到的，各种规范对小规模合作和大规模合作的调控作用是一致的。在小规模合作中，对规范的遵守和执行取决于家庭成员所提供的线索，以及交往历史所提示的线索。我是否应该帮助乔？他是我的亲戚吗？我以前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是否帮过我？要实现对规范的遵守，就需要人们进行协商、深思熟虑，并达成共识。在大规模合作中，与环境变异有关的文化群体选择对规范的形成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对规范的遵守取决于和群体成员身份有关的线索。比如，我是否应该帮助琼？她是否和我属于同一族群？她是美国人吗？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缺乏协商和共识，规范也可以得以遵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