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进化论学家提出的和社会生活有关的论述，往往带有自由主义色彩。他们将“社会”定义为：在自私自利的个体和任人唯亲的家族之间形成的一种双边交易网络。制裁和道德就此出现，因为行动者试图以增加自身利益为目的来改变他人的行为。一些研究者承认，规范对于大规模合作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其中的大多数人仍然认为，对于小规模合作来说，规范就不起作用了。
然而，这样的看法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人类社会中的小规模合作通常由第三方制裁所实施的共同规范来调控。个体不能随意进行交易，事务的处理必须遵循既定规范。而且，这些规范还会对与适应度密切相关的行为产生影响，比如结婚和生儿育女等。大多数社会都遵循着“婚姻”这种制度化的两性结合方式，而且婚姻定然会与既定的权利、义务相联系。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些规范：禁止来自相同社会单元的成员结婚，只允许来自不同社会单元的成员结婚。这些规范往往会夸大配偶之间的潜在利益。
澳大利亚西北部沙漠中的瓦尔比利人（Walbiri）被划分为八个部落，部落成员只能与其他七个部落中的一位成员结婚。[96]规范还会明确指出，一个人可以与多少人结婚。在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社会中，一位男性是不能同时和两位女性结婚的，即便他们认为这样做更符合其长远利益。规范还会对结婚所涉及的财产转移问题做出调控，因此在一些社会中，男方需要向女方家庭支付彩礼，而在另外一些社会中，女方需要向男方家庭支付彩礼。婚后的住处也会受到规范的限制。在“从夫居”的文化背景下，男方是不能与女方及其家人住在一起的，否则就会很丢脸。
规范还会对生儿育女的方式进行调控。在国家级别的社会中，规范会限制教育和训练孩子的方式。这方面的规范存在非常大的文化差异，例如，父母鞭打孩子的哪个身体部位属于违法，以及在什么情况下父母不愿鞭打孩子即是失职，等等。在过去的许多社会中，送女孩去学校读书是有违规范的，这种情况直到近代才有所改变。这种规范导致相当多的女性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亲代投资也会受到继承制度的约束，因为继承制度明确规定了应该如何在多个子女间进行财产分配，比如只分给儿子或女儿；分多少给长子，分多少给幼子；或是平均分配给每个孩子。在遵循平均分配制度的社会中，长嗣继承制是有违规范的；在遵循平等继承权的社会中，剥夺女儿的继承权则有违规范。
朋友之间的交往属于直接互惠的典型例证。尽管如此，对于图尔卡纳人而言，来自群体的支持和反对，为朋友间的持续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97]比如，一名妇女如果拒绝向一名口渴的男性提供饮水，就会受到指责；但是，如果她听说，这名男性曾与朋友一起潜入敌人领地偷窃牲畜时放弃了受伤的朋友，那么她大可拒绝向其提供饮水，且不必担心会受到周围人的指责。同样，当一名牧民长途跋涉，四处寻找自己丢失的牲畜时，他或许会得到某个图尔卡纳家庭的款待；但是，如果这个人之前偷窃过邻居家的骆驼，那么就会被拒绝入住。邻里之间的关系除了会受到交往历史的影响，还会受到社区的管控。
当个体之间发生矛盾时，规范也会发挥重要作用。某个图尔卡纳男性在羊被偷了之后会把此事报告给长者，或告诉家族成员们。然后，他们会叫来嫌疑人，并商议接下来该作何处理。如果嫌疑人确实犯了错，他们就会责令其向丢羊之人做出赔偿。
请不要误会我在这里所说的话。人类并不是只知道按规范行事的机器人，而是需要维护个人利益的行动者，进行交换活动是为了增进自身利益。然而，规范会影响交换活动的类型。首先，人们会对违规所需付出的代价做出考量。在非常看重“性忠贞”的社会中，未婚双方通常不会忽略可能会遭遇的严重后果而接受所谓的“开放式婚姻”。在反对一夫多妻制的社会中，一个贫穷的女子不会忽略自己可能会遭受的指责而选择成为一个富豪的妾室。19世纪伊利诺伊州（Illinois）的人们对摩门教多元婚姻的态度就是最好的证明。
其次，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人们会将所处社会的规范内化，这样一来，倾向就会受到影响，行为选择也会受到影响。比如，在一些社会中体罚孩子是违法的，大部分人都认为体罚孩子会导致非常糟糕的后果，如果因一时情绪失控而动手打了孩子，那么事后也会感到非常羞愧；而在另外一些社会中，人们会将一些和处罚孩子有关的观念内化，反而会在狠不下心对孩子做出处罚时感到羞愧。[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