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一直专注于大规模群体的合作。然而，人类同时也是小规模群体中的特殊合作者。劳动分工和交换活动会发生在每一个人类社会中。如前文所述，在觅食社会的经济活动中，交换活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降低了人类的死亡率，还使人类的生育周期比其他灵长类动物短了很多。[92]在其他动物群体中也存在许多小规模合作，不过这些发生在非亲缘个体之间的合作似乎都只是一些低成本行为，比如相互梳理毛发的行为。[93]
由此可见，互惠并不足以解释人类的小规模合作。许多其他的脊椎动物也生活在稳定的社会群体中，也能记住同类过往的行为表现，并据此来调整自身行为。如果仅靠互惠就能使人类的交换活动稳定下来，那么我们理应也能在那些动物身上发现更多的交换行为才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另外，在其他哺乳类动物的群体中，小规模合作也仅限于低成本行为，这一事实同样表明，互惠并没有发挥决定性作用。互惠模型的关键之处并非是成本，而是收益与成本之间的比率。这便意味着，互惠可以解释食物分享之类的行为，这种行为给受益者带来了更大的收益，而代价由施予者承担。例如，当受益者因受伤而无法自理时，或是因分娩而异常虚弱时，合作的收益就会远超所付出的成本。这些皆属于日常事件，相互帮助是很寻常的现象。作为独特的哺乳类动物，人类会经常分享食物，而每当此时，人们的收益都是非常高的。[94]
接下来我将证明，规范使人类比其他物种拥有更多的小规模合作，因为规范能够解决监督和执行的相关问题，而正是这些问题限制了其他物种在互惠行为方面的进化。这一观点最初是由萨拉·马修提出的，而后我们又与人类学家马斯吉斯·范维伦（Matthijs van Veelen）合作，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更加充分的探究。[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