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你会认可这样一个观点：文化的群体选择推论是合理的。它不仅符合我们对人类社会史的认知，而且还拥有大量的例证。另外，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规范能对公司、大学以及其他复杂社会机构中的行为进行调控，以此在这些机构的进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不同企业在文化上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有些企业规范能够促进自由创新，有些企业规范则很保守和官僚。因此，一旦某些文化差异影响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并使公司成为其他公司的模仿对象，那么文化的群体选择就会对当下同类公司都产生影响。对于宗教团体、俱乐部、政体，以及复杂社会中其他存在文化差异的群体而言，同样如此。
这一切看起来合情合理，但实际上，文化的群体选择理论在人类进化学上是存在争议的。群体的基因选择理论是否有用？围绕这一问题，生物学家们进行了非常激烈的争论。事实上，群体的基因选择理论是非常有用的。该理论主要关注的是那些能够使群体受益，但同时要求个体付出代价的行为，其核心问题在于：群体选择能否战胜群体内部的选择？这一问题的答案主要取决于群体间遗传变异的比例。[77]增加群体间的遗传变异量会使群体选择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群体间存在足够大的变异量，那么群体选择就会占据上风。这看起来似乎非常简单。
之所以会出现争论，是因为人们还可以用广义适应度或亲缘选择来解释这些群体选择模型。想要理解这场争论的基本特点，可以参阅史蒂芬·平克(5)的文章《群体选择的虚假诱惑》（The False Allure of Group Selection），以及相关网站上的评论。当大部分变异都来自群体间时，群体内部的相关度会增强，所以最大化的广义适应度会假设有益于群体的行为更可能得到进化。在解释同样的潜在过程时，这两种方法是一样的。如果计算准确，那么这两种方法得到的答案会相同。在我看来，这两种取向都是有用的，许多生物学家也都认同这一点。[78]但是仍有许多人认为，群体选择理论常令人感到困惑，而且还会让人产生误解，因为其本质上就是亲缘选择理论。[79]关注人类行为进化的大部分学者所了解的进化生物学方面的知识都来自持这种观点的人，而他们认为基因的群体选择压根儿就不重要。
文化群体选择则不同，它是具有不同社会分工的群体选择，在进化上很是稳定，并非是指那些使群体受益且要求个体付出代价的行为的进化。在这一点上，它与上述理论截然不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规范可以使一系列行为稳定下来；同时，与移民或其他形式的融合相比，文化适应更加快速，因而具有适应性的文化学习过程可以促使规范将不同群体中的不同行为稳定下来。[80]这就意味着，在群体内部，不仅行为是由个体利益决定的，而且还存在大量的社会分工，同时每一种社会分工都与个体利益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群体间的竞争便会对社会分工起到决定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群体间的变异仍然十分重要，不过，当前的群体变异主要是由适应性的文化学习过程，也就是文化的进化选择过程所致，并持续进行着。自然选择通常无法保持群体间变异的稳定性，或者说在这方面的作用微乎其微，不足以抵消移民所带来的影响。[81]在与社会进化有关的遗传模型中，群体间的变异主要靠随机的遗传漂变维持着。这一差别主要会导致两个后果：首先，在遗传模型中，群体间的变异量对群体规模非常敏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群体内部的相关性会逐步降低；而在文化模型中，群体间的变异量并不取决于群体规模，不过在大规模群体中，文化学习过程能够创造并维持大量的文化变异。[82]其次，当存在多重平衡，且适应过程的作用大于移民的影响时，群体可以在不同的频率上保持稳定。不过，就算可以从整体上了解群体的频率特征，也无法预测群体内部的相关性，而需要记录下每个群体在不同频率上的动态变化情况。
因此，当适应过程强大到可以维持群体间的变异时，要将广义适应度应用于文化变迁分析是比较困难的。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人能够成功地完成这一类分析。事实上，进化生物学家斯图尔特·韦斯特（Stuart West）及其同事[83]曾为这类模型据理力争。在该类模型中，适应过程的作用很微弱，群体间的文化变异主要靠文化基因的漂变来维持，因此这类模型才可以用标准化的广义适应度来解释。唯一的问题是，这类模型与文化变异的实证模式并不一致。[84]相反，群体选择理论被用来模拟由群体间竞争所引起的平衡性选择已有30多年的历史了。[85]广义适应度和群体选择理论具有相同的效用，而我们理应选择最实用的方法。就当前情况看来，最实用的方法应该是群体选择理论。
若有机会重新开始，我不会使用“文化群体选择”这一术语，因为它会激起部分人的消极想法，在那些人看来，只有当个体与群体发生冲突时，群体选择才是重要的。我和人类学家彼得·里克森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提出这一理论时，并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种观点。当时，我正在芝加哥大学生物学家迈克尔·韦德（Michael Wade）的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当我们提出，群体选择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时，周围人都表示赞同，韦德则是主要倡导者之一。
不仅如此，遗传学家塞沃尔·赖特（Sewall Wright）还提出，当不同的基因发生交互并生成多重平衡时，群体选择便会在基因进化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观点着实令人振奋。赖特所设想的这一过程的数学模型，与文化的群体选择模型非常类似。[86]历经了30多年的争论之后，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或许当初应该使用人类学家萨拉·马修和马尔·泽弗曼（Marr Zefferman）所提出的术语：群体结构性文化选择（group-structured cultural selection），那才是明智的做法。[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