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只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自然选择就会促成累积性适应行为：
1. 生存竞争，以使部分个体得以繁衍。
2. 变异，以使某些类型的个体在繁衍速度上远超其他类型的个体。
3. 变异的可遗传性，以使子女与父母相似。
达尔文认为，上述三个条件同样适用于人类。他在《人类起源》（The Descent of Man）一书的第5章中提出，人类在社会性方面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特征会促使不同的群体选择不同的道德标准。虽然大多数生物学家都很敬重达尔文，但许多人，或者说大多数人都反对以下观点：群体选择可以对合作行为的进化做出解释。达尔文思想的核心在于，只有当某些过程足以维持群体间的遗传变异时，群体选择才有效。在许多关注人类行为进化的学者看来，这种观点是缺乏说服力的。
彼得·里克森、约瑟夫·亨里奇、萨拉·马修，还有我，非常详尽地论证了达尔文在谈及文化进化时所持观点的正确性。[64]如前文所述，规范能起到激励作用，能使大量的行为稳定下来。通常，这些激励作用可以让相邻群体之间的规范差异得以稳定维持，即使群体成员和群体观念都在不断变化。这就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群体间的规范差异会日趋稳定，哪怕群体产生分裂，其子群与母群也会保持高度的相似性。相邻群体之间往往存在着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竞争，而竞争是为了获得声望。群体间的竞争会促进某些规范的传播，但同时也会导致其他方面的损失。接下来我将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文化群体选择”过程对人类社会的文化传播规范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旦掌握了确切的证据就可以解释，达尔文的观点是如何与群体选择理论产生联系的，正如那些对社会进化感兴趣的进化生物学家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
大量证据表明，文化传播能够让不同人类社会之间的规范差异稳定下来。19世纪末，人类学家在全球范围内对生活在殖民地的人们进行了研究。经过一个世纪艰苦且危险的工作，研究者们记录下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体系。居住地仅仅相隔十几千米的不同群体可能会拥有完全不同的规范，而这些规范支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跟谁结婚；把谁当作亲戚；在与他人发生冲突时必须支持谁；哪些行为是违法的；怎样惩罚违法者；等等。其中一些变异可能是环境差异所致，比如，与小规模的农耕部落相比，在游牧民族中，父系氏族制度更为常见。[65]
然而，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说，大部分的变异源自共同的文化起源，而非环境差异。[66]住在沿海地带的萨利希人在行为上与住在遥远的内陆地区的萨利希人存在许多相似之处，而与近邻瓦卡希人的相似之处却很少，尽管其栖居环境与后者的大体相同。萨利希人之所以拥有能支配各种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共同规范，是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近代文化先祖，并从这些先祖身上继承了这些规范。文化研究所使用的系统发生法告诉我们，这一现象并不仅仅只发生在西部的印第安人身上。
群体中占主导地位的规范和价值观决定了群体将如何生存与发展：是否会被周边群体吞并；是否能吸引其他居民迁入。与那些可能会导致群体灭绝的规范相比，那些能够帮助群体生存下来的规范会被更广泛地接受。同样地，那些能够促进扩张；降低被模仿的难度；吸引更多移民的规范会得到进一步增强，而那些不能促进发展的规范则不会得到增强。
人类学者理查德·索西斯（Richard Sosis）在19世纪至20世纪期间，对200个美国社会团体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规范会影响群体生存。[67]所有这些团体都不允许私有财产的存在，旨在支持公共产品的生产与使用。其中有88个团体具有宗教性质，其余团体都建立在某些强调集体生活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上。如图2-9所示，具有宗教性质的团体要比建立在社会意识形态之上的团体拥有更高的存活率。最初，在这些团体中，仅有一半左右具有宗教性质，时至今日，那些存在了至少40年的团体几乎全都具有宗教性质。这就意味着，自然选择促进了宗教团体的发展，而非普通的社会团体。在成员资格方面，这些团体各具不同的规范。一些团体会对成员提出严苛的要求，比如要求成员不断祈祷，或者要求成员保持独身。索西斯发现，那些成员更多、要求更苛刻的宗教团体存在的时间要远长于那些对成员要求不高的社会团体。见图2-10。
图2-9 社会团体的存活率与其存在时间的函数关系。黑线代表112个普遍社团，灰线代表宗教团体。
Redrawn from Sosis, 2000.
图2-10 社会团体存在的时间与对成员的严苛要求之间的数学关系。
Redrawn from Sosis, 2000.
这些数据足以说明，群体间的规范差异是如何得以维持的。不同的宗教团体拥有不同的规范。一些团体的规范非常宽松，而另一些则十分严苛。那么，在要求严苛的团体中，人们为什么要忍受那些要求？因为规范的执行是在群体监管下实现的，同时人们还害怕受到排斥和惩罚。由于规范的执行是由群体监管的，因此，不同的规范会对群体的生存产生不同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只有坚定的人才能加入要求繁多的团体，而在公共产品生产与消费所带来的诱惑下，这些团体得以幸存，且存在的时间比其他鱼龙混杂的团体要久得多。
这一结果与最近一项跨文化领域的实验的研究结果相同。约瑟夫·亨里奇及其同事对15个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进行了3项带有实验性质的“博弈游戏”。[68]在最简单的“独裁者”游戏中，每个参与者都有机会支配一笔钱：先给自己保留一定份额，剩下的需要分配给另一位匿名玩家。在这15个不同的群体中，某个类似于基督教的世界性宗教团体获得了23%的转让份额。
在19世纪的苏丹，努尔人（Nuer）在战胜丁卡人（Dinka）之后实现了扩张。这是一个关于“规范差异影响群体扩张”的典型实例。最初，努尔人和丁卡人各自为政，均建立起许多独立的部落。[70]在婚姻制度、彩礼规范以及政治制度等生存实践方面，努尔人和丁卡人鲜有共通之处，尤其是在政治制度方面，二者差异很大。受到地理因素的制约，丁卡人需要在雨季扎营并生活在一起，因而部落规模也受到了影响。努尔部落是依照男性亲缘关系组建起来的，规模是丁卡部落的3到4倍。当努尔部落与丁卡部落发生冲突时，努尔部落占据了优势，不仅因为其部落规模更大，还因为战争一般会发生在旱季，而在这个时候，努尔部落的营地规模要远大于丁卡部落的。冲突的结果是，13万左右的丁卡人被编入到了努尔人的体系中，最终被努尔人的规范同化。
这个例子说明，群体间竞争对文化群体选择是有要求的。群体之间必然会存在持久性的文化差异，而这些差异必然会对各个群体的竞争力产生影响。失败的群体必然要被胜利的群体替代，但胜利者无需将失败者统统杀掉，只需要进行分散或同化即可。
在小规模群体中，这类竞争是非常普遍的。来自新几内亚岛的数据便是最好的证明，早期的人类学家对当地传统社会的研究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样本。在人类学家进行研究时，这些传统社会尚未因欧洲人的到来而发生重大转变。人类学家约瑟夫·索尔蒂斯（Joseph Soltis）借助许多早期人类学家所做的，与新几内亚岛传统社会有关的研究报告，整理出了与群体冲突有关的数据。[71]许多研究报告都对群体冲突的作用持肯定态度，约有一半的报告都提到了当地传统部落灭绝的案例。有5项研究提供了比较充分的信息，可以用来对相邻部落的灭绝率进行估算。见表2-1。
表2-1 位于新几内亚岛不同地区，拥有不同文化的5个群体的灭绝率
From Soltis et al., 1995.
通常，一个部落在与相邻部落发生持续性的冲突之后，很可能会逐步衰落，直至被完全击败。有相当数量的成员会在确定本部落已不堪一击时，向其他部落中的朋友或亲戚寻求庇护。由此，他们的部落会转向社会性灭绝。这些数据为我们提供了，由文化群体选择所致的变化在概率上的上限。某种新的规范一旦出现，且那些不具有此种规范的群体渐渐走向了灭绝，那么只需经过20代人，或者说500年的时间，就会通过文化群体选择，从一个群体被传播到其他很多地方性群体中。这个过程看似非常缓慢，不过相较而言，以往那些庞大且复杂的全新世社会的发展历史可是经历了上万年的时间呢。
倾向于模仿成功者的心理机制，也有助于传播那些对群体有利的规范。人们通常会知道相邻群体的许多规范，比如，这里的人可以随意采摘果实，那里的人都拥有自己的果树。如果相邻群体普遍存在不同的规范，那么相较而言，某些系列性的规范可能更有助于人们获得成功。相当数量的证据表明，人们具有强烈的模仿成功者的倾向。[72]这就意味着，一些成功群体的信念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被传播到相邻的一些不太成功的群体中。[73]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快速传播。在君士坦丁被征服前的280年间，基督徒的数量从一开始的少数，发展到后来的600万，再到3 000万，年增长速率达到3%至4%。按照社会学家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的说法，许多罗马人之所以选择信奉基督教，是因为在早期的基督教团体中可以获得更高质量的生活。[74]其他宗教团体并无太多互助传统，不会特别关照贫穷之人或老弱病残者。当严重的流行性疾病暴发时，互助精神尤为重要，而罗马帝国在其后期，就因流行病的肆虐而惨遭重创。其他宗教徒拒绝帮助病人，甚至拒绝埋葬死者。最终，整个国家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而当时的基督教团体则拥有强有力的互助规范，不仅能确保病患得到悉心照料，还能有效地降低死亡人数。
选择性移民也能促进某些有利于群体的规范的传播。在当今各个社会之间，移民潮频现。围绕这一主题[75]的大量文献皆支持如下两个基本结论：第一，人口往往会从那些不被看好的地区流向发展前景较好的地区。第二，经过几代人的时间，大部分移民都会融入迁入地的主流文化。据人种志记载，选择性移民现象古已有之。[76]同古代中国、古代罗马，以及古代印度等复杂社会有着密切联系的文化体系表明，选择性移民现象并非出自现代社会。古代帝国一般是通过军事行动来进行扩张的，但是像罗马帝国这种长期存在的帝国之所以会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它吸纳了大量的外来移民，而这些移民也接受了罗马帝国的社会规范体系。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罗马帝国最终还是消亡了，但其最具吸引力的制度，在被后来者改进后，以新的形式沿用至今。
明确地讲，文化的群体选择并不一定会带来进步。它能让那些有助于群体在竞争中获得成功的规范被广泛传播。约在1万年前，食物加工技术出现了，此后，那些有助于扩大群体合作规模的规范在世界各地逐步传开。这是否算是一种进步？见仁见智。社会规模的扩大为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的人们带来了财富、长寿、安全保障和智慧启蒙。然而，在另一时期另一地区，文化的群体选择又可能会导致等级制度、剥削压迫、奴隶制度，甚至种族灭绝。在农业出现以前，人类至少拥有10万年的文化进化史，在这一过程中，那些可能让社会变得更小、更贫穷，但却更公平的规范反而更受青睐。而且，文化群体选择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有赖于长期存在的群体间竞争。当今世界，外部环境正在以疯狂的速度发生着变化，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现有的规范都能很好地适应当前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