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你们已经相信，人类拥有向他人学习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可以确保人类群体拥有超强的、针对局部环境的文化适应性。即便是在最简单的狩猎-采集社会中，适应环境所需要的工具和知识也是相当复杂的，单靠个人学习不可能全部掌握。
然而，一些读者可能会想：“人们应该不会从适应主义的视角去看待那些无足轻重之事吧？”每年都会有登山队向珠穆朗玛峰发起挑战，尽管他们知道，平均每20人就可能会有1人无法生还。博士生们为了获得博士学位会推迟生育计划，而后又会为了获得终身职位进一步推迟生育时间，尽管他们知道，获得相应职位的机会非常渺茫。人们会对人口数量以百万计的种族产生认同，还会青睐圈内人而排斥圈外人。类似的行为数不胜数。像老鼠和狒狒这样的动物压根不会考虑文化问题，也根本不会表现出上述行为；其行事原则就是看实不实用。而人类虽然拥有发达的大脑和强大的推理能力，却会干出许许多多的蠢事，这对人类的繁衍生息是极为不利的。
以列达·克斯米兹（Leda Cosmides）和约翰·图比为代表的研究者们从进化的角度研究心理学，并提出了一种见解。在他们看来，人类的各种奇怪行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当今时代的脑袋，石器时代的心智”。[68]这些研究者认为，人类的行为源自一种进化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会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影响选择性行为，比如如何择偶、是否重视社会伙伴、如何看待工具等。这种心态背后涉及的心理机制可以帮助我们对特定的环境线索做出有效的反应。例如，对异性的潜在吸引力会受到年龄的影响。
这些反应所适应的环境正是其进化时所处的环境，一般认为是中更新世到晚更新世时期的狩猎-采集社会。当时，人类的活动范围较小，只拥有简单的技术，社会关系也仅限于面对面的交往。粮食的生产，尤其是畜牧业和农业给人类带来了全新的环境，而这种环境阻断了线索与结果之间的关联，因此，这种进化而来的心理状态导致了现代人行为上的非适应性。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那样，自然选择更青睐建立在亲缘关系上的大规模合作。人类当前的大规模合作都是建立在相对独立的个体基础之上的，这与其他哺乳类动物完全不同。一般的解释是，这种奇特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进化自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小规模社会。
我对文化进化所做的描述，提供了关于人类行为独特性的解释。文化适应性总是伴随着一种内生性的权衡，有助于人们获得复杂的、难以习得的环境适应能力，这种能力单靠个体学习是无法掌握的。但是，只有当个体愿意接受周围人的行为时，这种文化适应性才会起作用，也就是使他人的行为和自身的经验相冲突。这种模仿他人行为的倾向有助于个体获得任何一种大众化行为，只要这种行为与个体自身的判断不存在明显的冲突。这就意味着，如果存在一些认知过程或者社会化过程，能使一些非适应性的观念为人所知并被人接受，那么这些非适应性的观念就能得以传播。[69]
进化心理学家认为，自然选择造就了人类的心理机制，确保人们做出适应性的行为反应。这又意味着，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应该能让人们成为思想市场上“谨慎的购买者”。那些与人类大脑的进化环境相匹配的观念，我们都应该接受。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总体来讲，这也是文化进化之所以能推动适应性行为进化的主要原因。
然而，学习机制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偏好适应性行为。这种大体有用的学习机制所导致的结果，有时候完全不同于以适应性为基础所做出的预测。例如，细微的认知偏差对人类个体所做决策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经由文化传播，在代际间被不断重复后，这种影响将变得异常巨大。
关于文化学习的实验验证了这一点。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认知科学家汤姆·格里菲思（Tom Griffiths）及其合作者在实验中向参与者呈现了50对数字，然后要求他们寻找数值x与y之间的关系和规律。例如，我向你呈现以下数对：2和4、5和10、33和66，你会推断出y=2x。在其中一个实验中，x-y数对是从抛物线上选取的，如图1-15所示。格里菲思及其合作者用第一位参与者的习得性行为来训练第二位参与者，再用第二位参与者的习得性行为来训练第三位参与者，以此类推。心理学家将这种结构称作“传动链”。该实验的结果见图1-16。[70]
图1-15 黑点表示格里菲思及其同事所做实验中的x-y训练集。在看过训练集之后，要求一次只看一对x-y；实验人员会给参与者15个x值，让他们依据训练集中的规律推算出15个y值。灰点表示参与者的实验结果。这是个比较困难的实验任务，但是实验结果并没有明显的偏差。
From Beppu & Griffiths, 2009.
如图1-16所示，最后的结果与最初的抛物线大相径庭。这表明，刚开始x和y的关系并不重要。通常，传动链会在最后呈现出正向的线性关系，因为人们都有细微的认知偏差，也就是倾向于将两个数字的关系看作线性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你会觉得我的例子很简单。在实验室之外，即使是非常细微的认知偏差也可能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影响。不少研究者认为，超自然的观念就是在类似的过程中出现的。因为人们会有认知偏差，总是倾向于接受那些基于主体行为的解释，因此在经过重复的文化传递之后，细微的偏差被放大了，最终导致“鬼神”和“黑色魔法”等迷信思想的出现。[71]
图1-16 格里菲思及其同事所进行的传动链研究结果。在第一个实验中，即最右图所示，黑点代表实验人员给出的数对关系。在后续的实验中，黑点则代表前一位参与者在其训练集中所给出的数对关系。灰点代表的是当前参与者所认为的数对关系。
From Beppu & Griffiths, 2009.
具有适应性的社会学习的认知偏差，可能会给某些特定领域带来一些非适应性的结果。我们已经了解到，个人的成功间接证明了“模仿他人是有用的”，而且数据和理论研究均表明，人们倾向于模仿那些享有一定声望的个体，这也是人类社会学习心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72]然而，什么是成功？在不同的地方答案也不尽相同。比如，在一个地方，成功是参加战斗的勇气；而在另一个地方，成功是政治上的叱咤风云。这便意味着，自然选择没有为人们提供一种普适性的“名望心理”。人们必须到环境中去了解什么是声名显赫，而周围人如何获得声望无疑是一个有用的线索。
对他人的学习对象进行模仿，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良好规则，不过有时候可能会带来过激的反馈过程，导致声望系统的标志性特征不断被夸大。[73]这可以用来解释非适应性声望系统的文化进化过程。在这种非适应性声望系统中，人们冒着生命危险爬上雪山顶峰，或者为了在《自然》杂志上面发表文章而放弃生育。去模仿那些可以提高公信力且能够为人所见的行为，实则是一种认知偏差，可能会导致令人意想不到的副作用。比如，一些信仰系统在传播中要求信奉者从事某些高代价的公共行为，譬如“发誓终身不婚”，或者笃信“虽然贫穷，依然炫耀”。
文化适应性所造成的最令人惊讶、最违反直觉的负面影响莫过于，促使那些大规模群体中的毫无关系的成员形成某种代价高昂的合作性行为，比如战争。这类行为在其他哺乳类动物中是看不到的。人类这一物种之所以如此“卓绝不凡”，文化适应性“功不可没”。我将在第2章中就这一主题进行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