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证明，人类的适应性是基于缓慢的文化累积的。假设其他生物都和人类一样，与那些个体数量较少且与世隔绝的种群相比，个体数量多的种群拥有更多样且更复杂的工具。这一假设可以用两种不同的观点来进行解释。
第一种观点是：接受新变异的个体数量会受到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63]这就意味着，如果这些新变异的创造者没有被他人模仿，那么新变异就有可能会随机遗失。例如，在一位聪慧的妇女不幸意外死亡之后，她所拥有的食物烹制知识就有可能随之遗失。小规模部落中的这种由“文化漂移”（cultral drift）所致的新变异遗失，在概率上往往会高于大规模部落，因为在小规模部落中随机遗失更有可能发生。
第二种观点是：社会学习常会遭遇一些错误，而这些错误会弱化那些复杂的适应性特质所起的作用，所以大部分“学生”都达不到其“老师”的水平。个体拥有选择性学习的能力，会向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学习，而这种能力可以防止文化遗失现象的发生。如果有极不寻常的“学生”超越了其“老师”，那么累积性的文化适应就出现了。约瑟夫·亨里奇将这一过程比喻为：跑步机上的跑步者需要保持好姿势。[64]大规模群体中的学习者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专家，因此他们的能力也更有可能获得提升。
在上述两种过程中，遗失的文化适应的多样性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而得到补充，进而产生更高水平的变异，以及出现更具适应性的特质。[65]
我和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人类学家米歇尔·克兰（Michelle Kline）做了一项研究：人口规模和人际接触对大洋洲岛屿种群的海洋觅食工具包的影响，以及影响的复杂程度。[66]这些工具包主要包括渔网、鱼叉和鱼钩等。我们之所以选择岛屿种群进行研究，是因为其拥有明确的地理边界，也就能对人口规模和接触频率做出比较准确的评估。在调查中，各种群所使用的海洋生态系统都非常相似，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对生态多样性的影响。这些种群还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这就减少了对文化史的潜在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具的总类型数以及每一类工具的复杂程度，都与人口数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个体间存在更多交往的社会，要比那些个体交往少的社会拥有更多更复杂的工具。见图1-12。我们还考察了其他一系列预测变量，但那些变量都无法对各岛屿社会的变异量做出解释。
图1-12 左图表示的是，不同的太平洋岛屿社会所拥有的海洋捕捞工具的数量与人群规模的比值。右图表示的是，每件工具所包含的技术单元数量与人口规模的函数关系。技术单元数量可以被看作技术复杂性的粗略指标之一。所使用的是对数刻度，因为文化漂移模型和文化跑步机模型都认为，在人口规模和文化复杂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凹形关系。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世界文化数据库（World Cultures）中的人种志电子信息。数据库的编码者对海洋捕捞工具的数量和技术复杂性的平均值进行了估算。对“较低程度接触”与“较高程度接触”的认定，主要依据“人类关系区域档案”中的数据编码。我们的研究对象包括了所有的大洋洲群体社会，因为采用了多重编码的形式，所以这些人并不知道这个需要被验证的假设。
From Kline & Boyd, 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