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对文化进化所做的阐述，假设了历史会对文化适应产生影响，就像影响基因适应一样。达尔文在剑桥大学读书时由衷地崇拜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神父，并十分迷恋其著作《自然神论》（Natural Theology）。在这本书中，佩利热情地歌颂着自然界中的各类精妙设计，比如，极为详细地描述了眼睛的结构特点与视觉功能的关系。在佩利看来，眼睛和其他类似的复杂事物皆出自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设计师”之手。今人大多都不会相信这一观点，但在19世纪，这一观点流传甚广。这便带来了一个有趣的话题。在维多利亚时代，许多人对适应性本身并无质疑，他们所质疑的是，在适应过程中产生的那些怪诞的“非优化设计”及其残留物。既然能够创造出眼睛这样的一流“光学仪器”，为什么“设计师”还会草率地拼凑出人类脊柱这类粗制滥造的东西？为什么蝙蝠的翼骨会更接近鼹鼠或儒艮的四肢，而非鸟儿的翅骨？
当然，今天的人们自然知道，进化的基本过程是这样的：不断地在原有的基础上缓慢地改进，从而发展出新的适应能力。这便意味着，如今某一血统所青睐的特性类型取决于其生活在遥远过去的祖先的适应情况。蝙蝠的翼骨由手掌进化而来，而鸟类的翅骨进化自恐龙的前肢，这是很不一样的。人类的脊椎最初是为了适应四足行走而出现的，后来为了适应直立行走而被不断改进，最终成了现在的样子。这并非像你在一张白纸上作画那样随意，一下笔就是一块椎骨。
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文化适应。因为文化适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有些行为变异可以用种群的历史来解释。在那些相对独立且存在时间很短的社会中，人们在行为和观念上的相似度非常高；在那些相对独立但存在时间很长的社会中，人们在行为和观念上的相似度则非常低。另外，对于相同的环境问题，不同的种群也会进化出不同的解决方法。然而，我们并不清楚这些来自历史的影响有多重要。一方面，许多人认为，人类的智慧足以解释为何人们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各种环境。倘若真是如此，那么便可以确信，人类能够快速地适应新环境，过往的“文化幽灵”很快就会被征服。另一方面，如果你跟我一样，认为文化适应的累积需要经历千秋万代的话，那么显然，文化变迁势必要经历更长的时间，而且过往的“文化幽灵”则会不断地产生影响。
很遗憾，我还没来得及着手整理最近的一项研究结果。这项研究针对的是北美西部土著社群的文化变迁模式。该研究由我所在的人类起源研究所（Institute of Human Origins，IHO）的同事萨拉·马修和查尔斯·佩罗主持。[58]研究基于北美西部印第安部落的相关数据，该数据由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学家A. L.克罗伯（A. L. Kroeber）带领学生于20世纪初期收集。学生们被分派到北美西部的各地，对当地老人进行走访，以了解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当地人的生活状况。克罗伯非常明智地从不同种群中收集到了同类信息。这些资料包含了与172个种群的272种行为特质有关的信息，这些种群的生活范围非常广泛，覆盖了北美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在这些种群中，绝大部分部落都属于小规模社群，而且许多都还处于觅食经济阶段。这些被记录下来的行为特质包括：技术特征，比如是否会编制筐篮；生存之道，比如是否会种植玉米；反映社会组织形式的特质，比如是否存在母系氏族，以及一些仪式方面的特征，比如逝者是否会被埋葬；等等。
在克罗伯去世之后，人类学家哈罗德·德赖弗（Harold Driver）及其学生约瑟夫·乔根森（Joseph Jorgensen）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整理，并补充了每一部落所处环境的气候资料，以及100种以上的动植物的诞生与消亡资料。萨拉·马修和查尔斯·佩罗将这些行为学和生态学上的特征转换为457个二分类变量，同时还增加了一些资料，补充说明了不同部落之间在语言学和地理学方面的共通性。语言学方面的共通性代表的是共同的文化历史，而地理学方面的共通性则代表着文化特质的传播所带来的相邻部落之间的文化相似性。
马修和佩罗利用这些资料比较了文化史与生态环境在文化特质的变化模式方面所起的不同作用，[59]并对不同时期文化特质的变化速率进行了考察。在图1-10中，他们将行为特征分成若干类别，并总结了文化史与生态环境的效应比值（ratios of the effects）。被用来做比较的指标是经过标准化检测的，因此当数值大于1个平均值时，文化史所解释的变异量远远超出生态环境所解释的变异量；而当数值小于1个平均值时，生态环境的作用更重要。可以看出，除生存特征之外，在各类行为特征上，文化史的作用都比生态环境重要得多；而在生存特征上，文化史和生态环境的作用不分伯仲。这意味着，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是否会编制篮子，一位女性是否属于某个母系氏族，某个部落是否会将逝者埋葬，那么知道他们所讲的语言要比知道其所居住的环境更为有用。令人惊奇的是，无论是语言还是生活，都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判断出一个人是否会种植玉米。过往的“文化幽灵”会对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产生影响。
图1-10 条形表示的是在解释不同类型的特质时，文化史与生态环境的相对重要性。对每一种类型来说，条形代表的是相对重要性的数值范围。数值大于1，意味着文化史更重要；数值小于1，意味着生态环境更重要。每个条形中的垂直线表示的是该类特质的中值。条形代表的数学区间是第25到第75的百分位数，误差是四分位数间距的1.5倍。除了“生存特征”这一类型，在其他所有类型中，文化史对特性值的预测都要比生态环境更准确。
因此，过往的“文化幽灵”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为了弄明白这一问题，马修和佩罗将高级语言分类作为预测变量，重新进行了分析。要理解这里所说的高级语言分类，可以联想一下英语及其相关语系。荷兰人和德国西北部的人们所讲的弗里斯兰语（Frislan），与英语的关系最为密切。这两种语言都源自撒克逊语（Saxon），而撒克逊语早在1 000多年前就盛行于环北部海区。相应地，它们可以被划分到更高一级的类别中，也就是盎格鲁-弗里西语（Anglo-Frisian），而这一语系的语言又同德语以及荷兰语的关系最为密切。德语和荷兰语又都源自一个更为古老的语言社区内所讲的语言。
以上四种语言又都被归为更高级别的西日耳曼语（West Germanic）。西日耳曼语又同斯堪的纳维亚语（Scandinavian）融合，形成了日耳曼语。最终，日耳曼语又同其他一些欧洲语言，如罗曼语（Romance）、斯拉夫语（Balto-Slavic）、亚美尼亚语（Amninian），以及包括波斯语（Farsi）和印地语（Hindi）在内的一部分印度-伊朗语（Indo-Iranian）一同被划分到了印欧语系的语门。印欧语系中的语言具有一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源自大约7 000年前在安纳托利亚（Anatolia）地区盛行的一种古老语言。高级类别对于行为的预测能力远弱于低级类别，因为语言的高级类别所涉及的文化联系通常都比较深远。这正是马修和佩罗所发现的研究结果，如图1-11所示。
图1-11 在解释使用不同层级语言的人群的行为变化时，文化史所起的重要作用。最低级的类型是个体语言，最高级的是语门。预测能力下降得最明显的是第二级和第四级的语言。这些语言大体上相当于印欧语系中的罗曼语和日耳曼语。这意味着文化史的变化是以千年为时间刻度的。
Redrawn from Mathew & Perreault, 2015.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级与第三级之间、第三级与第四级之间，预测能力皆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这些语言都属于萨利希语（Salishan）和瓦卡希语（Wakashan）之类的语系，大体上相当于印欧语系里的日耳曼语和罗曼语。例如，人们会认为，各类萨利希语都源自同一种古老的语言，这种语言出现的时间在1 000年以上。这就意味着，即便知道某人的祖先在千年之前所讲的语言，也很难以此来了解他今天的行为特征。
这一研究的结果与大量文化系统发生学（cultural phylogenetics）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文化系统发生学非常盛行，它旨在对传统滑雪之类的具体技术特征[60]，以及诸如政治等级[61]、婚姻制度和生育行为等社会特征的发展历史进行重构。[62]该研究表明，除了极少数情况之外，在语言上存在密切关系的种群，在其他方面也具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文化史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