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没什么人比荷兰拉德堡德大学的发育神经科学家马克·刘易斯（Marc Lewis）更了解上瘾行为了。我在采访刘易斯时，他的形象是个长着灰白胡子的稳重学者。不过，与这番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年轻时经常闯入诊所偷药。他对毒品实在是太熟悉了——大街上就能找到的海洛因、派对上经常出现的强力迷幻药，还有加尔各答烟馆里的鸦片，他都不陌生。
刘易斯曾多次被捕，之后才恢复健康并重获新生。“我是这个问题上绝对的专家，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是，”他在作品《上瘾大脑回忆录》（Memoirs of an Addicted Brain）中写道：“因为我在成为神经科学家之前就是一个瘾君子。”
没错，刘易斯完成了从人见人嫌的瘾君子到受人尊敬的学者之间的转变。他的人生旅途就是一件活生生的证据，证明对大多数人来说，上瘾并不意味着大脑遭到了破坏。上瘾的倾向可能只是暂时的，而且与我们要说的最后一个因素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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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表示，上瘾是学习的一种形式。“不管后果如何，这是大脑得到它想要之物的最短路径，”他对我说。刘易斯认为，不管我们对何种东西上瘾，大脑上瘾的方式都遵循一种可预测的模式。无论是周五晚上忍不住要用吸管吸毒，还是周一早上强迫自己检查邮件，大脑形成这种依赖性的生物化学过程都极度类似。
刘易斯认为，上瘾是大脑的一种奖励机制，这种机制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目标上来。“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那么大的差别呢？”我问他，“为什么有些人上瘾了，另一些人却再也没碰过这些东西呢？为什么有些人在滥用药物好多年之后会突然戒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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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因为让你感觉良好的这些物质或行为，正是你一直想要的，”刘易斯告诉我。换句话说，致人上瘾的行为必须让用户产生一种特殊的快感。
举个例子，对电子游戏迷和赌徒来说，他们无法戒断的这种行为可能是逃避生活中那些不愉快现实的方式。对鸦片上瘾者来说，抽鸦片或许是抚平他们情感创伤的一种方式。对性瘾者或工作狂来说，性行为和工作可能会让他们找回缺失的控制感。“无论他们是瘾君子还是企业高管，人们之所以吸毒，原因都是因为感觉糟糕，”他写道，“当周围世界一团糟的时候，这种感觉糟糕的情况又极其容易出现。”
1、逃避痛苦
1971年，越南。那年，两名国会议员在正式访问过这个饱受战争折磨的国家后给美国带回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在他们标题为“全球海洛因问题”的报告中，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议员摩根·墨菲（Morgan Murphy）和来自康涅狄格州的议员罗伯特·斯蒂尔（Robert Steele）估测，有25000到37000名士兵对海洛因上瘾——占到了在越南服役军人总数的10%-15%。墨菲和斯蒂尔担心会有大批对海洛因产生依赖的士兵回到美国本土，因而评论说：“越南战争现在真的开始对我们产生反噬作用了。”
为了安抚民众日益高涨的恐惧情绪，尼克松总统创办了预防药物滥用特别行动办公室，并任命杰罗姆·贾菲博士（Dr. Jerome Jaffe）为该办公室主任。贾菲采取的第一波行动中有一项就是委托第三方展开一项研究，追踪退伍军人回国后的情况。他请知名精神病学研究者李·罗宾斯博士（Dr. Lee Robins）收集从越南归国的每一个士兵的相关数据。结果比预期的还要糟糕。罗宾斯发现，“大概有20%的士兵认为自己对药物上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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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些士兵回国后，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离开战场后，绝大多数士兵戒除了对药物的依赖（或者说毒瘾）。“按照一直以来的传闻中的说法，一旦对海洛因上了瘾，就永远没法戒除。例外情况都是奇迹或是机缘巧合。这些从越南战场回来的士兵证明了情况未必如此，”贾菲这番话被广为引用。越南战场上的士兵在回国第一年里，只有5%仍对某种麻醉类药物上瘾。
（pubmed.ncbi.nlm.nih.gov/8401158/）
这个结果令人难以置信。当时，美国各项治疗项目的报告都显示，海洛因成瘾后的复吸率超过80%，这和罗宾斯的研究结果相去甚远。
几乎所有从越南战场上回来的士兵都没有复吸，能够做到洁身自好。贾菲谈到罗宾斯的研究时说：“大家都觉得她肯定在哪里撒了谎，或者在某些环节上出了差错，又或者受到了政治上的影响……她为捍卫这项研究结果的有效性耗费的时间没有几年，也起码有好几个月。”40年后的今天，罗宾斯的研究已经不再有任何争议和争论。
士兵们脱离了战场那种高度紧张的环境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再使用海洛因之类的药物了。那么，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原因呢？越南战场上的士兵要想获取海洛因不会太难（产品因素）。他们应对痛苦的方式也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出现重大变化（个人因素）。那么，归国士兵与城市平民之间如此巨大的海洛因复吸率差异究竟是什么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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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就在于，这些退伍军人在离开越南时，也离开了自己无法面对的那些问题。对于那些为自己寻找出路的年轻士兵来说，海洛因提供了一种摆脱战争梦魇的方式。又有谁能责备他们的厌战情绪呢？被迫参与这场自己根本不想打的战争，在不称职军官的命令下杀戮，许多年轻士兵除了滥用药物没有其他任何办法摆脱这场战争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一旦脱离了那种环境，他们的瘾也就消失了。
与此同时，城市里的那些瘾君子们，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无法摆脱自己的问题。童年创伤、贫困、种族主义、无家可归等等艰难问题带来的痛苦都让他们深陷其中，无法解脱。无论是士兵还是市民，给他们带来问题（以及随问题而来的痛苦）的其实都是自身所处的环境，而他们自己一直没办法妥善解决这些问题，从而摆脱痛苦。
2、上瘾的对立面不总是禁欲
好在，从一生的角度来看，人们所处的环境总是在变化。自罗宾斯那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发表以来，又有数项研究得到了与此相关的结论。其中一项研究总结道：“大多数对酒精、海洛因、可卡因、尼古丁和赌博上瘾的人最终都成功戒除了这种瘾。而且在很多案例中，这种戒断都是在未经正式治疗的情况下发生的。”此外，上瘾的人其实都有能力让自己不那么上瘾，比如那些酗酒的人其实就完全可以少喝一些。美国国家酒精滥用和酒精中毒研究所发现，以适度喝酒的方式戒断酒瘾的人与以滴酒不沾的方式做到这点的一样多。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6527249/）
刘易斯博士说，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足以证明人们常常会在环境改变后戒瘾。他15岁时父母就送他去了一所注重实干的海军寄宿制学校。他滥用药物也是从那时开始的。刘易斯本人根本不想上那所学校，而且因为他是新人在班级里总是受到霸凌。其他学生的反犹攻击让刘易斯觉得无力、绝望。他躺过床底、躲过图书馆角落，去过任何一个他觉得能给自己提供庇护的地方。在那种环境下，刘易斯开始酗酒，并最终染上了毒品。
不幸的是，刘易斯年轻时染上毒品的案例并非个例。按照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的说法，20岁上下的人最有可能使用非法药物。然而，使用非法药物的人群占比有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的趋势：18—25岁的人群中，有20%报告称过去的一个月里使用过非法药物；25—34岁的人群中就只有15.1%；35岁及以上的人群中，这个比例更是只有6.7%。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上瘾只是一种暂时状态。事情的真相是，没有那种自身无法处理的痛苦来源，也就没有上瘾这一说。对许多人来说，一旦生活中的痛楚消散，他们的瘾也就没了。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最后一部分的主要内容：
上瘾与情绪高涨的快乐无关，而与逃脱情绪低落的痛苦有关。
从越战归国士兵这个案例中就能看出，人们所处的环境改变后，原来的瘾常常也会随之消失。
以适度喝酒的方式戒断酒瘾的人与以滴酒不沾的方式做到这点的一样多。这进一步证明了，产品本身并非致瘾的根源。
当令人痛苦的生活环境发生改变且当事人不再企图逃避现实或是学会更好地应对痛苦之后，很多人的有害上瘾行为都会趋于缓和，并最终戒瘾。
文/Nir Eyal
译/乔琦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medium.com/behavior-design/the-addictive-products-myth-who-is-the-culprit-here-b7a58810f167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乔琦在利维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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