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疗法的文献中所记载的通常的经验就是，暴力、愤怒、仇恨、破坏欲、复仇冲动等等实际上大量地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即使不是明显可见的，也是掩藏在表面底下的。或许有人会声称自已从来没有感到过仇恨，但任何一个有经验的病理学家对此都不会严肃对待的。他会毫不迟疑地断言这个人只是抑制或压抑了他的仇恨。他会期待着在每个人身上都发现这种仇恨的情感。
但是，自由地谈论一个人的暴力冲动(而非把这些冲动实施出来)往往能够起到一种净化的作用，能够减低这些冲动的频率，清除掉其中的神经质的、不现实的因素，这也是心理疗法中常有的经验。成功的疗法(或者成功的成长与成熟)的一般效果总是大致相当于我们在自我实现的人身上所看到的那种情形：(1)他们远不象一般人那样经常地体验到敌对、仇恨、暴力、恶意和破坏性进攻；(2)他们并没有失去他们的愤怒或进攻，但这种愤怒或进攻的性质却常常转化成了义愤，自我肯定、对被剥削利用的抵抗和对非正义的愤怒，也就是说从不健康的进攻转化成了健康的进攻；(3)比较健康的人似乎都远远不是那么害怕自己的愤怒和进攻，因此当他们表现自己的愤怒和进攻的时候，就会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暴力有着对立的两极，而不仅仅具有一个方面。暴力的反面可以是不那么强烈的暴力，或者是对暴力的控制，或者是努力不做暴力的事情。或者我们可以说在暴力中存在着健康与不健康的两极对立。
但是这些材料却并未解决我们的问题。弗洛伊德及其忠实的追随者认为暴力是出自本能的，而弗洛姆，霍妮及其他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则认为暴力完全不是出自于本能。了解一下这两种对立的观点是极富教益的。来自内分泌学、遗传学等等的材料
任何一个想把目前所知道的关于暴力来源的一切材料会聚在一起的人，也必须去挖掘内分泌学家们所积累起来的材料。这种情况在低等动物那里相对说来又是比较简单的。毫无疑问，性激素和肾上腺以及大脑垂体激素明显地对进攻性、支配性、被动性和野蛮性起着决定的作用。但是因为所有内分泌腺都共同地起着决定作用，所以这些材料中的某些材料就变得非常复杂了，需要专门的知识才能处理。但这些材料却万万不可忽略过去。有证据表明。雄性激素与自我肯定、搏斗的意愿和能力等等有关。另外还有些证据表明，不同的个体分泌出不同比例的肾上腺和非肾上腺，这些化学物质与个体的搏斗而不是与临阵逃脱的趋向有关。关于这一问题，心理内分泌学这一交叉学科毫无疑问会告诉我们大量的东西。
来自遗传学的材料，来自染色体和基因的材料明显地与这一问题有着特殊的关联。例如，最近有人发现，具有双重男性染色体(双重男性遗传基因)的男子差不多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暴烈。这一发现本身就使得纯粹的环境主义成为不可能的了。在最和平的社会里，在最完善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有些人仅仅因为自身的遗传因素就会是十分暴烈的。这一发现当然会使人重新注意到下面这一已经讨论得很多了但却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即男性，特别是青年时期的男性是占需要一些暴力昵?是否需要某种东西或人来与之搏斗，与之发生冲突呢?有一些证据表明，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不仅成年人是如此，甚至婴儿以及幼小的猴子也是如此。这种情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内在地被决定了的，抑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没有被内在地决定，只有留待将来的研究者去研究了。
我还可以提一下来自历史学、社会学、管理学、语义学、各种病理学、政治学、神话学、心理药理学以及其它方面的材料。但我们无需更多的材料就可以作出如下结论：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都是经验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这些问题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当然来自许多领域的材料也使得各方面学者有可能，甚至有必要通力合作，共同进行研究。无论如何，上面这一随便取来的材料标本已经告诉我们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的极端观点，告诉我们不要把破坏性要么完全归之于本能、遗传和生物命运，要么就完全归之于环境、社会力量和学习。遗传论和环境论之问的争端早就应该结束了，但却至今尚未平息下来。决定破坏性的因素显然是多元的，在这些决定因素中我们必须把文化、学习和环境都包括进去，这即使在今天也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另外，下面这一点虽然不是那么明显，但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生物方面的决定因素也起着基本的作用，虽然我们还没有把握确定它们到底起的是什么作用。即使退一步我们也必须承认，暴力之所以不可避免，其中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人的本质，即便只是因为人的基本需要时刻都会受挫，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一事实。我们知道人类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构造出来的，即暴力、愤怒、报复，是基本需要受挫所产生的习以为常的后果。
最后，我们毫无必要在全能的本能和全能的文化之间进行选择。本章阐述的论点已经超越了这种两分法，并且使之成为不必要的了。遗传或其它生物方面的因素既非唯一地起着作用。也非丝毫不起作用；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是一个多或少的问题。就人来说，绝大多数证据都表明，确实存在一些生物或遗传方面的决定因素，但在多数人身上，这种决定因素却是十分微弱的，而且还是零星片断的，是一些残杂和碎片，而不是在低等动物身上可以看到的那种完整的本能。人是没有本能的，但看上去他却的确有着本能的残余、“似本能需要、内在的能力和潜力”。而且临床的和人格学的经验都表明，这些微弱的似本能倾向是好的、人们所期望的是健康的，而不是邪恶的。人们把它们从灭绝殆尽的境地中拯救出来的巨大努力是可行的和有价值的，而且这的确是一种健全文化的个主要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