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尔波特、沃纳(werner)、安海姆(Arnheim)和沃尔夫的著作中，已充分明确了行为的表现性部分(非工具性)和应对性部分(工具性、适应性、机能性、目的性)之间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一直没有被当作价值心理学的根据而加以适当的利用。①
当代心理学因为过于实用土义，所以放弃了一些本来对于它关系重大的领域。众所周知，由于心理学专注于实用效果、技术和方法，耐对于美、艺术、娱乐、嬉戏、惊异、敬畏、高兴、爱、愉快，以及其他“无用的”反应和终极体验很少有发言权，因而，对于艺术家、音乐家、诗人、小说家、人道主义者、鉴赏家、价值论者、神学研究者，或其他追求乐趣或终极目的(end-or enjoymentoriented)的人也绝少有用或者根本无用。这等于指责心理学对现代人贡献甚少。现代人最迫切需要一个自然主义或人本主义的目的或价值体系。
通过探索和应用表现性和应对性的区别——这同时也是“无用行为”和“有用行为”的区别——我们可以帮助心理学朝着这些合乎需要的方向扩大管辖权。这一章也是一个重要任务的必要开端：向所有行为都具有动机这一公认的看法挑战。我们将在第14章做这个工作，这一章专门讨论表现性和应对性的区别，然后将它们应用于一些心理病理学问题。
1．根据定义，应对是有目的、有动机的，而表现则常常是没有动机的。
2．应对更多地是由环境和文化的可变因素决定的，表现则主要取决于机体的状态。由此可以推出，表现和深层性格结构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所谓投射试验可以更确切地称为“表现性”试验。
3．应对多半是后天学习的结果，表现几乎总是非学得的释放性的或不受抑制的。
4．应对更容易被控制(更容易压抑，约束、阻止、受文化移入的影响)，表现则往往是不受控制甚至是不可控制的。
5．应对的目的通常在引起环境的变化并且常常如愿，表现则没有任何目的，假如它引起了环境变花，那是无意的。
6．应对特别表现为手段行为，其目的是满足需要或消除威胁。表现则往在就是目的本身。
7．典型的应对行为是有意识的(虽然它可能成为无意识的)，表现则更经常地表现为无意识的。
8．应对需要作出努力，表现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无需费力。艺术表现当然是一个特殊的、处于两者之间的例子，因为人们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做到自然流畅，富于表现要想放松则只要尝试一下就可以了。
内在与外在的决定因素
应对性行为的特点比表明性行为更多地受相对属于外在的决定因素的控制。它几乎总是对于紧急情况、问题或需要的机能反应，这些问题和需要的解决与满足来自物质世界或者文化世界。归根到底，正如我们看到的，它是以外界的满足物来补偿内在匮乏的一种努力。
表现性行为与应对性行为形成对比，它的特点在于更多地受性格学因素的制约。(见下文)。可以说，应对性行为本质上是性格与外界的相互作用，它们靠共同努力相互适应，表现性实质上是性格结构本质的附带现象。因此，在第一例中可以发现物质世界和内在性格二者的规律同时起作用，而在第二例中，人们主要发现的是心理学或性格学的规律。表现派和非表现派艺术的对比可以说明这一点。
下面是一些推论；(1)可以肯定，如果有人希望了解性格结构，可供研究的最好行为是表现性行为．而不是应对性行为。目前对于投射(表现性)测验的广泛经验证实了这一点。(2)说到什么是心理学以及什么是心理学的最好方法的长期争论，很明显，适应性的、有目的的、有动机的应对性行为并不是存在的唯一一种行为，对于它的研究也不是最富有成效的。(3)我们的这种区分也许同心理学与其他科学的连续性或间断性这一问题有关系。原则上，研究自然世界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应对性行为，但是，对表现性行为却可能并非如此。后者似乎属于更为纯粹的心理学范畴，它可能有自已的法则和规律，因此最好直接研究，而不需要以自然科学为桥梁。
与学习的联系
两相对照，理想的应对性行为是学习的结果，而理想的表现性行为则是天然的。感到绝望、气色好、愚笨或者发怒是不必经过学习的，但是做书架、骑车、穿衣则一般必须经过学习。在对成就测验和对罗夏测验的反应的决定因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对比，另外，如果没有奖励，应对性行为就会趋向于消失，但表现性行为的延续不一定需要奖威来维持。前者为满足所驱使，后者则不然。
控制的可能性
内在和外在决定因素的不同的决定作用，也以不同的敏感性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控制(禁止、压抑、抑制)中表现出来。对于自发的表现很难驾驭、改变、隐藏、控制或者以任何方式加以影响。实际上，控制和表现在定义上就是对立的。这种情况甚至包括上面讨论的有动机的自我表现。因为那正是学习怎样不受控制的一系列努力的最终结果。
对于书法、跳舞、唱歌、讲话、情感反应的风格的控制最多只可能维持一个短时期。对一个人的反应的监督和批评不可能持续不断地进行。这种控制或早或迟会由于疲劳、精神涣散、分心，或者注意等等，不辞而别，更深层、意识性更弱、更自动和更性格化的决定因素会取而代之(6)。全面地说，表现不是有意的行为。表现与应对的区别还体现为前者不需要费力，而后者在原则上需要作出努力(艺术家仍是特例)。
在这里需要有一点警惕。在这个问题上，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以为自发性和表现性总是有益的，无论什么样的控制也总是有害的和不可取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当然，在大部分时间里，表现性同自我控制相比，给人的感觉更好，更有意思，更为实在，无需任何努力，等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对本人还是在同他人的关系上都是可取的，正如乔哈德(Jourard)所证明的那样(217)。然而，自我控制或者抑制有好几种意义，其中有的非常健康、非常理想，即使不提同外部世界打交道所必需的因素也是这样。控制并不一定意味着阻挠或放弃对基本需要的满足。有一种控制被我称为“协调化的控制”(Apollonizing control)，它根本就不会对需要的满足提出丝毫疑问；它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使人们享受到更大而不是更小的满足，例如，通过适当的延迟(如在两性关系上)，动作的优雅(如在跳舞和游泳时)，审美的趣味(如对待食物、饮料)，独特的风格(如在商籁诗中)，通过仪式化、神圣感和庄严感，通过办事办得完美无瑕而不是办完了事。
而且还有一这需要一遍又一遍的重复，一个健康的人并不是只会表现。他必须在想进行表现对能够进行表现。他必须能够使自己无拘无束。当他认为必要时，必须有能力抛开一切控制、抑制和防御。但他同样也必须有控制自己的能力，有延缓享乐，彬彬有礼，缄默不语的能力，有驾驭自己的冲动，避免伤害别人的能力。他必须既有能力表现出酒神的狂欢，也有能力表现上出日神的庄重；既能耐得住斯多葛式的禁欲，又能沉溺于伊壁鸠鲁式的享乐；既能表现，又能应对，既能克制．又能放任；既能自我暴露，又能自我隐瞒；既能寻欢作乐，又能放弃欢乐；既能考虑现在，也能考虑未来。健康的或自我实现的人在本质上是多才多艺的，他所丧失的人类聪明才智比常人少得多。对于达到了极限的完备人性，他能够做出更多的反应，采取更多的步骤；也就是说，他具备人类所有的聪明才智。
对环境的作用
应对性行为特别是作为改变世界的一种努力而出现的，并且在这方面多少会取得些成功。相反，表现性行为对环境却没有影响。何时它如果确实产生了某种影响，那也并不是预谋的，主观促成的或有目的的，而是无意的。
我们可以举一个正在进行谈话的人为例。这个谈话是有目的的。例如，一个推销员正在试图争取一份订货，谈话就是为此而进行的，大家彼此都很清楚。但是，推销员讲话的风格也许无意识地表现出敌意、势利或傲慢，他可能因此而失去这个订货机会。这样，他的行为的表现性方面就可能具有环境效果了。然而，应该注意的是，讲话者并不希望有这些效果，他并非有意识地表现出傲慢、敌意，他甚至没有意识到他所给予的这种印象。表现性的环境效果，假如出现了这种效果，也是非动机性的，无目的的，属于从属的现象。
手段和目的
应对性行为总是工具性的，总是达到一个明确目的的手段。反之，任何手段——目的的行为(上面讨论的有意抛弃应对的例子除外)一定是应对性行为。
另一方面，各种形式的表现性行为，例如书法的风格，或者与手段或目的全无关系，或者接近成为目的本身的行为，例如歌唱、闲逛、绘画、在钢琴上即兴演奏，等等。第14章将更详细地审查这一点。
应对与意识
最纯粹的表现是无意识的，或至少不是充分有意识的。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自己走路、站立、微笑或者大笑的风格。的确，电影、唱片、漫画或者模仿可以使我们意识到它们，但是，这往往只是特例或者至少并不典型。有意识的表现性动作被认为是特殊、异常或者居间的例子，如选择衣服、家具、发型等。但是，应对可以是而且其特点就是充分有意识的。一旦它成为无意识的，也会被看作例外或者被看作是一种异常的情况。
释放和宣泄；不完善的行动；保守秘密
虽然有一种特殊类型的行为，在本质上属于表现，然而它对机体却有些益处，有时甚至是预期的益处。列维所谓的释放行为就是一例。以独自咒骂或者类似的私下发怒的表达方式为例，也许比列维提供的更具技术性的表达方式更能说明问题(271)。反映机体状态的咒骂当然是表现性的。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应对性行为——做出这种举动以满足某种基本需要，尽管它可能在其他意义上有满足作用，反之，它似乎也会引起机体本身的状态的某种变化，这种变化只是副产品。
我们一般也可以将所有这类释放行为解释为通过以下途径来保持机体舒适，即降低紧张水平：(1)允许未完成的行为完成；(2)通过完成性的原动的表达来排泄积蓄的敌意、焦虑、兴奋、高兴、狂喜、爱或者其他产生紧张的情绪；或者(3)别无他求地准许进行任何健康机体所沉迷的简单行为。自我暴露和保密似乎也是这样。
宣泄很有可能象布鲁尔(Brener)和弗洛伊德最初解释的那样，实质上是释放行为的一种更为复杂的变体。这也是象所有似乎迫切要求表达的受阻行为一样的未完成行为的自由的表达。(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满足性的)。坦率的忏悔和泄露秘密似乎也属于此类情况。假如我们能够充分了解心理分析的顿悟，并进而能够解剖它，我们也许会发现，它也符合我们那一系列的释放或完成现象。
最好将那些属于对威胁的应对性反应的固执行为与那些不受感情干扰、纯粹属于完成一个或一系列尚未完成的行动的倾向的行为区分开。前者与危及和满足基本的、部分的、和(或者)神经病的需要有关。因此，它们可能属于动机理论的范畴。后者很可能是观念运动的现象，因而与血糖标准、肾上腺素分泌、自主唤起和反射倾向这类神经和生理的可变因素关系密切。因此，当我们试用理解一个跳上跳下寻求(愉快的)刺激的小男孩时，最好引用生理状态的原动表达的原理，而不是用他的动机生活来解释。当然，装模作样，隐藏自己的本性，肯定会造成一个间谍所必须忍受的那种压力。自自然然，毫不做作，肯定会轻松自在的多，决不会那么令人疲劳不堪。诚实，坦率，放松也是如此。
重复现象；持续的不成功的应对性；解毒作用
创伤性神经病人的反复的恶梦，不安全的儿童(或成年人)的更加杂乱无章的恶梦，儿童对于他最恐惧的事物的长期迷恋，惯性肉跳、宗教仪式，以及其他象征行动，分裂行动，还有著名的神经症无意识行为表现，这些都是需要特别解释的重复现象中的例子。由于这些现象，弗洛伊德感到有必要彻底检查他的一些最基本理论。由此我们可以判断这些现象的重要性。一些新作家如芬尼切尔(Fenichel)(129)，库比(Kubie)(245)和卡桑宁(Kasa—nin)(223)，已经暗示了这个问题可能的答案。他们将这些行为看成是群决一个几乎不能解决的问题的反复的努力，这种努力有时会成功，但经常是失败。可以将这类行为比做一个无望地处于劣势但孤注一掷的斗士的情形，他一次又一次地从地上爬起来，但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击倒。简而言之，它们象是机体克服一个困难时所做的无望但却是不懈的努力。因此，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必须将它们考虑为应对性行为，或者至少是应对的尝试。这样看来，这些行为不同于简单的持续动作、宣泄或释放，因为后者不过是在完成来完成的行动，解决未解决的问题。
一个被屡次重复的、有老狼形象出现的故事所制服的儿童，往往在有些场合会再次提及这个问题，比如，这个问题可以出现在他玩耍，谈话的过程中，也可以出现在他所提的问题，编造的故事以及他的图画里。可以说，这个儿童是在消除这个问题的毒素或者减少它的刺激性。因为，重复就意味着熟悉、释放、宣泄，意味着克服困难，停止做出紧急反应，逐渐地建立起防御工事，试验各种控制方式并将成功地付诸实施等等。
我们可以期待强迫性重复将随者使这种强迫性得以出现的决定因素的消失而消失。但是，我们怎样来看待不消失的重复呢?似乎在这种情况中，控制的努力失败了。
显而易见，不安全的人的机体是不能够体面地服输的。他必然要继续再三尝试，虽然这样做可能毫无意义。这里我们可以引证德沃赛厄基纳(Dvsiankina)(367)和蔡加尼克(Zeigarnik)(493)关于不断重复未完成的任务，即未解决的问题的试验。最近的研究工作表明，只有涉及到危及人格核心时，即当失败意味着丧失安全、自尊、声望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时，这种倾向才会出现。这些试验给我们的论点加上一个类似的限定是合理的：当人格的某一基本需要受到威胁而机体没有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可以期待永久的重复，即不成功的应对。
具有一定表现性的持续行为和具有一定应对性的持续行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横跨一种单一类型的行为，而且还扩大了所有进一步划分出来的分枝类别。我们已经看到，在“表现性持续行为’或“简单的行为完成”这一大类别之中，不仅包括了释放和宣泄，而且很可能还包括运动肌的持续动作，激动的表现(既可能是愉快的也可能是不愉快的)，以及一般的观念运动倾向。要把下列现象包括在“重复性应对”这一大类中也是同样可能，甚至是富有成效的：悬而未决的屈辱感或受到侮辱的感觉，无意识的忌妒或羡慕，对自卑感的持续不断的补偿，潜在的同性恋者不由自主、持续不断的乱交，以及其它想解除威胁的徒劳努力。我们甚至可以提出，如果对概念进行适当的修正，那么对神经病本身，也可以进行这样的描述。
当然，有必要提醒我们自己，鉴别诊断(differential diagno-sis)的工作还仍然存在，也就是说，要问一下：某一个特定的人所做的特定的重复性的梦是表现性的，还是应对性的?还是两者兼而有之?进一步的例证可参见默里的列举(353)。
神经病的定义
现在一般都认为，典型的神经病无论是作为一个整体还是作为一种单独的神经病症状，都是典型的应对机制。弗洛伊德证明，这些症状有功能，有宗旨，有目的，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效果(直接的益处)；这是弗洛伊德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然而，许多症状虽然称为神经病症状，却也的确不是地道的应对性、功能性或有目的的行为，相反却是表现性的行为。仅仅将那些主要是功能性或应对性的行为称为神经病行为，似乎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引起更少的混乱，至于主要是表现性的行为则不应该称为神经病行为，而应当另加称呼(见下)。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可以区分两类不同的症状，即真是神经病的，也就是功能性的、有目的的或是应对性的症状，还是主要具有表现性的症状。如果一种神经病症状的确有一种功能，对病人起了一种作用，我们则必须假定这种症状能使这位病人有所好转。如果有可能使病人的真正的神经病症状消失的话，那么，从弹论上讲，他无论如何也是会受到伤害的。也就是说，他会以另外的方式陷入极度的焦灼状态，感到极度的心神不定。这可以恰如其分地比喻为将房屋立于其上的基石抽掉。如果房屋的确建立在这块基石之上，那么即使它已破碎不堪，远远不如其它石头，将它抽掉也仍然是十分危脸的。
但在另一方面，如果这种症状并非真是功能性的，如果它并未起某种至关紧要的作用，那么将它抽掉非但不会有什么害处，还能于患者有益。对于症状治疗的一种常见的责难正是基于这一点之上的，即：假设一种在旁观者看来是毫无用处的症状，实际上却在病人的心理机制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治疗者了解到它到底起什么作用之前，决不应该随便瞎治。
上述观点实际上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虽然症状治疗对真正的神经病症状显然是十分危险的．对只具有表现性的症状却没有丝毫的危险。后一种症状如果被解除，不会有任何严重后果，而只会于病人有益。这意味着症状治疗的作用，比精神分析学所乐于承认的要大得多(463，487)。一些催眠治疗专家和行为治疗专家都强烈地感到，症状治疗时危险一直是被夸大了的。
告诫人们一下，一般将神经病想象得简单一点也是颇有好处的。在任何一个神经病患者身上，都可以同时发现表现性的和应对性的两种症状。在它们之间进行区分就象区别先后一样重要。一位神经病患者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这种感觉通常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反应，患者正是试图借助于这些反应来克服，或者至少是忍受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这些反应是地道的功能性反应，但无能为力的感觉本身却主要是表现性的；它对患者毫无益处，患者从来希望事情会发展成这样。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原始的或者既定的事实，他除了作出反应之外别无它法。
灾难性的崩溃；无能为力
机体的所有防御性努力统统归于失败的情况是会偶尔发生的。原因不外有两种：或是外界的威胁过于强大，或是机体的防御能力过于弱小。
戈尔德斯坦(Goldstein)对大脑受伤的病人作了深刻的分析，第一次证明了应对性反应(无论多么微弱)和在不能进行应对或应对无效时所产生的灾难性崩溃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在病态的恐惧症患者身上，可以看到由此引起的行为。这种人不是陷进了自己所害怕的境况(260)，就是要对极其严重的创伤性经历作出反应(222)，等等。也许这在所谓患神经病的老鼠所表现出来的疯狂、混乱的行为中看得更为清楚(285)。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动物根本就没有神经病。神经病是一种有机的反应。它们的行为则毫无结构可言。
此外，灾难性崩溃另一种特点是没有功能，没有目的；换句话说，它是表现性的，而不是应对性的。因此，不应该把它叫做神经病行为，而最好是用些特殊的名称来描述它，如灾难性崩溃，行为紊乱，诱导性行为失调，等等。但克利(Klee)也有其它的解释．可以参考(233)。
这种必须同神经性的应对区别开的表现，还有另外一个例证。这就是人类和猴类在经受了一连串的失望、剥夺、创伤之后．有时所表现出来的严重的无能为力和气馁丧志。这种人可能会达到完全放弃一切努力的地步，主要是因为他们似乎看不到努力还有什么用处。例如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单是患精神分裂症的人来说，他们的冷漠可以被解释为无能为力或气馁丧志的表现，也就是说，被解释为放弃应对，而不是任何特殊形式的应对。冷漠作为一种症状当然可以同紧张症患者的暴烈行为以及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幻觉区别开。这些症状似乎是真正的应对性反应，因此似乎表明紧张症患者和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仍在争斗，尚存希望。这样，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临床上，我们都应预期他们会有较好的预后(prognosis)，有较大的康复可能。
一种有类似结果的类似区分，可以在久病不起、试图自杀的人身上和对轻微疾病作出反应的人身上看出。这里，对应对性努力的放弃再一次明显地影响了预后。
人体心理症状
我们所做的区分正在人体心理医学领域里应该特别有用。正是在这个领域，弗洛伊德过于天真的决定论造成的危害最大。弗洛伊德错就错在将“被决定”和“无意识地促动”两者等同起来，仿佛行为再也没有其它的决定因素了，例如，将所有的遗忘，所有的笔误和口误都看做是由无意识的动机所单独决定的。谁要是探究一下遗忘等是否可能有别的决定因素，就会被他斥为非决定论者。直到今天，还有许多精神分析学者除了无意识的动机之外，再也想象不出别的解释。这种观点在神经病学领域里还可以站得住脚，因为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神经病症状都确实有无意识的动机(当然也有其它决定因素)。
在人体心理学领域。这种观点却造成了不少混乱，因为很多相对来说属于人体的反应根本就没有目的和功能，也没有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动机。诸如血压高、便秘，胃溃疡之类的反应，更有可能是一系列复杂的心理和人体过程的副产品或附带现象。没有人会希望(至少没有人会一开始就希望)有溃疡，高度紧张、冠心病发作等等(暂不考虑间接受益的问题)。一个人所希望的——对外界隐瞒消极的倾向，压抑惹是生非的欲望，或者努力达到一种理想中的自我，这一切都只有付出身体上的代价才能得到。但这种代价总是出人意料的，肯定是不希望有的。换句话说，这类症状通常不会象一般神经病症状那样有直接的益处。
邓巴(Dunbar)的事故多发病例中的骨折现象就是个极好的例子。他们的匆忙、懒散、粗心草率、游民性格，当然使骨折更容易发生；但这些骨折现象是他们命中所定，而不是他们的目的。这种骨折起不了任何作用，没有任何益处。
可以暂且假定，有可能(即使这种可能性不大)将上述的人体症状怍为神经病的直接益处制造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按照它们的实际情况来加以命名，将它们称为变形表现(conversion)症状或者更笼统地称为神经病症状。如果人体症状是神经病过程中所意料不到的人体代价或附带现象，那它们最好被赋予另外的名称，如生理性神经病，或者象我们已经建议过的那样，称之为表现性人体症状。一个神经病过程的副产品不应当同该过程本身相混淆。
在结束这个论题之前，可以提一下最明显的表现性症状。这些症状是一种极其普通的有机状态，即压抑、健康、能动性、冷漠等的表现出来的或实际的部分。一个人如果受到压抑，那就是整个身心都受到压抑。便秘在这样一个人身上显然并非应对，而是表现(虽然很明显，它在另一位病人身上可以是一个应对性症状，即在一个拒绝排泄粪便的孩子身上，他以这种行为向讨厌的母亲表示无意识的敌意)。在冷漠中失去胃口、丧失语言功能，健康状态中的强健肌肉，或者感情不稳定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神经质等都是如此。桑塔格(sontag)的一篇论文(433)可以用来证明，对同一种人体心理紊乱可以做出各种互不相同的解释。这是一位妇女的病历报告，这位妇女患有严重的毁坏面容的面部痤疮。这种状况的最初出现以及分为三个周期的复发，都同由于性的问题所引起的严重的感情压力和冲突恰好重合。皮肤病在三个周期的发作，时机选择得恰好使这位妇女得得以避免进行性接触。可能是出于避免性问题的愿望，才在无意识之中煞费苦心地生出痤疮来；这或许也象桑塔格所认为的那样，是她对自己过失的自行惩罚。换句话说，它可能是一个有目的性的过程。要想根据内在的证据来确定这一点是不可能的；连桑塔格自己也承认．整个事情也有可能是一系列巧合。
然而，它也有可能是带有普遍性的机体失调的一种表现，这种机体失调涉及到冲突，压力、焦灼，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一种表现性症状，桑塔格的这篇论文有一个方面是不同寻常的。作者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类病例中的基本矛盾，即痤疮既可以被解释为表现性症状，也可以被解释为应对性症状，有两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大多数论者所掌握的资料并不比桑塔格多，但他们却放任自己沿着一个单一的方向得出了确定的结论，即在一些病例中确信是神经病症状，在另一些病例中则确信不是这种症状。
有必要提防将目的性强加给可能是出于偶然的事情。我想象不出比下面的病例更好的方法来说明这种必要性，不幸的只是我未能追踪到这一病例的来源。病例所涉及的是一位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他是一位结过婚的男子，因为暗地里同一位情妇发生着性关系而正在忍受着严重的负罪反应。他还报告说，每次去会过他的情妇之后都会生出严重的皮疹，不去会情妇倒也没有这种事。按照人体心理医学界的现状来看，许多开业医师都会把这当成神经过敏反应，因为是自我惩罚性的，所以也就是应对性的。然而检查之后却发现了一个没有那么玄乎的解释。原来患者情妇的床上生满了臭虫!
作为表现的自由联想
这同一种区别可以被用来进一步澄清自由联想的过程。如果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自由联想是一种表现性现象，而不是目的性、应对性现象，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自由联想之所以能为它之所为。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精神分析理论的庞大结构以及所有来自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和实践，几乎完全是以自由联想这种临床手段作为基础的；那么，这种临床手段至今很少受到严格检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几乎根本没有，就是连推测也寥寥无几。如果自由联想确实能促成或导致宣泄和顿悟，那我们也只能说，到目前为止还并不了解原因是什么。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检验一下罗夏(Rorschach)之类的投射实验，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较为容易地检验一个早已为人所熟知了的表现的例子。在这个实验中，病人所报告的感受主要是他自已观察世界的方式所采取的各种表现形式，而不是旨在解决难题的有目的、有功能的尝试。由于这里主要是一种无结构的状况，这些表现形式使我们得以就潜在的(或放射型的)性格结构做出许多推断。也就是说，病人所报告的感觉几乎完全是由性格结构所决定的，而几乎根本不是由外界现实对解决具体问题的要求所决定的。它们所体现的是表现，而不是应列。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要说自由联想不无意义，颇有用处，那么也同说罗夏试验不无意义，颇有用处的原因完全一样。此外，自由联想也同罗夏试验一样，在无结构状态中进行得最为顺利。如果我们将自由联想理解为主要是对于外部现实有目的的要求进行回避，这种现实要求机体屈从于处境的需要，在生活中不是遵循心灵的法则而是遵循肉体的法则；那么，我们就会明白适应问题为什么会要求有一种担负重任的态度(task orientation)。至关紧要的是什么有助于担负起重任。任务所提出的各种要求被用来作为组织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机体的各种能力都按一定的顺序进行排列，以便以最高的效率来解决外界提出的问题。
我们所说的有结构状态就是这个意思。在这种状态中，状态本身的逻辑要求有所反应并明确地表明了各种反应。无结构状态就大不一样了。它并不明确地要求提出这些，而不是那些答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外部世界是被故意地忽略了。因此，从得出一个答案同得出另一个答案一样容易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也可以说罗夏板(Rorscharch plates)是没有结构的。当然，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刚好是几何问题的对立面。在几何题目中，结构极为严谨，不管人们怎样思索，有什么感觉和希望，也只可能有一个答案。
现在，根本就没有什么罗夏板，除了对担负重任和应对的回避之外，自由联想也没有规定什么重大的任务；因此，它不光同罗夏实验有着相似之处，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患者终于学会了怎样正确地进行联想，如果他能够遵循医嘱，不加抑制(censor—ship)、不按现实逻辑地报告他的意识中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这种自由联想最终必然会表现患者的性格结构；随着现实的决定作用越来越小，对适应的要求越来越易于忽略，对患者性格结构的表现也就舍越来越明显。病人的反应于是便成了一种由内向外的辐射，而不再是对外部刺激物的反应。
于是，构成性格结构的各种需要、挫折、态度等等，会差不多完全决定患者在自由联想中所说的话。梦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必须将梦也看作是性格结构的表现，因为在梦中，现实和结构作为决定因素的作用比在罗夏试验中还小。痉挛，神经质的习惯，无意之中表真情的过失(Frendian slips)，以及遗忘都带有很大的功能性，但却又并非完全是功能性的；它们也进行表现。
这些表现的另一个作用是使我们可以越来越直接地看到性格结构。担负重任的态度，对难题的解决，应对，有目的寻求，这一切都属于人格具有适应性的外表。性格结构则更为远离现实，更受自身法则而不是物理和逻辑法则的支配，更为直接地与现实打交道，因此为了成功而必须遵循现实法则的，是人格的外表，弗洛伊德的自我(ego)。
从原则上讲，把握性格结构的方法是尽最大可能地将现实和逻辑的决定力量排除掉。安静的房问，进行精神分析用的躺椅，无拘无柬的气氛，精神分析专家和病人都对各自作为文化代表的责任置之不理，这一切要求都正是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当患者学会表达(express his words)，而不是应答(cope with his words)时，自由联想的效果就会一一出现。
当然，我们还面临着一个特殊的理论难题。我们已经知道，故意的、自觉的表现性行为会对性格结构本身发生一种反馈。例如，我常常发现，在经过适当选择的人中，要他们表现得仿佛很勇敢、很慈爱、很愤怒，最终会使他们真的勇敢、慈爱、愤怒起来。在这种治疗实验中，应该选择你觉得本身具备一定的勇敢、慈爱、愤怒，但却受到了压抑的人。这样，有意志的表现就会使整个人的面貌焕然一新。
艺术，作为独特人格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有很大的优越性，最后，也许应该就此说儿句话。任何的科学事实或理论都可以由别人提出，但只有塞尚才能画出塞尚的画。只有艺术家才是无法替代的。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科学实验都比一件有独创性的艺术品更受外界的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