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官方”科学的缺限和罪过。但是除了林德的卓越的分析外(282)，人们几乎一直忽视对于导致这些过失的根源的讨论。逸一章试图指明，传统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许多缺限的根源在于以方法中心或者技术中心的态度来解释科学。
方法中心就是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它的仪器、技术、程序，设备以及方法，而并非它的疑难、问题、功能或者目的。简而言之，方法中心将科学家混同于工程师、内科医生、牙科医生、试验室技师，吹玻璃工人、屎液分析家、机器看管人等等。在思考的最高层次上，方法中心体现为将科学与科学方法混而一谈。
过分强调技术
一味强调雅致、完善，强调技术和设备，往往造成这样的后果：减弱一个问题和一般刨造性的意义、生命力以及重要性。几乎每一个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学生都会懂得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无论一个实验实际上多么无足轻重，只要在方法上令人满意，它就很少受到批评，而一个大胆的、向理论基础挑战的问题，由于可能会遭到“失败”，常常尚未开始被检验就被批评所扼杀。的确，科学文献中的批评似乎通常只是对于方法、技术，逻辑性等的批评。在我熟悉的文献中，我想不起曾看过哪一篇论文批评另一篇论文无关紧要、过分琐碎或者意义不大。@
因此，逐渐增强的倾向是，学术论文的主题本身无关紧要，只要表达得好即可。一句话，论文无需再是对人类知识的新贡献。只要求博士研究生了解其趼究领域内的技术手段以及现成的积累资料。对于好的研究计划的重要性通常并不予以强调。结果，显然完全没有创造力的人也可能会成为“科学家。”
从较低层次来看，在高中和大学的理科教学中，也能看到类似的结果。学校鼓励学生将科学与确定的设备操纵方法以及菜谱中的机械程序联系起来——一句话，遵循他人的指导，重复他人的发现。人们无从得知科学家与技术员或者科学书籍读者的区别。
这些论点是很容易被误解的，我无意贬低方法的重要性，只是想指出，甚至在科学中，手段也很可能与目的混淆。应该强调，是科学的目标或者目的使方法显示出重要性和合理性。有作为的科学家当然必须关心自己的方法，但前提必须是它们能够帮助他达到自己合理的目的，即解决重要的问题。如果忘记这个，他就成了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整天擦眼镜但却不用眼镜的人。
方法中心论往往将技师、“设备操纵者”、面不是“提问者”和解决问题的人推至科学的统帅地位。我不想制造一个极端的不真实的分界线，但是，指出只知道怎样做的人和除此之外还知道为什么而做的人之间的区别却有可能。前者总是有一大批。他们必然是科学上的牧师，礼仪、程序或者仪式方面的权威。这种人在过去不过就是找点麻烦，但是，现在科学已成为国家和国际上的策略问题，因此他们也就可能成为一个有作用的危险因素。这种倾向无疑是危险的，因为外行理解操作者比他们理解创造者和理论家要省力得多。
方法中心的强烈倾向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过高看重数量关系，并且将它视作目的本身。这是因为，以方法为中心的科学过于强调表达的方式，而不是表达的内容。于是，形式的优美和精确便与内容的中肯和丰富对立起来。
持方法中心论的科学家往往不由自主地使自己的问题适合于自己的技术而不是相反。他们往往这样发问：用我现在掌握的技术和设备可以进攻哪些课题呢?而不是象通常应该的那样向自己提问；我可以为之奉献精力的是关键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不是如此又怎样来解释下面的现象呢：大多数平庸的科学家将毕生耗费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这个区域的疆界不是由关于世界的一个根本问题来划定而是由一件设备或者一种技术的局限性来划定的。④在心理学中，很少有人会体会到“动物心理学家”或者“统计心理学家”这些概念的幽默。它指的是那些只要能够分射使用自己的动物资料或者统计资料就不在乎它们是否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人。这最终会使我们想起那个有名的醉汉，他不在丢失的地方，而是在路灯下寻找钱包，理由是：“那儿光线好”。或者，使我们想起这样一个医生，他使自己的病人大为光火，因为他只知道一种治病的方法。用唯一的药方对付所有的疾病。
方法中心论的另一个强烈倾向是将科学分成等级。这样做非常有害。在这个等级中，物理学被认为比生物更“科学”，生物学又比心理学更“科学”，心理学则又比社会学更“科学”，只有依据技术的完美、成功和精确度，才可能设想这样一个等级。以问题为中心的科学是不会提出这样的等级的。因为根据它的观点，没有谁会认为在某种本质上，失业问题、种族偏见问题、爱的问题不如星体问题、钠的问题或者肾功能的问题重要。
方法中心论往往过于刻板地划分科学的各个部门，在它们之间筑起高墙，使它们分属彼此分离的疆域。当有人问J·洛布他究竟是神经病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心理学家还是哲学家时，他只回答说：“我解决问题。”假如科学界中有更多象洛布这样的人就好了。但是，我们迫切需要的这些特性却遭到这样一种哲学的明确的抵制和干扰．要使科学家成为技师或者专家，而不是成为富有冒险精神的追求真理的人，即，成为懂得什么而不是思考什么的人。
如果科学家们将自己看作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专业技术员，那么现在就会有一股洪流涌向最新的科学尖端，涌向那些我们本应了解最多然而实际上却了解最少的心理学和社会学问题。为什么很少有人涉足这些领域呢?从事心理学问题研究的科学家与从事物理学和化学研究的科学家的人数相差悬殊，这种现象到底是怎样产生的?让一千个头脑敏捷的人专注于生产更先进的炸弹(就算包括更好的青霉素)，或是让他们去研究和解决民族、心理治疗或者剥削的问题，两者哪个于人类更有利呢?
科学中的方法中心论在科学家与其他寻求真理的人之问，在他们理解问题和寻求真理各种不同方法之间制造了巨大的分裂。如果我们为科学所下的定义是寻求真理，顿悟和理解．关心重要问题，那么要将科学家与诗人、艺术家以及哲学家作个区分一定很困难。①他们关心的可能是同样的问题。当然最终还是应做一个语义学上的区别，但它必须主要以预防错误的方法和技术的不同为根据。然而，假如科学家与诗人，哲学家之问的界线不象当今这样不可逾越，这将显然有利于科学。方法中心论仅仅将他们归于不同领域，问题中心论将他们考虑为互相帮助的协作者。多数伟大的科学家的个人经历表明，后一种情况较前一种更接近真实。许多大科学家本身又是艺术家和哲学家，他们从哲学家那里获得的营养，不亚于从自己的科学同行那获得的营养。
方法中心与科学上的正统
方法中心通常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科学上的正统，后者相继制造一种异端。科学上的问题和疑难几乎不可能用公式来表达，将它们分类或者归入档案系统，过去的问题现在不再是问题，而是答案。将来的问题尚未出现。但是用公式表达过去的方法与技术并将它们分类则是可能的。于是，这些公式就被称作。科学方法的原则”。它们被奉为经典并罩上传统、忠实和历史的光环，因此往往成为对于今天的束缚(而不是仅仅具有启发和帮助作用)。在缺乏创造力、墨守成规和胆怯的人手中，这些“原则”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只按照先人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
这种态度对于心理和社会科学尤其危险。要做到绝对科学这道命令通常被解释为：要使用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的技术。这样，在许多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中间就出现了这样的倾向：不去发明创造新技术，而是模仿旧的技术。然而，他们的发展程度、研究的问题、他们掌握的资料与自然科学有本质的不同，因此新的技术是必不可少的。在科学中，惯例是个危险的“恩赐”，而忠实则是绝对危险的。
科学正统观念的危险
科学正统观念的一个主要危险是；它倾向于阻止新技术的发展。假如科学方法的原则已经公式化，那么剩下的事就是应用它们。新的方式方法必然是可疑的，它们常常受到敌视，比如精神分析，格式塔心理学，罗夏测验就是如此。遇到这样的敬意，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新的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所需要的同时并存、相互关联的逻辑推理和数学尚未发明出来。
一般说来，科学的发展是协作的结果。否则，有局限性的个人、怎能作出重要的，甚至伟大的发现?一旦没有了协作，发展往往突然停滞不前，除非出现某个不需要帮助的巨人。正统观点意味着拒绝帮助异端。既然正统和异端领域中都很少有天才，这意味着，只有正统科学能够持续地、平缓地发展。我们可以想见，异端观点在长期的令人厌烦的忽视和反对中受到阻碍，然后突然冲破障碍(假如它们是正确的)，继而变成正统观点。
方法中心论所滋养的正统观念还具有一种也许更为严重的危险性：它对于科学的范围加以越来越多的限制。正统观念不仅阻挡新技术的发展，它还往往阻挡许多问题的提出，根据是，人们满可以认为这样的问题用现有技术不能解决，比如，关于主观的问题，关于价值以及关于宗教的问题。正是这种愚蠢的根据导致了那种没必要的认输，那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和那个“非科学问题”的概念，仿佛有什么我们不敢问，也不敢解答的的问题，的确，任何读过并且懂得科学历史的人，不敢谈论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且会谈论尚未解决的问题。依照后一种说法，我们的行动就有了明确的动力。它会推动我们进一步发挥独创性创造力。若按照当前的科学正统观念来行事，即，心里装着这样的问题：我们用科学方法(我们了解的)能干些什么?我们就会走向反面，自愿作茧自缚，退出人类兴趣的广阔领域。这种倾向会走向令人难以致信的危险的极端。
最近，议会试图建立一个全国研究基金会，在讨论中，竞有许多物理学家建议，所有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得享受基金会的利益。理由是，这些学科“不够科学”。假如不是由于单纯尊重成功的高精尖技术，完全忽视科学的提问的本质，以及它来源于人类价值观和动机这个事实，那么，还会有什么原因来提这样的建议呢?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应该怎样解释我的物理学家朋友们的这种以及其他类似的嘲弄呢?我应该使用他们的技术吗?但它们对于我的问题毫无用处，也不能使心理学难题得到解决呢。或许这些问题不应该得到解决?要不，科学家应该完全退出这个领域，把它还给神学家?或者，也许存在某种从个人偏见出发的嘲笑吧?那么，它是否暗示心理学家愚蠢而物理学家聪明?这种本身并不可能的说法的依据是什么?是印象吗?那么，我必须谈淡我的印象，哪个科学团体中都有蠢人，谁也不比谁多，不比谁少。哪种印象更有根据呢?
我认为只能说他们暗暗将技术置于首要位置——也许只给技术以这样的位置，否则，我实在找不到其他可能的解释。
以方法中心为根基的正统观念鼓励科学家保持“安全、明智、稳妥”，而不是“大胆勇敢”。它使科学家的事业仿佛是在平坦的路上一寸一寸向前移动，而不是在未知领域中开辟新径。它使人对于求知事物持保守而不是进取的态度。它往往使科学象成为定居者，而不是开拓者。
科学家的恰当位置(至少间或)是处于未知、浑沌、朦胧之中，面对难以应付的神秘的尚未被表达清楚的事物。注意问题的科学每当需要时，就让他处于这样的位置。注重方法的态度却使他不会处于这个位置。
过分强调方法和技术促使科学家认为(1)他们比自己的实际状况更客观，更少主观；(2)他们不关心价值。方法在道德上是中立的，疑难和问题则未必如此，因为它们迟早会招致关于价值的难以调解的争论。回避价值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不强调科学的目标，而强调科学的技术。的确，科学方法中心倾向的一个主要根源似乎可能就是竭力追求尽可能的纯客观性。
但是，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看到，科学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并且也不可能是绝对客观的，科学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人类的价值。而且，科学是否应努力作到绝对客观(而不是人类可能达到的客观)，甚至也很值得讨论。本章和前一章中列举的所有错误证明了忽视人性的缺点的各种危险。神经病患者不仅为其徒劳的努力付出具大的主观上的代价，是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思想能力同时渐渐变得越来越差。
由于这种想象中的对于价值的独立，价值的标准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假如方法中心论哲学非常彻底(实际上它们很少如此)，假如它们完全始终如一(实际上它们不敢这样，因为它们害怕得出明显愚蠢的结果)，那么就不会有办法区别重要试验与不重要的试验，而只可能有技术上成功和技术上糟糕的试验。①如果只使用方法标准，最无价值的研究就能要求受到与最富有成效的研究同样的重视。当然，实际情况并没有这样极端，这只是因为使用了不同于方法中心的尺度与标准。虽然这种错误很少以明显的形式出现，但是它的确经常以不太明显的方式存在。科学历史中充满了证明这一点的实例：不值得做的事情也不值得把它做好。
假如科学不过是一整套规则和程序，那么它与国际象棋、炼丹术、牙科医生的行业以及防护学(umbrella010gy)又有什么区别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