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究竟是怎么了，竟会把胡言乱语也当成妙笔生花？
科学知识分子与人文学者
蒙特·卡罗发生器能够带领我们更接近人文领域。科学知识分子和人文学者之间的分野越来越明显，终于爆发所谓的“科学论战”，使得文科的非科学研究者与文学素养相当的科学知识分子相互对垒。20世纪90年代在维也纳，这两种取向开始分道扬镳，当时一群物理学家认为，由于科学的长足进步，可以开始在属于人文学科的领域取得一席之地。依他们的看法，社会科学的思维中可能隐藏着许多文辞华丽的胡言乱语，除了在文学和诗歌等领域之外，他们希望把思想从华而不实的修辞中抽离出来。
他们将严谨的态度引进知识生活，坚称一项陈述只可能归属于两个范畴：演绎法或归纳法。前者就像“2+2=4”，也就是根据定义精确的公理架构（axiomaticframework）而来，结果无可争辩。后者是指能以经验、统计等某种方式予以证实的陈述，例如“西班牙今天下雨”或“纽约人普遍粗鲁无礼”。除此之外，其他都属无价值的渣滓，用音乐来替代形而上学可能都要好得多。毋庸赘言，归纳的陈述可能很难证实，甚至不可能证实，我们在谈黑天鹅问题时会说明这件事。而当经验论带给一个人信心的时候，可能比其他任何形式的垃圾还糟。不过，请知识分子为他们的陈述提供一些证据，这不失为好的起点。维也纳学派（ViennaCircle）是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波普尔、卡尔纳普（Carnap）等人提出各种观念的发祥地。不管他们的原创观念可能有什么价值，这些观念对哲学和科学实践的影响很大。它们对非哲学领域的影响也正开始显现，只是速度非常缓慢。
要区分科学知识分子和人文学者有一个方法：科学知识分子通常能够辨别其他人的著作，但人文学者则无法区分科学家和能言善道的非科学家两者的作品有什么不同。当人文学者开始使用科学界的术语，例如“测不准原理”、“哥德尔定理”、“平行宇宙”（paralleluniverse）或“相对论”，不管是断章取义还是使用了截然相反的意义，上述的现象都更为明显。建议读者阅读索卡尔（Alan Sokal）所著的讽刺作品《知识的骗局》（FashionableNonsense），就可以了解这件事。我在飞机上读这本书时笑个不停而且笑得很大声，引来其他乘客的指指点点。只要在文章后面列一堆所谓的科学参考文献，就可以让人文学者相信你写的是科学著作。
对科学研究者而言，科学必须要求推论的严谨，不是随随便便把广义相对论或量子不确定性（quantumindeterminacy）列为参考文献就可以。这种严谨可以用普通英文来表达。科学讲究的是方法和严谨，在最简单的散文体文章中都可以发现它的踪影。比方说，读道金斯（RichardDawkins）的《自私的基因》（Selfish Gene）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虽然书内没有一条方程式，读来却好像是从数学的语言翻译过来似的，然而它仍是优美的散文体。
随机的作品
随机性对事情的帮助可能很大。要区分天花乱坠的人和真正的思想家，还有另一种更为有趣的方式。有时你可以用蒙特·卡罗发生器复制某样东西，让人以为那是文学作品；但是你却不可能用随机的方式写出一篇科学作品。词汇可以随机组成，但真正的科学知识却没办法。这是人工智能图灵测试的应用，只是方向相反。什么是图灵测试？图灵（AlanTuring）是位才华横溢的英国数学家，倜傥不群，也是计算机的开路先锋。他提出以下的测试方法：如果计算机能够骗到一个人，使他相信它是另一个人，那么计算机便可以说具有智能。反过来说也正确：如果我们能用计算机复制一个人的言辞，并且使人相信那是人写的，那么我们可以说那个人没有智能，因为计算机是不具智能的。
我们能以完全随机的方式，产生一篇作品，让人误以为那是德里达写的吗？
答案似乎是可以。除了索卡尔恶作剧地写了一篇胡言乱语，并成功发表在某著名的期刊上之外，蒙特·卡罗发生器的设计，也可以写出这类文章和完整的论文。输进“后现代主义学者”的文章，它们能以称做递归文法（recursivegrammar）的一种方法随机组词，产生文法上无懈可击，但完全没有意义的句子，听起来就像德里达或帕格利亚（Camille Paglia）等人讲的话。由于人文学者的想法含混不清，很容易被随机性所骗。
澳洲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有台巴哈（AndrewC. Bulha）制造的达达引擎（Dada Engine）。我用这台引擎产生一些文章，包含如下的句子：
然而拉什迪（Rushdie）的作品，主题并非如现实的辩证典范所以为的属于理论，而属于一种前理论（pre-theory）。论述的新语义学典范之前提，反讽地暗示了性别认同意义重大。
许多叙事认为作者的角色是可见的观察者。我们可以说，如果文化叙事（culturalnarrative）成立，我们必须在叙事的辩证典范和新概念马克思主义（neoconceptual Marxism）之间做一选择。萨特对文化叙事所做的分析指出，社会矛盾性地具有客观价值。
因此表述的新辩证典范之前提暗示，如果真实与意识有所区别，意识或可用来强化阶层结构，否则，我们可以假定语言具有内在意义。
有些商业言辞就属于这一类，只是没那么优雅，而且所用的语汇没那么文绉绉。我们可以用随机的方式，仿真贵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言谈，用以确定他说的话是真具有价值，或者只是经修饰后的胡言乱语。怎么做？从下段的文字中选出5个词组，然后加入最少的字，把它们连接起来成为符合文法的言谈。
我们关注顾客的利益／未来的道路／员工是我们的资产／创造股东的持股价值／我们的愿景／我们的专长在于／我们提供交互式的解决方案／我们将自己定位于这个市场／如何对顾客提供更好的服务／长痛不如短痛／长期而言我们将获得报酬／我们发挥己长，并且改善缺点／勇气和决心将战胜一切／我们致力于创新和科技／快乐的员工有生产力／致力追求卓越／战略性计划／我们的工作伦理。
如果听起来很像贵公司老板不久前说过的话，我建议你换个新工作。
随机性之美
有些时候，我喜欢被随机性愚弄。面对艺术和诗词时，我对无聊呓语和满篇荒唐之言的反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方面，我在行为举止上像个真正的过度现实主义者（hyper-realist），努力寻找运气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我沉溺在各式各样的个人盲目崇拜中，却不感良心不安。我是以什么为标准区分两者？答案是美学。有些美学形式能够拨动我们的心弦，不管它们是否起源于随机关联或者只是纯粹的幻觉。人的基因中，有某些东西会被语言的模糊和含混深深感动，那么，为什么要去抨击它？
我对诗和语言的爱好，起初受到文字接龙（ExquisiteCadavers）连诗游戏的压抑。这种游戏能以随机的方式，构成有趣的诗句。把够多的字放在一起，根据组合法则，就会产生奇特且发音美妙的隐喻。我们不能否认，其中一些诗句美妙绝伦。如果它们能够满足我们对美的喜好，那么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又有什么关系呢？
现代文学评论家把文字接龙游戏的起源，归因于战后人们心情沉郁，想要逃避现实。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布雷顿（AndréBreton）、艾吕雅（Paul Eluard）等一群超现实主义诗人聚集在咖啡馆玩下列游戏：在一张折起来的纸上，依序轮流写下一个句子中预定的成分，但彼此不知道别人写了什么词。第一位挑个形容词，第二位写下一个名词，第三位写下动词，第四位写形容词，第五位写名词。这种随机和集体组合的文字游戏，首先公开发表的诗句是：
文字接龙应该喝新酒（Les cadavres exquisboiront le vin nouveau）。
很动人吧？用法语发音更有诗意。许多感人的诗句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有时则借助于计算机。但不管是以随机方式产生，或者绞尽脑汁完成的，诗除了内容的寓意之美外，其他很少有人去计较。
无论诗是以蒙特·卡罗发生器产生出来，还是从小亚细亚盲人的嘴里吟唱出来，语言都具有带来愉悦和慰藉的力量。为了测试它在知性上的效度，而把它转译成简单的逻辑论点，将或多或少剥夺它在这方面的力量。翻译过的诗显得十分枯燥乏味。历经日常使用的严肃考验，不遭破坏而留存下来的神圣语言，可以用来说明语言扮演的重要角色。闪族宗教，包括犹太教、伊斯兰教以及原始的基督教都了解这一点：必须避免为了日常使用之便而将语言合理化，也应该避免被方言所破坏。40年前，天主教会把仪式和礼仪从拉丁文转成各地语言。我们可以说，由于这种做法，导致宗教信仰滑落。突然之间，宗教被人以知识和科学标准加以评判，而不用美学的标准去评判。
以上所说和谈随机性的著作有什么关系？人天生需要一片小天地，经济学家往往利用深奥难懂的方式，以求完全逃避现实，现在却也开始了解，叫我们动起来的东西，不见得是身体里面管计算的部分。面对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我们不需要那么理性、那么讲究科学。只有在可能伤害我们、危及我们生存的状况中，才需要那么做。现代生活似乎诱导我们做出完全相反的事情：面对宗教和个人行为等事物时，我们变得极其务实和理智，面对市场和受随机性影响的事物时，却失去理性。
我有一些同行，他们很理性，不了解为什么我喜爱波德莱尔（Baudelaire）或卡内蒂（EliasCanetti）、博尔赫斯（Borges）、圣琼·佩斯（Saint-John Perse）等诗人的诗。他们沉迷于聆听电视“大师”所做的“分析”，或者听信开豪华轿车的邻居报出的明牌，买进自己根本一无所知的公司股票。维也纳学派在扬弃黑格尔式满纸废话的哲学时表示，从科学的观点而言，它是垃圾，从美学的观点来说，它比不上音乐。我则认为，看波德莱尔的诗，远比收看CNN新闻或听威尔一派胡言要愉快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