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儿可能会聆听——将愚蠢与智慧结合，而不是反过来做——我们去哪里寻找发现的箭头——试错法的证明
由于一系列的偏见，历史学家格外青睐副现象和其他虚幻的因果关系。要了解技术的历史，你需要非历史学家或思维框架正确的历史学家来说明，历史学家必须观察科技如何形成，而发展出自己的观点，不能只读相关的叙述。我前面提到了特伦斯·基利，他是一个实践科学家，揭穿了所谓的线性模型的神话。 [32] 一个重视实践的实验室科学家或工程师一定会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生产，比如医药创新或者喷气发动机的制造，因此可以避免陷入副现象，除非他在开始实践之前已经被洗脑了。
作为目击者，我见过的很多证据都足以证明，有些结果与学术科学毫无关系，它们是自由探索推动进化的结果，只不过被人披上了“学术”的外衣，被冠以“学术”之名。
表15–1 各个领域教鸟儿如何飞行的效应：教科书归因错误的实例
| 领域 | 鸟类飞行课上鼓吹的起源及发展 | 真实的起源及发展 |
| 喷气式飞机 | 物理学家（被斯克兰顿揭穿） | 不了解“为什么会这样”的自由探索式工程师 |
| 建筑 | 欧几里得几何和数学（被博茹昂揭穿） | 启发法和秘诀（协会） |
| 控制论 | 诺伯特·维纳（被明德揭穿） | 程序员“维基方式” |
| 衍生工具公式 | 布莱克、肖尔斯、脆弱推手默顿（被豪格和塔勒布揭穿） | 交易员和执业者，雷格诺德、巴舍利耶、索普 |
| 医药 | 生物学理解（被一系列医生揭穿） | 运气、试错、其他医药的副作用，有时甚至是有毒的（芥子气） |
| 工业革命 | 知识的增长，科学革命（被基利揭穿） | 冒险者、业余爱好者 |
| 技术 | 正式的科学 | 技术、商业 |
早在我知道表15–1的结论之前，也就是其他学者揭穿教鸟儿如何飞行的效应的真相之前，我注意到这个问题约在1998年，某一天，我与如今已故的弗莱德一同在芝加哥的一个餐厅用餐，弗莱德是一位经济学家，但也是一名真正的、善于思考的绅士。他在当地一家证券交易所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当时他需要给一些新的、复杂的金融产品提出建议。由于我对此颇有研究，并就所谓非常复杂的“奇异期权”出版了一本教科书，因此他希望我给他一些意见。弗莱德认为，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将非常大，但他有点儿不明白，“那些交易员如果不懂吉尔萨诺夫定理的话，该如何处理这些复杂的奇异期权”。吉尔萨诺夫定理在数学上非常复杂，在当时只为少数人所知。可是，我们谈及的是场内交易员（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见），他们肯定会把吉尔萨诺夫当作某种伏特加品牌。做交易的人通常没有受过很多教育，如果他们能正确地拼出自己所在街道的地址，那就可被视为教育程度过高了。弗莱德抱有一种纯粹是副现象的印象，认为交易员要确定期权价格，肯定数学学得很好。事实上，在我听说过这些深奥的定理之前，就已经通过试错法和听取有经验人的意见，摸清如何进行这种复杂的交易了。
然而，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没有人担心那些不懂空气动力学定理或不会解运动方程式的孩童们学不会骑自行车。那么，为什么弗莱德不能把这个观点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呢？难道他没有意识到那些只需对场内供需做出反应、只知道努力赚钱的芝加哥场内交易员根本不需要了解吉尔萨诺夫定理，就像黎凡特露天市场的开心果小贩无须懂得解一般的平衡等式就能为自己的产品定价一样？
有一分钟的时间，我怀疑自己是生活在另外一个星球上。或者弗莱德的博士学位和研究生涯导致他无视常识，或奇异般地丧失了这种常识——又或者说，缺乏常识的人才有动力和兴趣在经济学的虚幻世界中追求博士学位。这是不是选择性偏见？
我觉得我有了一个新发现，并感到非常兴奋，但也意识到，如果要寻找一个人帮我证实这个观点，那么他必须同时是一个实践者和一个研究者，而且是先进行实践再开始进行研究的。这样的人我只认识一个，也就是从交易员改行做研究员的埃斯彭·豪格，豪格也曾观察到相同的机制。像我一样，豪格在交易所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继续求学并获得博士学位。我们一拍即合，马上开始就期权定价公式的来源展开了调查：人们以前用过类似的公式吗？它是源于我们能够驾驭的学术公式，还是来源于试错法驱动的（如今的学术界大大地剥夺了试错的机会）反脆弱性进化过程？我在芝加哥做场内交易员时就注意到了一些蛛丝马迹，比如我观察到，资深交易员都拒绝接触数学公式，他们使用简单的启发法，并声称：“有本事的人可不用表格。”这里的“表格”指的是电脑中输出的复杂公式和计算。然而，这些人生存了下来。他们的定价比那些公式计算出来的还要精准且有效，最佳价格往往一目了然。比如，他们的定价考虑到了如何应对极端斯坦和“长尾”，而这些情况往往是标准公式所忽略的。
豪格感兴趣的问题有时与我不同：他着迷于金融课题，希望能收集金融从业者过去写的论文。他称自己为“收藏家”，甚至以此作为自己的签名，因为他还去收集一些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期权理论的文章和书籍，由此我们对历史有了一个非常准确的了解。让我们兴奋的是，我们的证据一再证明，交易员的推理比公式有效得多。他们的推导方式比公式的出现早了至少一个世纪。至于这些方式的来源，当然是源于自然选择、生存智慧、师从经验丰富的从业人员，以及自身的经验。
交易员的交易→交易员发现技术和产品→学术界的经济学家发现公式，并声称交易员在使用它们→新的交易员相信了学者的话→事情搞砸了（因为理论引起的脆弱性）
我们的研究论文完稿近7年，才得以在一本经济学学术杂志上发表——在此之前，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它成为经济学历史上下载次数最多的论文，但在前几年的时间却几乎无人引用。没有人想蹚这趟浑水。
实践者是不写文章的，他们只会放手去做；飞鸟果然会飞，但那些教导它们飞行的人，正是写故事的人。所以不难看出，历史实际上是由失败者撰写的，他们有大把的时间，学术地位也得到保护。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无意中获得了如何炮制思想叙述的第一手材料，因为我们有幸看到了另一次公然的知识偷窃。当时，我们得到了受人尊敬的《计量财务百科全书》的邀请，发表我们作为期权从业者的观点。所以，我们将我们的上一篇论文结合自己的体验写了一篇文章。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杂志历史版的编辑——巴纳德大学的一位教授竟然擅自修改我们的阐述，结果正好被我们发现。这位经济思想史学家改写我们的故事，以至于削弱了甚至扭曲了我们的观点，他改变了知识形成的箭头方向，这就是科学史的形成过程。这个人坐在巴纳德大学的办公室里，对我们作为交易员的所见所闻指手画脚——竟然要求我们按照他的逻辑推翻我们自己亲眼所见的东西。
此外，只要在思想史中运用些许逻辑和实证思考，摆脱教育的洗脑，就可以注意到类似的反知识形成过程。例如，脆弱推手、伯克利教授马克·鲁宾斯坦在他写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书中，将20世纪80年代（当时我刚从事交易员工作）金融从业者非常熟悉（而且往往以更复杂的形式）的技术和启发法归功于金融学教授所发表的文章。
不，我们并不是把理论付诸实践。我们是在实践中创造出理论。这就是我们的故事，读者很容易从这个故事和类似的故事中推断出，大家普遍混淆了这两者的关系。理论其实是解决问题后的产物，但不能反过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