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在一条船上
希腊语是一种十分精确的语言，它有一个专门的词“Synkyndineo”（风险共担），作为“风险转移”的反义词，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共同承担风险”，这也是海商法的原则之一。 [6]
《使徒行传》记载了圣徒保罗搭乘一艘货船从塞顿前往克里特岛和马耳他。途中，他们遇到了风暴，“留下足够的口粮之后，他们把剩余的粮食扔到海里，以减轻船的重量”。
尽管他们扔下去的是某个商人的货物，但是船上所有的商人都会平摊这个商人的损失，而不会让他独自承担。他们遵循的是可以追溯到至少公元前800年的罗得岛法律中的一项规定，这部法律源自爱琴海上著名的商业城邦罗得岛。这部法律的原文已佚，但其精神至今仍被援引。它规定了出现上述情况时，意外事件所带来的风险和损失应当由全体成员平摊，而不应考虑某一个人的具体责任。《查士丁尼法典》是这样表述这个原则的：
援引罗得岛海事法的规定，为减轻船舶重量而抛弃商品造成的损失必须由全体受益者共同承担。
同样的风险共担机制还适用于穿越沙漠的商队，如果途中有商品被盗或不慎丢失，所有同行的商人就都需要分担损失，而不会让失主一人承担。
Synkyndineo这个词被古籍经典大师阿曼德（Armand D’Angour）翻译成拉丁语的compericlitor，因此，如果要把它翻译成英语，它应该是compericlity，而它的反义词，也就是罗伯特·鲁宾玩的风险转移勾当，应该用incompericlity一词来表达。
下面，我们将从“风险共担”的角度出发，谈谈几种违背该原则的案例。
对别人的书评头论足
有一次我在电视上宣传我的新书，却在演播厅里陷入了尴尬，当时我和另外两名记者以及一位主持人一起进行圆桌讨论。那天的话题是关于微软公司的（那时候的微软公司可谓如日中天），在场所有人包括主持人在内，大家依次发言。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并不持有微软公司的股票，也不持有该股的空头（使我在微软股票下跌时获利），所以对微软的股票我无话可说。”（我提醒读者回忆我之前的告诫“别告诉我为什么，你只要告诉我你自己买什么股票就行了”）听到我的发言，他们面面相觑，一脸的迷惑不解，他们总以为根据回避利益冲突的原则，记者是不能谈论自己持有的股票的，却从来没有从“风险共担”的原则出发，想过不能谈论自己没有的股票。更糟糕的是，记者总是喜欢对自己根本不知道的东西评头论足。记者本应是公正的“法官”，而实际却是……好在现实世界和《冈比西斯的审判》所描绘的场景不同，不会有人用“不公正”记者的皮去做椅垫。
对某一股票“评头论足”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出于自己的喜好而买入某一股票，然后对其发表评论（这相当于主动披露自己的持股情况）——对产品最有力的宣传是用户的口碑 [7] ；另一种是买入某公司的股票，然后大肆宣传该公司的价值，以期把股票高价卖出去，这就是所谓的市场操纵行为，当然也是一种利益冲突。我们不允许记者讨论自己所持有的股票，其实就是为了防止这种市场操纵的情况，这样做当然是对的，但是其导致的另外一个后果是，我们由此把记者的切身利益从“风险共担”中排除出去了。本书的一个观点是，市场操纵以及利益冲突相较于给别人糟糕的投资建议而自己又免责而言，前者对社会的危害更小。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旦记者被排除在“风险共担”之外，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就会照搬其他记者的观点，这就会形成单一思维和集体臆想，由此加剧市场动荡。
一般来说，“风险共担”或多或少会导致“利益冲突”。我想要说明的是，前者比后者更重要。如果一个人承受着某一股票下跌的风险，那么在充分披露其持股信息的情况下，他鼓吹这只股票的投资价值也无可厚非。
短暂的就医经历
对于医生而言，其实并不存在安泰俄斯那样的问题。 [8] 医生尽管有科学的辅助，但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以其学徒经验为基础的，就像工程师一样，基于实践经验而不是依靠实验和理论。经济学家开口说话之前，总是先说“假设……”，然后创造出许多奇怪的理论，医生可绝对不能那样做，他不能在假设的情况下给病人用药。除了将客户与供应商割裂开来的代理人制度之外，“风险共担”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各行各业。但是，如果我们把医生置于一个由监管部门确定规则的“风险共担”之中，反而会给病人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因为这种监管规则会鼓励医生把不确定性由自身转移到病人身上。
法律体系和监管措施，很可能将医生置于错误的“风险共担”之中。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问题在于对医生的考核标准上，其实每种量化的考核标准都可能演变成为数字游戏，比如在之前提到的例子中，单纯考核胆固醇指标会让医生走极端。我们再来看一个更现实的例子，假如我们用癌症病人的5年存活率作为考核医生和医院的指标，那么医生每天面对病情各不相同的病人时就需要不停地思考：应该给他用哪种治疗方式呢？比方说，激光手术和放疗都能被用来治疗癌症，前者的精度高，而后者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对人体的正常细胞造成伤害，医生需要权衡这两种治疗方法，从统计数字上来看，激光手术在5年存活率指标方面不如放疗，但是后者会在随后的周期内诱发新的肿瘤，从而导致癌症病人的20年存活率低于激光手术。由于考核指标是5年存活率而不是20年，这样就可能会激励医生更倾向于选择放疗。
医生很可能根据自己的考核指标，而不是病人的实际情况，决定给病人实施“次优方案”来转移自己面临的不确定性。
现行制度迫使医生将风险从自身转移给病人，或者从现在转移至将来，抑或从较近的将来转移至更远的将来。
你需要记住，当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尽管他有权威的举止，但其实他身处脆弱的境地。他不是你，也不是你的家人，他不会因你的健康状况恶化而感到痛苦。他本能的动机只有一个，那就是避免可能对他的职业生涯造成灾难性影响的官司。
还有些考核指标可能会置你于死地。比如，你去看一位心脏病专科医生，他发现你所面临的风险相对来说比较温和，也就是说你目前的状况还不会很快患上心血管疾病，或者情况尚未恶化到令人担忧的地步（这种情况呈现出非常强的非线性特征：被诊断为糖尿病或者高血压的潜在高危人群有90%的指标接近正常人，而不是接近于糖尿病或者高血压患者）。但是医生迫于某种压力仍然会对你进行治疗，以规避潜在的诉讼风险，从而更好地保护自己。这是因为如果病人在就医几周之后死亡（当然这种概率很低），医生就会因疏忽而被起诉，理由是没有及时给病人开出对他有效的他汀类药物以预防他发病，其实他汀类药物究竟是否有效尚存疑问。实际上，医生甚至可能知道他给你开的他汀类药物是有害的，因为药物一般都会带来长期的副作用。但是制药公司已经成功地使人们相信那些尚未明确的副作用其实是无害的，而正确的预防方法是把那些尚未明确的副作用当作潜在的危险来处置，而不是选择忽略。事实上，除了部分确实病征很明显而且病得很重的人，给病征不明显的人使用长期副作用尚不明确的药物是弊大于利的（这么做与其说是预防病人的健康风险，不如说是预防医生的法律风险）。遗憾的是，药物副作用的长期风险通常是隐蔽的，它们会在很长时间以后才给病人造成影响，但是对于医生来说，法律风险却可能近在眼前。这其实与罗伯特·鲁宾转移风险的把戏如出一辙，都是推迟风险的发生并使它在表面上看起来不存在。
我们有办法降低医学领域的非对称性吗？答案是没有直接的方法。我在《反脆弱》以及其他专业场合曾经提出过一种解决方法，那就是在患者病得不重的时候不要接受治疗，而是在遇到“尾部风险”，也就是确诊患上重病的时候才寻求医学帮助。但问题是“病得不重的人”远远多于“身患重病的人”，而且前者的预期寿命更长，也就有可能长期服药，因此制药公司显然有十足的动机把注意力放在健康人身上（重病患者吃药的时间短，而死人根本就不吃药）。
不过总的来说，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医生和病人都是亲身参与“风险共担”的。然而，监管者没有参与其中，他们才是医疗体系运转不畅的罪魁祸首。整个地球现在到处都是监管者，在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项事业、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中，监管者从来都是灾难的根源。
这一章我们从商业和道德两个角度讨论了代理人问题和风险共担，我们还介绍了适用规模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要深入探讨隐含的非对称性问题——它已经制造了大量的洪水猛兽。
[1] 这句话的原文是Ipsi testudines edite, qui cepistis。
[2] 这句话出自古罗马诗人贺瑞斯（Horace，公元前65—前8年），“过于夸赞必是急于摆脱”。
[3] “加拉尔”，在阿拉伯语中是风险、危险、不确定性和机会的意思。——译者注
[4] 有人认为，当年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民族自治政策仍然不够彻底，按照小说家拉菲（Raffi）的观点，如果执行更彻底的民族自治，1890年和1915年发生的针对亚美尼亚人的暴行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5] 阿盟秘书长阿穆尔·穆萨对我提出的“扎紧篱笆才有好邻居”的演讲感到震惊，他甚至认为我所提倡的“部落自治”是一种冒犯。逊尼派主导的阿拉伯国家广泛提倡建立“部落自治”，奇怪的是，这些部落领袖一旦变得有钱就离开部落去瑞士买房子。当你是多数派的时候，你总是倾向于鼓吹普世主义。他们还会轻易地指责你是种族主义者，只要他们听到你有哪怕很轻微的一点儿支持部落自治的言论。而“种族主义者”这个称谓在中东似乎已经“贬值”了，你会发现反对库尔德独立的伊拉克人和寻求独立的库尔德人都相互指责对方是种族主义者。
[6] “今日生死与共者皆为兄弟。”（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
[7] 用户的反馈是对产品更可靠的评价。我买过一辆特斯拉电动车，因为我的邻居买了特斯拉以后赞不绝口（他自己亲身参与了“风险共担”），几年过去了，他对特斯拉的热情仍未减退，我由此确信这辆车值得购买，对于产品营销来说，多少钱的广告都不如用户的口碑有效。
[8] 这里指像安泰俄斯脱离大地母亲一样脱离实际情况。——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