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失厌恶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真正重要的不是一个人有或没有什么，而是他害怕失去什么。
你潜在的损失越大，你就越脆弱。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发现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似乎都很害怕输掉一场辩论。几年前，我注意到有4位诺奖得主的经济学家，居然很在意我（一个小小的交易员）公开将他们称为骗子。他们为什么如此在意？你在一项事业中爬得越高，你就越会感到焦虑不安，因为在辩论中输给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人，会比输给一个炙手可热的人，更能暴露你的弱点。
只有在某些情况下，位高权重才会给你带来更大的自由，但也可能使你更脆弱。你可能以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是美国最有权力的人之一，但事实上备受尊敬的戴维·彼得雷乌斯却比一名卡车司机还要脆弱，他甚至都不能有婚外情。你手握许多人的生杀大权，但你仍是一个奴隶。整个美国的行政体系都是按照这个原则设计的。
君士坦丁堡的余晖
在上述体制中，那些高高在上的公众人物其实是被体制控制的奴隶，他们要面对的往往是专制制度下的君主。
当我写作本书时，几股势力之间的冲突刚刚初露端倪，其中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现任领导人（现代国家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领袖，有的只是一些夸夸其谈的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角力。很明显，除了普京，其他领导人随时会遭到同党的暗算，因此要对每一份声明字斟句酌，尽可能地减少被新闻媒体误解的可能性。站在他们对面的普京有大把的钞票，普京在公众面前营造出一副“老子不在乎”的姿态，这反而使他赢得了众多的追随者和支持者。在这场冲突中，普京就像是对抗奴隶的自由公民。那些奴隶不仅需要让他们的决定符合委员会决议、议事规则和机构章程，而且要同时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
普京的态度使他的追随者痴迷，尤其是黎凡特地区的基督徒——这一地区的东正教徒更是欢欣鼓舞，人们仍然记得当初正是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派舰队来此巡弋，迫使奥斯曼帝国当局允许贝鲁特的圣乔治大教堂在沉寂多年以后再次鸣响了钟声。叶卡捷琳娜大帝被认为是“最后一位有胆识的沙皇”，她从奥斯曼帝国手里夺取了克里米亚，而在那之前，逊尼派奥斯曼人严禁他们统治下的沿海地区的基督徒在教堂鸣钟，只有一些遥不可及的偏远山区的基督徒能享有这种自由。1917年，这些基督徒失去了沙皇的有力保护，现在他们希望拜占庭帝国能够在百年以后的今天卷土重来。
和老板谈生意要比和雇员谈判容易得多，后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明年是否还在这个岗位上。同理，人们更容易相信大权在握的专制者，而不是由选举产生的、四处受到掣肘的行政官员。
普京让我明白驯化的（还有绝育的）动物没有机会对抗野生捕食者，绝对没机会！这事儿和军事实力无关：重要的是推动决策的生物本能。 [5]
历史上，独裁者不仅自身更加自由，而且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比如某些城邦小国，顺位继承的君主往往会对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和风险，他把自己置身于“风险共担”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反而促进了当地的发展。而选举产生的官员则不同，他们的主要职责和兴趣只是报纸上的优势和成就。然而情况在现代发生了变化，独裁者知道自己的时间有限，他们沉迷于掠夺当地的财富，将资产转移到瑞士银行的账户，就像沙特王室一样。
不要指望官僚斯坦
一般来说：
如果某人的岗位去留取决于他的上级对其工作表现做出的定性评估报告，那么应尽量避免让他在该机构内做关键的决定。
尽管根据岗位职责的设置，雇员整体上来说是可靠的，但是在做决定，尤其是艰难决定的时候，或者需要为决策承担后果的时候，你是不能指望他们的。他们也无法处理突发的紧急情况，除非是急救行业本身的工作，比如消防员。雇员只有一个非常简单明确的目标：完成其主管认为必要的工作，或者达到某种可测量（也可操控）的量化指标。设想一个负责向派克大街缺乏品位的寡妇推销吊灯的灯具公司职员，他某天在上班的路上，发现了一个潜在的巨大商机（比如，向沙特阿拉伯游客推销糖尿病药物），他不会迫不及待地投入那个新行当。
虽然你雇用员工是为了让他们帮助公司防止和处置紧急情况，但他们的职责仅限于自己的岗位，一旦出现意外变化，他们就只会傻坐着。公司规模扩大以后，各岗位的职责被清晰地定义和区分，因此，每个人只承担一部分固定的工作。一旦出现了系统性瘫痪，所有人都感到无能为力，这是公司规模扩张之后的一个副作用。
美国人大都受到过越南战争的影响。大多数人（或多或少地）知道某些行动是荒谬的，但是继续行动比停止行动要容易得多。人们总能编造出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这样做是对的（吃不到葡萄的人会设法证明葡萄是酸的；而正在吃葡萄的人则会捍卫酸葡萄的口感，并称其对健康有利。现在这种现象统称为“认知失调”）。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态度也一直存在同样的问题。自从美国世贸中心遇袭后，美国政府的官员们很清楚那个无党派的王国有人（在某种程度上）插手这件事，但是因为害怕石油供应中断，没有官员做出正确决定。与之相反的是，入侵伊拉克是毫无道理的决定，却得到了大多数官员的赞同，因为这似乎更简单。
从2001年打击伊斯兰恐怖分子的政策开始，说好听点儿，美国攻击错了目标，有点儿治标不治本。政策制定者和思维缓慢的官员忽略了恐怖主义的根源，愚蠢地任其发展。因为这件事不能给他们的职业生涯带来任何好处——即便这样做对国家十分有益。“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沙特阿拉伯（美国的“盟国”）的初中生现在都已经成年，如果他们被灌输了极端思想，相信并支持萨拉菲派的暴力主张，或者受其影响为其提供资金支持，那么美国就真正错过了教育整整一代人的机会。我重申，那群受岗位职责限制的官员是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正确决定的。
2009年银行界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我在前面提到过，奥巴马政府也是罗伯特·鲁宾的同谋。我们有大量证据表明他们害怕翻船，不敢打破现状，不愿意与自己的亲信发生冲突。
你现在设想一下，如果在上述情境中做决策的人是把切身利益投入其中的“风险共担”的参与者，而不是那些每年由业绩评估报告决定其收入的人，那么，我们今天的世界将大为不同。
下一章，我们来看看那些并没有获得完全自由的自由人，他们有什么致命缺陷吧。
[1] 在大学设立终身教职的初衷是捍卫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免除其后顾之忧。不幸的是，目前这一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这一初衷，越来越多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教授，因为顺从于这个体制而得到了终身教职的保障，这些人不会为社会公众捍卫自由，他们只会服从于这个体制。
[2] 有些国家的公司会给高管和中层人员发放福利，比如以税收补助名义给他们一辆汽车。这些福利往往是这些人有了钱也不会去买的东西，结果就是他们会更加依赖于公司。
[3] 我忍不住要告诉你们这个故事：有一次我收到一封信——“亲爱的塔勒布先生，我是你作品的忠实读者，我想给你提一个建议，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说脏话，那么将会极大地提升你的影响力。”我的回复很简短：“滚。”
[4] 我的朋友罗瑞·苏特兰，对，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个罗瑞。他曾经这样解释说脏话的现象：“某些公司高管刻意面对媒体说脏话，以便给对方制造一个自己是在说真话而不是背稿子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