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评判吗？
我在绪论里面提到过，我在学术界的职业生涯不超过一个季度，这段经历让我在纽约下雨的时候有地方待着，不会因为担心自己一个人吃饭孤单而勉强去参加某些聚会，也不会在参加这些聚会时担心和这些人交往会使我的头脑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有一天，当时的（现在已经辞职）系主任来找我，并对我发出了这样的警告：“正如商人和作家会受到其他商人和作家的评判，你现在作为一个学者也会受到其他学者的评判，生活充满了同行的评议。”
我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恶心想吐的感觉，我根本无法理解那些从不承担风险的学者的思考方式。事实上，他们没有意识到其他人面对的生活和他们不一样，他们也不试图去了解其他人生活的真实情况。事实就是，商人承担着风险，他事业的成败得失并不依赖于其他商人的评判，如果有什么人能够评判他们，那么也只能是他们的会计（当然，商人也需要避免违背道德规范）。而且，你不仅不想要同行的赞许和支持，你甚至希望得到他们的否定（除了道德问题）。一个久经沙场的老交易员曾经和我分享了他的体会：“如果这个大厅里的人都很喜欢你，那么你一定做错了什么。”
我把话说得再彻底一些吧：
当一个人的命运不依赖于同行评议时，他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作为一个作家，我不接受其他作家、编辑或者书评人的评判，我只接受读者的评价。读者，也许，但是等一下……不是今天的读者，而是明天、后天乃至大后天的读者。所以我唯一的评判员是时间，书出版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读者群体的规模、稳定性和忠诚度，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评判。那些跟着《纽约时报》书评看时髦的新出版图书的读者，对我毫无意义。我可以用隐瞒风险和编造稳定收入来源的办法欺骗我的会计，轻易地就能诱导他做出对我有利的评判，但是时间一长我的把戏就会暴露。时间，只有时间高于人类的一切智慧和正义，我将由它来评判。
只有当你在乎未来人们对你的评价时，人们当前对你的评价才是重要的。
但是请记住，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从不试图赢得一场辩论，他只追求赢得胜利。 [2]
和女王一起喝茶
同行圈子里的人通常会渴望荣誉头衔、成员资格、诺贝尔奖，希望受邀去参加达沃斯论坛或相似的论坛，和女王一起喝茶（还有黄瓜三明治），受邀参加富豪的鸡尾酒会，相信我，在那儿你遇到的人都是大富豪，他们满嘴说着一些你只听说过名字却不认识的名人。富人圈子里的生活就是相互组织这样的活动，他们通常宣称自己正在尝试着拯救世界、狗熊、儿童、山脉和沙漠，这些都是为了宣传自己的美德。
但显然，他们不能影响林迪。事实上，如果你在纽约21俱乐部花钱花时间，试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你就可能已经走上了和林迪相反的道路了。
你现在的同行是宝贵的合作者，而不是最终的评判者。 [3]
体制
事实上，还有比同行评议更糟糕的事情：官僚化的体制。大学的管理者对实际情况一窍不通，却又要强行推行一套管理制度，他们只能依赖外部的信号（美其名曰客观公正的指标体系），他们从不真正知道某人在干什么或者事情是怎么发展的，但是成了真正的仲裁者。
这些仲裁者没有意识到无论是有名的核心期刊还是匿名的同行评议，都不符合林迪的“让时间来筛选”的原则。无论你得到的是期刊编辑的正面反馈还是同行的好评，都只能让某些当前有权势的人对你的作品很满意，而并不能确保你作品的成功。
自然科学领域可能受这种病态问题的困扰较少，所以让我们看看社会科学领域吧。对于一位论文作者来说，他唯一的评判是他的“同行”，于是他们就默契地形成了一个相互引用对方论文的小圈子，这种让圈内人的论文提高知名度和被引用次数的做法，源于指标考核体系，结果却是某种程度的腐败。例如，宏观经济学可能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因为宏观胡说比微观胡说要容易得多，根本没人知道一个宏观理论是否真的有效。
如果你在说疯话，那么你会被认为发疯了。但如果你组织一个20人的圈子，成立一个学会，相互附和着说疯话，那么你可以凭借这些“同行评议”在大学开设一个系了。
学术界有一种趋势，即学者不必参与“风险共担”，如果对此不加制止，学术活动就会演变为一个仪式感很强，但纯属自娱自乐的出版游戏。
现在，学术活动逐渐变成了竞技体育的比赛，维特根斯坦对此持反对态度，他认为知识站在体育比赛的对立面。 [4] 他还说，在哲学上的胜利属于最后说话的那个人（活到最后的人）。
而且：
任何东西一旦带有竞赛的意味，就会扼杀对知识的探索。
在某些领域，比如性别研究或者心理学领域，形式主义的出版游戏愈演愈烈，研究成果越来越少地反映真正的研究。研究人员遇到了代理人利益冲突问题（就像黑手党遇到了两个互为竞争对手的客户同时上门求助），社会和学生付钱给学者希望得到的东西是相互冲突的。好在学者自己有一个圈子，牢牢地把住了学术界的大门，学术界对外界越不透明就对学者越有利。学者熟悉“经济学”，并不意味着他们知道现实生活中经济运行的规律，他们只知道理论，而大多数理论不过是经济学家自己制造出来的狗屎。那些辛勤工作数十年的父母，辛苦攒下积蓄给孩子付学费，而他们的孩子在大学里的课程却很容易退化成时尚秀，课程内容可能是“针对后殖民地时期量子力学的文学批判”（没看懂？因为这就是狗屎）。
好在事情还有一线希望。最近发生的事情表明整个学术体系不得不有所收敛了，校友们（恰巧在现实世界中工作）开始削减给那些开设荒唐闹剧般课程的学校的捐款（奇怪的是，他们有关闹剧的课程却开得极为刻板），毕竟，总得有人给那些宏观经济学家和后殖民主义性别问题专家付工资啊！另外一个好消息是，大学现在还需要和各种职业培训机构竞争，曾几何时，一个人去大学读了“后殖民主义”时期的文学理论就可以找到一份新工作，不用再干炸薯条的活儿了，以后怕是不行了。
违背个人利益
如果一个人将其个人的最大利益注入某项事业，那么他在这项事业上的言论往往最可靠也最令人信服，一个人参与“风险共担”的程度越高，他的话就越可信；而那些不做任何具体贡献也不承担任何风险（却只想着自己地位和利益）的人，他们的话是最不可信的，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大多数学术论文既没有具体内容，也不承担任何风险。事情原本不该是这样的，追求荣誉是人的天性，具有合理的动机。只要你（论文）的实际内容超过你所得到的荣誉，你就继续保持这种本性吧！
如果一项研究成果会给其作者带来名誉上的或者其他方面的伤害，而且还会招致同行的责难，那么这项研究成果就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意识到：
如果一个充满争议的公众人物愿意为自己的观点承担风险，那么他不太可能是在胡说。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