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凯蒂和令人反感的官僚阶层 [7]
在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虚构的回忆录中，有个阶层被称为官僚，得名于中国明朝的官僚体系（与中国的官方语言普通话是同一个词）。我一直知道官僚阶层的存在，但是直到我注意到官僚们对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著作的反应时，我才意识到他们具有一个显著有害的特性。
皮凯蒂效仿卡尔·马克思，写了一部关于资本的巨著。当这本书还是法文版的时候（那时法国之外的人都还不知道这本书），我的一个朋友就送了一本给我，我一直觉得原创的、非数学的社科图书很值得称道。这本《21世纪资本论》，对愈演愈烈的不平等现象提出了强烈的警告，书中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资本总能比劳动力攫取更高的收益率，同时还指出如果对资本的这种高额回报没有再分配或者直接剥夺，整个世界将会崩溃。然而他关于资本投入的回报率高于劳动投入的比较是错误的，任何人只要仔细观察最近兴起的“知识经济”或者曾经参与过投资活动，都不会赞成他的这一观点。
很明显，当你说第一年比第二年更加不平等的时候，你需要确定顶层的那些人还是去年的那些人，否则这种比较就毫无意义。但是皮凯蒂并没有这么做（请记住他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对动态的事物有天然的理解困难），问题还不止于此。不久，我就发现除了从静态角度观察不平等并直接得出结论以外，他使用的方法也有缺陷：皮凯蒂的工具不匹配他意欲证明的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他的作品缺乏数学的严谨。于是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和拉尔夫·杜阿迪合作，另一篇是和安德烈·蒙塔纳以及帕斯夸莱·西里洛合作的《统计力学及其应用》，它们发表在物理学期刊上。关于衡量不平等的指标，比如，前1%富人的构成及其变化，如果你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观察这个指标，你就会发现该指标高于各成员国的不平等程度，而且这种偏差会随着各国不平等程度的增加而增加。我的这两篇论文有严谨得像铁甲舰一样的定理和证明，全文像科学文献一样严密得无懈可击。尽管它可能并不必要，但是我坚持把结果以定理的形式呈现出来，因为如果一个人试图质疑一个被严格证明的定理，其结果只能是让大家质疑他对数学的理解能力。
经济学家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理解不平等现象。不平等可以视作一种尾部的不协调现象，富人位于财富分布的尾部 [8] 。系统内越不平等，赢者通吃效应越强，我们就越偏离“平均斯坦”（见术语表之薄尾平均斯坦，thin-tailed Mediocristan）。不平等的根源在于财富过程是由赢者通吃效应主导的，任何一个在官僚体系帮助下的财富积累过程，都会倾向于将富裕阶层不可逆地锁定在社会顶层。所以解决办法是，允许系统存在一种机制，这种机制使得最强大的、最富有的人有可能因其承担的风险过大而垮塌，这种机制在美国运行良好。
但有些事情比学者犯错误还要严重得多。
问题本身并不是问题，人们如何应对问题才是一个问题。我发现比皮凯蒂的错误更糟糕的问题是官僚体系的干预使得不平等现象更严重了。当官僚们看到皮凯蒂书中的证据时，他们激动得想要马上采取行动，这场景简直就像某人眼中的“假消息”——官僚们可能就是“假消息”。经济学家完全被他的作品冲昏了头脑，他们表扬皮凯蒂的“博学”，因为他探讨了巴尔扎克和简·奥斯汀，这相当于表扬一个举重运动员拿着一个公文包穿过2号航站楼。他们完全无视我的结论，当想起我的时候，他们就说我很“傲慢自大”（想想我坚持的那个策略：使用规范的数学表达式，别人就不可能说你是错的）——这真是对科学的非凡赞美。甚至保罗·克鲁格曼（一个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公知）写道：“如果你认为你在皮凯蒂的作品中找到了明显的漏洞，不论是实证的还是逻辑的，你都可能是错的，因为他认真做了功课。”后来我见到了克鲁格曼，当面向他指出这个错误，他回避了问题（不一定出于恶意），这很可能是因为他没有考虑过概率和组合数学，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考虑一下这样的现实：保罗·克鲁格曼和皮凯蒂之流，不会有阶层下降的风险，我们消除社会不平等的努力，只会让他们的人生更上一层楼。除非美国的大学系统或者法国的政权崩溃，否则他们还会继续领取他们的工资。而你刚刚在牛排店遇到的那个戴着金项链的陌生人，正在承受着如果生意失败就要去排队领救济的风险，克鲁格曼和皮凯蒂却没有这种破产风险。古语说得好，以剑谋生的人会死于剑下，靠承担风险谋生的人也会被风险夺去生计。 [9]
我用了如此大的篇幅写皮凯蒂，是因为他的书激发了广泛而热烈的欢迎，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阶层喜欢用抽象的理论去和被压迫的人建立虚假的团结，其目的无非是巩固他们自己的特权。
鞋匠忌妒鞋匠
普通人之所以不像“知识分子”和官僚那样猛烈抨击财富不平等现象，是因为忌妒只会发生在相邻的阶层，而不会穿越多个阶层。对财富的忌妒并不是源自穷人，穷人只关心如何改善自己的生活，这种忌妒源自有较高社会地位的阶层。简单地说，那些已经致富的大学教授和拥有永久性稳定收入的人，那些在政府或学术界任职的人，他们普遍认同皮凯蒂的观点。和他们交谈之后，我确信那些最积极想要剥夺富人财产的阶层，恰恰是离他们最近的人（并一直拿自己和他们做比较的人）。就像过去许多次社会运动中，最早接受革命理论的恰恰是资产阶级或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官员阶层。所以对富人的忌妒并非来自美国亚拉巴马州南部的卡车司机，而是来自美国纽约或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那些受过常春藤学校教育的“白知”（比如，保罗·克鲁格曼或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受过常春藤学校教育的人有着强烈的权利意识，他们对有些人不如他们聪明却比他们富有的事实感到沮丧。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修辞学》中曾经提出这样一种假设，即你更有可能在你的亲友中遭到忌妒：底层的人可能对他们的表亲或中产阶级产生忌妒，而不太可能对富裕阶层产生忌妒。“在自己的土地上谁都不是圣人。”这句话指出了忌妒是一种具有领地属性的情绪，有人误以为这句话源自耶稣，其实这是《修辞学》中的一段话。不过，亚里士多德这句话也是在赫西奥德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后者的原文是“鞋匠忌妒鞋匠，木匠忌妒木匠”。让·德·拉布吕耶尔总结道，忌妒只在同一行业、相近天赋和相同条件下产生。
所以我怀疑皮凯蒂是否像我们在上一章谈到的米歇尔·拉蒙那样，认真地关心过底层法国人民到底想要什么。我确信他们想要更好的啤酒、一个新的洗碗机或者更快的地铁，而不是去推翻他们从未见过的富人。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人们可以通过设计问题来引导舆论，将富人描绘成窃贼，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做法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蓝领阶层就会要求来一次满地人头的暴力革命 [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