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圣节主教
让我回到社会科学的话题。有时候，我会在纸上快速记下一些想法，给出相应的数学证明，然后把论文展示出来或者等以后发表。我可不想把我的论文发表在那些空洞无物，满是华丽辞藻和规范格式的社会科学期刊上。而在经济学这种根本不应该成为一门学科的领域，我发现那里充满了极有仪式感的活动、格式十分规范的八股文，还有相互默契地引用对方论文的小圈子。经济学领域主要是靠语言表达和文字呈现来说明问题的，而我的论文在经济学领域收到的反馈都只关乎格式和措辞，而不是关于内容的。一个人只有经历了长期的投资生涯之后，才能总结出一种独特的思想，当他用自己的语言把这种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旁人仅凭语言很难理解他。
永远不要雇用一个搞学术研究的人，除非你只想让他写论文和参加考试。
这就让我们想到了唯科学主义的属性。唯科学主义的信徒们不仅喜欢搞毫无用处的成果展示，而且喜欢为了追求仪式美感而把事情搞得毫无必要的复杂。
但是这些学术活动的复杂性和仪式性背后有它自身的逻辑。你想过主教为什么要在万圣节那天隆重地披上教袍吗？
在地中海区域的传统文化圈里，那些在“风险共担”中投入最多且承担最大风险的人，会赢得大家的尊重，获得最高的社会地位。如果说今天的美国社会有什么特点，那就是人们要承担经济上的风险才能获取社会地位，这也是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的成功之道，他们把早期部落为适应战争而采取的做法，移植到了当今的商业领域。其实传统的阿拉伯文化也同样推崇承担经济风险的人。当然也有一些反例，历史上出现过知识分子待在社会顶层的现象，有的地方现在仍然是这样的。比如印度的婆罗门、古代凯尔特人的德鲁伊教（他们的近亲德鲁士人也是这样的）、埃及的书吏，还有中国一度推崇的文人，还要算上战后的法国。总之，在这些地方你会发现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比较高，而且他们控制了权力，并试图将其他人和他们自己区分开来。为此，他们建立了复杂的程序和庄严的仪式，维护自己阶层的神秘性，并极度强调外表和细节。
即便是在“战争英雄”或“实干家”管理的社会中，知识分子阶层也热衷于这种庄严的仪式游戏，因为没了这些排场和典礼，知识分子就只能夸夸其谈，而这下他们可就什么都不是了。想想希腊东正教的教堂，那关乎一种尊严，一个主教如果踩着滑板车，就不成其为一个主教了。装饰本身并没有错，但你只能把装饰当成点缀，不能将其奉为主旨。但是，在科学研究和投资领域，千万不要有任何装饰。
接下来，我们来审视一下这个观点：
就像那个衣冠楚楚开着法拉利跑车的人，看起来比那个蓬头垢面的亿万富翁更有钱一样，唯科学主义看上去比科学更像科学。
真正有知识的人应该看起来不像一个知识分子。
快刀斩乱“结”
永远不要为那些华丽而复杂的程序和仪式买单，因为你要的只是结果。据说亚历山大大帝曾经解决了戈尔迪乌姆（Gordium）首都佛里吉亚（Phrygian）的一个难题（和许多希腊故事一样，这个地方现在属于土耳其）。他在进城的时候发现了一辆旧战车，车轭上有许多绳结紧紧地系在一起，根本看不出它们原先是怎么被系上去的。神谕说，谁解开这些结，谁就能统治亚细亚，其实是小亚细亚、黎凡特和中东等地区。亚历山大在这团粗糙的绳结前研究了一会儿，然后后退了两步，说神谕并不在意这个结是怎么解开的，接着他拔剑砍向绳结，被劈成两半的绳结就此解开了。
没有哪个“成功的”学者会这么做，也没有哪个知识分子会这么做。医学界的“白知”用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解决患者头疼最好的办法是给他吃阿司匹林或者让他睡个好觉，而不是去做脑部手术，尽管后者听起来更“科学”。但是大多数“管理咨询顾问”和其他按小时收费的人，都还达不到这种境界。
生活中的过度智能化
格尔德·吉仁泽和亨利·布莱顿对比了“理性主义”（加引号是因为这里所谓的理性主义其实并没有多少理性）和经验主义两种方法，他们引用了理查德·道金斯有关棒球运动中接球手的例子。
理查德·道金斯认为：“接球手的动作就好像他已经解出了描写棒球运动轨迹的微分方程。在其潜意识层面，一定有一个等同于数学计算的机制在起作用。”
……其实不然，实验表明接球手依赖的是他的经验，一旦击球手把球打到空中，接球手要始终盯住球，并调整自己跑步的速度以使视线和球的角度保持恒定。
道金斯的失误在于他把人们针对自然现象的反应和行为，全部归因于高度智能化推理的结果，从而忽视了人类在做某些决定时对经验的依赖。棒球运动员并不知道什么是经验主义，但他一定会遵循自己的经验，否则他会输给自己的对手，而那个赢的家伙也并非依赖智能化，而是同样诉诸自己的经验。我们将在第18章讲到这个问题，宗教信仰其实就是解决一系列问题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而宗教代理人并不知道其中的道理。依靠解方程来做正确决定并不是我们人类渴望获得的生存技能，我们也不具备这样的计算能力。当然，我们需要理性来帮助我们消除经验带给我们的某些有害的东西，理性帮助我们中和经验乃至迷信中有害的一面，也就是拔掉它们的毒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