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现在我们再来讨论一下“部落”的概念。现代教育和思想的缺陷之一就是引导人们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事实上，我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我在研讨会上选取了90个人，问他们：“你认为在你身上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其中有88个人回答“死亡”。
事实上，只有对精神病患者来说，自身的死亡才是最糟糕的事情。因为紧接着那个问题，我又问了另外一个问题：“比起你自己的死亡，你、你的儿子、侄子、堂兄弟，你的猫、狗、长尾鹦鹉和仓鼠全都死亡，是不是更糟糕呢？”他们都回答：“是。”我接着问：“那你的死亡加上你的儿子、侄子、堂兄弟……以及全人类的死亡，是不是比你个人死亡更糟糕？”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那他们怎么能信誓旦旦地说自己的死亡是发生在他们身上最糟糕的事情呢？ [5]
除非你极度自恋或者患有精神疾病，而即使那样，对于你而言最糟糕的事情也绝不仅限于失去自己的生命。
很显然，我们都认为个体的毁灭和集体的毁灭相比并不重要，而生态毁灭，对人类生存环境不可逆转的毁灭，才是值得所有人为之担忧的头等大事。
用遍历性框架解释就是，在俄罗斯轮盘赌游戏中我的爆仓对于我本人而言不是遍历性的（由于我爆仓出局导致我无法实现时间概率的遍历性），但对于系统而言是遍历性的（对于系统而言，有人爆仓出局体现了集合概率的遍历性）。正如我与几位同事提出的那样，预防系统因遍历性而产生的极端情况应该成为我们首要关注的事物——要防止自己成为系统遍历性的牺牲品。
每当我谈及审慎原则，就会有一群书呆子对我说：“我们过马路还要承担风险呢，何必庸人自扰地担心系统性风险？”这样的强词夺理总会让我感到愤怒。姑且不说行人过马路遭碾压的概率微乎其微（对于每天过马路的人来说，要47 000年才发生一次），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我个人死于交通事故的概率有多大（那并不是最糟糕的情况），而是系统性风险一旦发生就会摧毁我们大家。
我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人类的生命是几近无限的。
或者说：
个体生命结束以后会以其他形式再生，但是人类整体和生态系统一旦毁灭就无可逆转了。
我在《反脆弱》一书中提到过，整体系统的稳定性有赖于系统各部分的脆弱性（假设它们是可再生、可替代的）。如果人类可以长生不老，那么我们可能会因为一次突发的外部灾难，或者我们自身累积的不适应性突然爆发而导致人类的集体灭绝。所以，只有当人类个体的生命较短（也较脆弱）的时候，人类才可能在代际间实现基因变异以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从而以个体的脆弱性换取整体的强韧性。
勇气和审慎并不矛盾
为什么勇气和审慎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品格自古就是美德？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到的美德包括节制、审慎，以及一种被称为实践智慧的洞察力。这些美德与勇气相悖吗？
在我们的理论框架内，这并不矛盾。用胖子托尼的话来说，它们其实是一回事儿。这话怎么说？
我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一群溺水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我展现出了勇气，而且这种行为也符合审慎原则。即使为救孩子们我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从图5中可以看出，我是为了更高层级的集体利益而牺牲了较低层级的自我利益。
图5 个人与集体
注：为挽救集体而承担个人风险就是兼具勇气和审慎的行为，因为你降低了集体风险。
亚里士多德从荷马那里继承了希腊的道德体系（后来又经过梭伦、伯里克利和修昔底德的传承和发扬），在整个希腊世界的价值体系中，勇气从来都不是自私的举动：
勇气是为了更高层级的利益而牺牲自己。
自私的勇气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勇气，因为自我保护是生物本能，谈不上是什么美德。一个愚蠢的赌徒表现出来的是疯狂，而绝非勇气，尤其当他在用别人的钱冒险或者自己还有一大家子要养活的时候。 [6]
重申理性
上一章我们从决策带来的实际效果角度，而非从“信仰”的角度重新定义了理性。事实上，那些所谓的信仰通常极具说服力，可以使我们避免做出威胁系统生存的事情。即使上述信仰需要迷信来支撑，它们也没有违反理性的原则，在技术上反对这种迷信反而阻碍了进步。如果迷信是通往遍历性的必由之路，那么就继续迷信吧！
让我们再来看看沃伦·巴菲特的故事。他的成功从来都不是依靠复杂的成本收益分析赚来的，恰恰相反，巴菲特只是建立了一个非常严格的筛选体系，只有通过筛选的项目他才进行投资。他曾经说过，成功人士和真正的成功人士之间的区别就是后者几乎对所有投资机会说“不”。我的观点与之类似，我们的大脑必须习惯于对尾部风险说“不”。许多方法都可以赚钱，且完全不必触发尾部风险。同样地，许多方法可以拯救世界，完全不必使用那种会导致系统脆弱性和未知风险的复杂方法。
每当我听到有人说“我们必须要承担风险”的时候，我立即就能判断出这话绝对不是一个从市场波动中幸存下来的交易员所说的，多半出自金融学教授或银行家之口，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这些银行家总是拿着别人的钱去冒险，而且结局大多是爆仓和毁灭。
事实上，拒绝那些标新立异的“伪先进”技术并不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很高的成本。我就心安理得地做着一些在别人眼里“杞人忧天”的事情，因为我很清楚，我对那些尾部风险近乎偏执的审慎态度只要做对一次，就足以挽救我自己。
拥抱风险
《反脆弱》一书展示了人们如何将破产风险和市场正常的变化与波动相互混淆的现象，他们想当然地简化了那些实际上极为深刻和严谨的逻辑。但是，在有些情况下风险对我们更有利，比如，我们可以承担大量非尾部风险，以享受尾部收益。实际上，波动并不一定代表风险，反之亦然。比如，从长凳上跳下来的动作可能对你的骨骼有好处，但是从21层的高楼上跳下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小的伤害可能是有益的，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波动，但大的伤害，尤其是不可逆转的伤害则是我们始终要提防的风险。夸大和渲染市场波动造成的危害是危言耸听，但是对尾部风险事件，无论怎么夸大和渲染，都不过分，因为这是一种审慎的风险预防机制。毕竟，风险和爆仓不是一回事。
天真的实证主义
所有的风险都不相同。比如，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埃博拉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在自己家的浴缸里淹死的人还要少”，或者是其他类似的基于所谓“证据”得出的说法。这类问题你的祖母会很容易理解，但是对于那些半吊子学者来说却是难以理解的。
永远不要将倍增的、系统性的胖尾风险和不倍增的、特殊的薄尾风险相提并论。
回想一下我之前提到的一个人死亡与其他人死亡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启示：我们需要关注那些后果和影响的波及范围超出其本人的系统性效应。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记忆，随机事件一般分为两种类型：平均斯坦和极端斯坦。平均斯坦是薄尾的，并且受影响的个人不会再波及其他人；而极端斯坦从定义上来看，会对较大范围的人群造成影响。因此，极端斯坦具有平均斯坦所不具备的系统性影响。可倍增的风险，比如流行病，总是来自极端斯坦。它们可能并不致命（比如流感），但仍然属于极端斯坦。
更专业的说法是：
来自平均斯坦的风险会受到切诺夫界的限制。
我们举个例来解释切诺夫界，在人口总数和浴缸数量不变的情况下，美国淹死在自己浴缸里的人数在下一年度翻倍的概率将会是几万亿分之一。但是美国死于恐怖主义袭击的人数在下一年度翻倍的概率就不能这样计算了。
记者和社会科学家近乎病态地沉溺于上面那种无知理论不可自拔，尤其对那些坚信回归分析和图表展示是解释问题的可靠方式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这些人只接受过基于平均斯坦的训练。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诸如“和金·卡戴珊睡过的人比死于埃博拉病毒的人还要多”这类耸人听闻的新闻标题，或者还有的新闻说死于家具事故的人比死于恐怖袭击的人还要多。你的祖母基于生活常识的逻辑推理将澄清这些胡扯的新闻。仔细想想吧，绝对不可能有10亿人与卡戴珊睡过（女的算上也不够），但埃博拉病毒由于倍增效应而大范围流行并造成10亿人死亡的概率却不一定是零。或者我们再举一个非倍增的例子，比如恐怖分子污染水源造成严重人员伤亡事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即恐怖主义致死人数比较低是因为人们提高了警戒（我们会在乘客登机前进行安检，以筛查可能混迹其中的恐怖分子）。如果有人以恐怖分子袭击概率低为由认定这种警戒是多此一举的，那么他其实犯了逻辑推理的错误，毕竟恐怖分子和你的浴缸不同，后者不会主动杀人。
我一直感到非常困惑，为什么上述观点对于很多“科学家”（包括政策制定者）来说难以接受，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比如概率问题专家保罗·恩布雷希特来说，却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恩布雷希特的研究方向是概率论的一个分支：极值理论。我把这群研究者戏称为“极端分子”，原因是他们像我一样，专注于极端事件的研究。但是，恩布雷希特和他的同事只关注极端事件，而不关注一般事件。请注意不要把他的理论与极端斯坦相混淆，他们研究极端事件的发生，既包括极端斯坦也包括平均斯坦，只不过平均斯坦比极端斯坦温和一些。他们通过广义极值分布给发生在“尾部”的事件分类。事实上，越是落在“尾部”区域的事件就越是清晰可见。而且用概率描述一个事件远比用文字描述更简洁明了。
总结
我用几句话总结一下本章的内容：
人们可能会喜欢风险，但肯定厌恶爆仓、破产和毁灭。
生活中的核心非对称性在于：
如果一个策略有可能触发爆仓风险，那么无论多么大的收益都得不偿失。
还有：
摧毁系统的风险和系统内部的波动是两个物种。
你承担的每一个风险累积起来最终会导致你的预期寿命缩短。
最后：
理性就是避免系统性毁灭。
[1] 作者在原文中为“表弟”杜撰了一个名字：Theodorus Ibn Warqa，这个名字的构成十分奇特，其中“Theodorus”疑指拜占庭帝国皇帝希拉克略的弟弟，他于公元633年6月率军抗击阿拉伯人的入侵，在战斗中阵亡并丢失了帝国的大马士革、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约旦等领土。“Ibn”在阿拉伯语中是“之子”的意思。“Warqa”疑指中世纪阿拉伯爱情故事《瓦尔卡与古尔莎》的主人公瓦尔卡，他历尽艰辛要娶古尔莎为妻，但造化弄人，两人先后殉情。作者杜撰了这个包含拜占庭和阿拉伯双重色彩的名字以体现某种程度的遍历性，并用这两位悲剧英雄的名字暗示“表弟”在赌场的最终命运。考虑到这个杜撰的名字十分拗口，直译恐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故正文仅以表弟标识。——译者注
[2] 经济学家可能已经认识到“集合概率和时间概率”混淆的问题了，但并不深刻。此外，他们总是喋喋不休地说：“我们对胖尾现象已经足够了解了。”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将这一观点推向深入会推翻他们之前的很多成果——重要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
[3] 这里存在两种可能的情况，一种可能性是统计数据本身有问题，真实的飞行安全性应该近99.9999%，否则一个飞行员连续飞行（重复暴露在某风险中），最终会在其职业生涯中遭遇不幸；另外一种情况是每次飞行的条件和环境都不一样（并非每个航班都会飞越交战区域），导致每次飞行都不是同一条件下的重复实验，那些会造成机毁人亡事故的风险并非每次飞行都存在，而是极其偶然出现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统计方法就不适用于解释这个问题了。从上下文看，作者倾向于前一种解释。——译者注
[4] 心理账户是指人们在心理上（或物理上）把资金放在相互独立的不同账户里的倾向。人们更关注资金的来源，却忽略了自己作为所有这些资金的实际拥有者，资金来源其实并不重要。例如，某人可能会因为一条领带太昂贵太华丽而舍不得买，但是如果他的妻子在他生日那天用他们俩的联合支票账户给他买了这条领带，他反而会非常高兴。在我们讨论的例子中，塞勒认为投资人不应该关注资金来源是投资收益还是原始本金，因此按照盈亏来调节投资计划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塞勒和所有伪心理学家一样，没有弄懂其中的规律，还是那句话，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不善于和动态的事物打交道。
[5]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的死亡加上我不喜欢的人，比如新闻学教授斯蒂芬·平克的死亡，要比仅仅我自己死亡更糟糕。
[6] 社会科学研究者们不得不借助所谓的“镜像神经”来解释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也是唯科学主义的一种形式，《反脆弱》一书曾有提及。
